张先鉴：读外国著作汉译本是虚掷光阴

一九七九年九月以前，因为条件限制，先鉴没读过几本好书。

之后，开始大补，近乎迷狂地追逐经典与名著，迷狂地阅读，迷狂地收藏。到八三年七月，藏书与读书，已经成为一种习性，一种无法改变也不想改变的习性。

喜欢读书，但是，先鉴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不读外国著作汉译本。这个习惯在一九八一年初现苗头，八二年基本形成，八四年已经根深蒂固。这个习惯的形成有两个诱因：自己的感悟，老师的提示。

自己的感悟，有三个来源：外国文学课，中国文学课，英语专业翻译课。

在上世纪，大学中文专业都开设外国文学系列课程，包括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批评史、外国文学作品选读、外国文学理论著作选读等，还包括外国诗歌、外国戏剧、外国小说、外国散文等。

先鉴听过好几门课，经常和同学们讨论外国文学问题。在听课及课前课后阅读中，同学们接触到“伊利亚特”和“伊利昂纪”、“奥德赛”和“奥德修纪”、“汉姆莱特”和“哈姆莱特”、“郭哥儿”与“果戈里”、“陶师道”与“托尔斯泰”、等等。

一天，几位同学讨论希腊神话，说到夺取金羊毛的英雄，一个说是“伊阿宋”，一个说是“耶宋”，还有一个说是“杰森”。他们从不同老师的授课中听到这些名字，也从不同读物的记述中读到这些名字，都不知道为什么老师的说法不一致，为什么读物的提法不一样。

有位同学认真考证，发现“伊阿宋”、“耶宋”和“杰森”极可能是同一人。有这个发现，他很得意，拿出来与同学分享，并且找先鉴求证。先鉴想告诉他：这个考证基本上没有意义，这些汉语名词可能是同一希腊语名词的不同汉译。但是，先鉴胆子小，不敢断言，只是说：是不是同一个名词，要查希腊语原文。

高考恢复头几年，因为考生普遍没学过外语或者外语普遍很差，除外语专业外，外语成绩不计入总分。先鉴进的文学系，当时有中国语言文学、英国语言文学、日本国语言文学三个专业，简称中文专业、英文专业、日文专业；七七、七八、七九三级中文专业的外语课程都选俄语，日文专业的二外课程都选英语，英文专业的二外课程都选法语。

中文专业开设多门中国语言文学课，外语专业也开设几门中国语言文学课。外语两个专业好像统一选修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汉语写作等三门课。它们是不是必修课，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除这些课外，先鉴还蹭听过给中文专业开出的全部中国语言文学课，如中国文学史、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中外诗歌、（中国）民间文学等。

文学系还开设好几门用汉语讲授的外国文学课，如欧洲文学史、外国文论、马恩文论。这些课先鉴也都听过。但是，它们是面向三个专业，还是只面对中文专业，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

上中国语言文学课时，在课堂讨论与课后交流中，同学们会经常谈到外国语言文学。

一次，在课堂讨论中，有同学提到美国诗人惠特曼，试图展开讨论。任课老师不屑一顾，反问道：“搞外国文学的说惠特曼是大诗人，你们读过什么《草叶集》吗，先说说《草叶集》中收的那些草叶有多少诗味？”

同学们面面相觑。这位老师知道有英语专业的听课，接着发问：“英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说说，是本来就没有诗味，还是翻译得没有诗味？”

先鉴正好读过十来篇，很喜欢，便斗胆回答：“我觉得是汉语译本没译出诗味。”老师再问：“我们读到的汉语译本，出自大翻译家之手。我们应该相信他，还是你？”

外文专业翻译课，在上世纪，在师资力量较强的大学，一般有两门必修课：外汉翻译（概论，或理论与实践），汉外翻译（概论，或理论与实践）。

先鉴进的文学系英文专业，师资力量不算强，好像只开设英汉翻译。

受文化氛围、外语教育教学思潮、英汉翻译教材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在理念和策略上，任课老师都属于极端归化派。极端归化派讲究“信、达、雅”，强调汉语译文“达”与“雅”，因为译文的目标读者是中国人。然而，“雅”甚至“达”，经常以牺牲“信”为代价，如英语 in early February，译成“二月初”即可，偏偏要翻译成“早春二月，乍暖还寒”。翻译课以翻译技巧为纲目，如长句翻译、定语从句翻译、状语从句翻译、等等，每个单元讲一个技巧；每个单元，第一步讲解翻译技巧，第二步分析教材所给的和老师补充的译例，第三步课堂翻译练习，三步之前或之后讲评前一单元翻译作业。

