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富商：一部汉代版的“权力的游戏”
浩然文史官方账号我们常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古代中国那么富庶，商人那么有钱，却没有诞生出像欧洲那样能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强大资本力量？为什么“重农抑商”的魔咒，总是悬在中国古代富商的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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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穿越回两千多年前的汉朝。汉朝四百年，就像一个巨大的历史实验室，它完整地上演了一遍国家与“民间资本”（也就是那些大商人、大老板们）之间相爱相杀的全过程。这其中此消彼长的权力游戏，深刻地塑造了后世两千年的中国历史。
今天，我们就用大白话，聊聊这部汉代版的“权力的游戏”是如何上演的。
一、皇帝也得“抱大腿”：
民间“首富”们的好日子
你可能想不到，强大的汉朝，也有过一段对民间富商客客气气，甚至要“抱大腿”的岁月。那就是西汉初年。
秦末混战加上楚汉争霸，把整个国家打成了一片焦土。刘邦建立汉朝时，面对的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烂摊子。史书记载，连皇帝出门都凑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将相们只能坐牛车上班。国库空空，中央政府说话都没什么底气。
但与此同时，民间却藏着巨大的财富。当时利润最高的行业，比如煮盐、冶铁，都掌握在民间老板手里。他们富可敌国，比如卓氏、程郑等人，都是靠冶铁成为一方巨富，“富埒王者”，意思是财富能跟诸侯王掰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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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夸张的是什么？是造钱。汉初的政策是“使民放铸”，居然允许民间自己造钱！当时最牛的“首富”，不是皇帝，而是皇帝的宠臣邓通。他被特许在自己的封地开矿铸钱，富到什么地步？“邓氏钱布天下”，他家的钱成了全国流通的硬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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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在那个特殊的“国穷民富”的年代，国家没钱没人没实力，想恢复经济，就必须依赖这些民间大老板。于是，双方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合作”关系。国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们发财；你们搞活经济，也间接帮国家恢复元气。
这是民间资本的黄金时代。商人们不仅有钱，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钱袋子壮了，腰杆子就硬了，野心也开始膨胀。最终酿成的“七国之乱”，背后就有这些富商豪强的身影。这一下可敲响了警钟，让皇帝明白，这些“合作伙伴”，搞不好是会要命的。
二、汉武大帝的“收割”时刻
黄金时代很快就走到了尽头。等到几代人过去，国家休养生息，缓过劲来了，特别是当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汉武帝刘彻——登上历史舞台时，游戏规则彻底变了。
汉武帝是个“创业型”皇帝，他的目标是“内兴功业，外攘夷狄”，说白了就是要干大事，尤其是要跟北方的匈奴死磕。打仗，是这个世界上最烧钱的事。钱从哪儿来？国库里的那点钱哪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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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目光，犀利地投向了那些富得流油的民间商人。一场针对民间资本的“收割”行动，拉开了序幕。
第一刀，砍向最赚钱的行业。 汉武帝宣布：“盐、铁，现在收归国有了！”这就是著名的“盐铁官营”。国家成立专门的机构，垄断了盐和铁的生产与销售。以前靠这个富甲一方的商人们，一夜之间生意就黄了，要么破产，要么被招安给政府打工。
第二刀，收回印钞机。 民间铸币？想都别想了。汉武帝下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只有中央政府指定的机构（上林三官）造的钱才是合法的，谁私自造钱就抓谁。钱袋子被牢牢地攥回了皇帝手里。
第三刀，国家亲自下场做生意。 汉武帝还搞了“均输”和“平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的物流和贸易网络，贱买贵卖，调控物价。等于说，国家成了全国最大的“中间商”。那些靠长途贩运赚差价的商人，生意空间被大大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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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面三刀还只是断你财路，那最后一刀，就是直接抄家了。这就是骇人听闻的“算缗”与“告缗”。
“算缗”，就是向商人、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但商人们肯定会藏富啊，怎么办？于是更狠的“告缗”出台了：鼓励全民举报！谁举报别人隐匿财产，查实之后，没收的财产分你一半！
一时间，天下大乱，告密之风盛行。司马迁用八个字记录了当时的惨状：“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意思是中等以上的商户，基本上都破产了。民间财富，通过这套组合拳，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国家的口袋，支撑着汉武帝的赫赫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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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笼中鸟”的生存智慧
经历了汉武帝时代的雷霆打击，民间资本是不是就彻底消失了呢？并没有。它们只是学会了用一种更聪明、也更无奈的方式活下去，就像一只被关进笼子里的鸟。
这个笼子是国家设定的，但笼子里依然有生存的空间。
首先，学会了“守规矩”。 汉代法律还是承认私有财产和契约的。只要你不挑战国家，老老实实做点小买卖，写个合同借个钱，官府还是会给你判案，提供基本的法律保护。这是民间资本能够存活的底线。
其次，学会了“花钱买平安”。 既然经商风险这么大，社会地位又低，那怎么办？很多商人选择“由商入土”，把赚来的钱大量地购买土地，摇身一变成为地主。土地虽然利润低，但稳当啊，是那个时代最硬的硬通货。
再者，学会了“如果打不过，就加入他们”。 还有一条路，就是向体制靠拢。汉朝有“入粟拜爵”的政策，就是你给国家捐献粮食，国家就给你一个爵位。这相当于花钱买个官身，成了“自己人”，腰杆自然能硬一点。或者，干脆给政府当“供应商”，比如盐铁官营后，政府也需要懂业务的人啊，于是就雇佣以前的盐铁老板来管理，把他们从独立的资本家，变成了国家的“高级职业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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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汉代的商人们，在与国家的博弈中，学会了一套复杂的生存哲学。他们既是经济的活力源泉，又是国家时刻提防的对象；他们既被无情“收割”，又被巧妙地利用。
文史君说
这个在汉代形成的“国家强-市场弱”的权力格局，以及民间资本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蛰伏”智慧，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基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两千年。民间财富可以兴盛一时，但终究飞不出国家权力的“笼子”。这，或许就是我们开头那个问题的答案。
参考资料
李一鸣：《巅峰与绝响——汉代民间资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文史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