先鉴多次和老师抬杠，让老师很不高兴。一篇介绍华盛顿生平的小文，标题是 Washington in War and Politics，英语简单直白。一位同学翻译成“华盛顿的武功文治”，在课堂翻译作业讲评中，老师说不够“雅”，说应该翻译成“华盛顿的文韬武略”。有位同学不服，与老师争辩。老师让先鉴发言，说哪个更好。先鉴说，“文韬武略”“雅”得过份，“武功文治”也太雅，原文是大白话，应该用大白话来表达，“军功政绩”最好。老师有点火，问：汉语中有“军功政绩”这么一个四字格成语吗？先鉴回答：好像没有。老师说：要用四字格成语。

这时，先鉴才突然明白一位外国文学老师对一部外国小说的评价：这位作者语言功夫了得，四字格成语用得纯熟。

翻译课老师讲：翻译是再创造。

后来，先鉴读到另一种说法：翻译是谋杀。

外国文学课、中国语言文学课、英文专业翻译课引出的感悟，让先鉴更加相信：翻译是谋杀。

老师的提点，主要来自彭燕郊老师。

也是因为前面的感悟，进入大学二年级，先鉴不再读外国著作汉译本，于经典与名著更是不越雷池。英语、法语、日语原产著作一律读原文文本，英语自由，法语勉强，日语硬啃。其它外语原产著作，或者不读，或者只读已经在英语世界成为经典或名著的英语译本，如钦定《圣经》和乔氏《共和国》

对于这种阅读取向，彭老师充分肯定，并且时时督促与推进。彭老师《关于译诗——一个读者的回忆》（《外国诗》第二辑，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一文，使先鉴更加坚信这种阅读取向的价值。在文章中，彭老师这样说：

读者只是读者，他所能说的，只是读者的感受，他的喜悦、渴求和期望，……（省略处理非原文所做，下同。）他想读些什么和什么样的译诗是他爱读的，……有的译者比较拘谨，甚至不惜削足适履，硬把外国诗纳入中国旧诗形式里，像（当时用“象”字，下同）《学衡》派的译者们就是这样，读起来总有些使人不大相信。……《贫人》用五言歌行体，……不少地方颇见译者功力，也很感人。不过，读起来总有这样的疑问：雨果是不是这样写的呢？

……

译巴尔扎克，认真于流畅，流畅到简直像个通俗改写本，乃至于译过来的巴尔扎克与伏尔泰难分，在作品的流传上自然是有好处的，如果深一层次加以考虑，就不算很合要求了。

改写本！彭老师一语道破外汉翻译的真相！因为语言差异，外国著作的汉译本，大多只是它们的汉语改写本。彭老师的话，把先鉴的认识，从感性层面提升到理性层面。

把改写者当成巴尔扎克与伏尔泰，读者是不可能见到、也不可能分别巴尔扎克与伏尔泰的。如果改写者是名不见经传、学问不足而且改写能力平平的小人物，把他们当成巴尔扎克与伏尔泰，阅读他们的文字无疑是虚掷光阴。如果改写者是大家，把他们的文字当成改写来读，或许会是一种趣事。很多大家翻译过雨果的诗，如马君武、刘半农、闻家驷、穆木天等，但是，从他们的译本中，读者读到的只会是马君武、刘半农、闻家驷、穆木天等，而不会是雨果。雨果《秋叶集》（Les Feuilles D’Automne）中有一首以“O mes lettres d’amour, de vertu, de jeunesse”开头的无题诗，马君武译成：

此是当年红叶书，而今重展泪盈裾。

斜风斜雨人将老，青史青山事总虚。

两字题碑记恩爱，十年去国共艰虞。

茫茫乐土知何在，人世苍黄一梦如。

确是好诗，但是，不是雨果诗，而是马氏诗。马氏诗很有诗味；那些不入流的、凭外汉词典做翻译的大学外语系师生们的译本大多全无诗味。

人类文明已经有几千年历史，著作浩如烟海，其中经典与名著也是数不胜数。对于读书人，可读的太多，有的因为工作需要必读，有的因情趣使然爱读，即便每天用八个小时读书（另外，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吃饭睡觉），读整整一百年，也不可能读遍全部经典与名著，更不说一般著作啦。

外国经典与名著，如果读得懂原文，选一些必读的与爱读的来读一读，自然是好事。如果读不懂原文，花时间读它们的汉译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为不虚掷光阴，为读书有真正收获，不读外国著作汉译本，对于想读书与爱读书的人来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