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遮不住帝国主义黄昏的遮羞布。
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迈阿密港口发表演说,鼓励美国人使用“美国制造”。白宫看到了作为总统演讲背景的起重机上有中国公司的标志,并将其用美国国旗掩盖。无奈天公不作美,一阵风吹来,刮落星条旗,露出了“ZPMC”(振华重工)的标志。
2025年10月5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美国海军成立25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美国发布的视频和照片,不小心就显示出杜鲁门号航空母舰还有破损的部位,美国海军为了遮丑,用一面硕大的海军旗帜将破损部位进行遮挡,不过美国媒体还是拍摄了相关的画面。由于美国现有的大型船坞被其余的舰艇所占用,为此对于杜鲁门号航空母舰的维修工作迟迟都无法展开,以至于就有了10月5日的尴尬局面。美国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杜鲁门号上的这处破损,是发生在8个月前的2月12日晚间,在地中海地区埃及塞得港附近作业时与商船“贝西克塔斯-M”号相撞。
从奥巴马用星条旗遮盖中国振华重工的Logo,到特朗普在海军250周年庆典上用军旗遮盖“杜鲁门”号航母的碰撞伤痕,这两幅画面,赤裸裸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去工业化的恶果。然而,去工业化也正是帝国主义寄生虫的必然归宿。
有苏联(俄罗斯+乌克兰)的前车之鉴,美国妄图再工业化,已经是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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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一天,乌克兰黑海造船厂厂长马卡洛夫对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说:“‘瓦良格’号不可能再完工了。”
俄罗斯总理问道:“为了将舰完工,究竟需要什么?”
他回答道:“我需要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和九个国防工业部,600个相关专业、8000家配套厂家,总之,我需要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完成它,但这个伟大的国家已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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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去工业化,不是靠从别的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就能够实现再工业化的,就像黑海造船厂在苏联解体之后永远造不出“瓦良格号”一样,一旦“自宫”,就只能永远当太监了。
所以,中国赢得世纪挑战,一方面是独立自主,另一方面也是对方自残。
其实,去工业化也是资本主义的宿命。原本通过加强工业化水平就能国富民强,而且工业革命也让西方尝到了很大的甜头。1970年代后,通过金融系统进行的货币财富积累凌驾于产品生产过程之上的金融资本主义盛行,英美率先练起了“葵花宝典”。西方国家的金融垄断和资本输出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造成了西方的寄生性。
英媒《金融时报》早前报道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造船业陷入衰落。1975年,美国造船业的产能在全球排名第一;近50年后的今天,美国的商用船舶产量已不足世界总量的1%,全球排名跌至第19位。此外,在过去20年间,中国的远洋船产量是美国的三倍。2023年,中国生产了1000多艘远洋船,而美国仅生产了10艘。
根据美国海军研究所的数据,中国已经超过了全球造船市场的50%,韩国和日本分别占近30%和17%,而美国产能仅为0.13%。
如今,为满足海军需求并重振“奄奄一息”的造船业,美国正向造船能力仅次于中国的盟友——日本、韩国等,寻求投资和帮助。还有,军舰维修合同,也交给了印度阿三哥。
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靠另外一个国家的造船厂,能成为海军强国的。
美帝国内高度金融化,曾经引以为傲的实业,还剩下什么?其实,他们最大敌人,是华尔街那些玩金融的鱿鱼们,犹太金融资本就是寄生虫。
工业革命曾是人类历史上的生产力飞跃,它让欧美国家率先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与霸权。流水线、炼钢炉、造船坞,曾是帝国力量的源泉。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主义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与依靠艰苦的技术积累、生产制造来获取利润的工业资本不同,金融资本追求的是在货币流通过程中,通过投机与杠杆,实现快速的、超额的增值。
这仿佛是一本能够速成“神功”的《葵花宝典》。英美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率先挥刀“自宫”,放弃了看似笨重、利润微薄的实体工业,转而投身于金融游戏。华尔街的键盘敲击声,盖过了底特律工厂机床的轰鸣。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寻找成本最低的洼地,将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短期内,金融业带来了纸面富贵,股市飙升,资本大鳄赚得盆满钵满,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虚拟经济的繁荣。
然而,这种繁荣是寄生性的。它剥离了国家财富创造的根基。当一个国家不再生产它所消费的大部分商品,不再具备维护其核心基础设施和军事装备的完整工业能力时,它就变成了一个寄生于全球产业链的“食利者”。它的强大,越来越依赖于金融霸权、军事威慑和文化输出,而非实实在在的创造与生产。奥巴马想要遮挡的,正是这种寄生性对“美国制造”的背叛;特朗普试图掩盖的,则是这种寄生性最终反噬到其军事霸权核心的恶果。
“去工业化”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美国在资本主义最高阶段——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的必然归宿。 它选择了一条阻力更小、利润更高的“寄生”路径。然而,这种模式在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也掏空了其立国之本和力量之源。
当它试图扭转这一趋势时,发现要对抗的不再是某个具体国家,而是自己亲手建立并赖以生存的全球资本逻辑体系。这无异于一场自我的革命,其难度可想而知。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去工业化如此危险,美国难道不能启动“再工业化”吗?答案远比想象中残酷。一旦完成“去工业化”,再想回头,难如登天。这并非简单的产业转移回流,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重建过程。
黑海造船厂厂长马卡洛夫关于“瓦良格”号航母的那段著名哀叹,是对此最深刻的注脚。当俄罗斯总理询问需要什么才能完成这艘巨舰时,马卡洛夫的回答不是一个简单的清单,而是一个已经消逝的“伟大的国家”——苏联。他所指的,是那个集成了国家意志、计划体系、九个国防工业部、数千家配套厂家、数百万产业工人的完整工业体系。
工业体系不是一个工厂的集合,它是一个生命体。它需要从基础教育到尖端研发的人才梯队,需要从螺丝钉到特种钢材的供应链网络,需要从技术工人到工程师的技艺传承,更需要一个能够协调如此庞杂资源的国家组织能力。这个生命体一旦被瓦解,其蕴含的“工业知识”和“组织记忆”便会迅速消散。厂房可以重建,机器可以购买,但那个无形的、环环相扣的网络,却如同被打碎的琉璃,再也难以复原。
美国今天面临的,正是类似的困境。它或许能通过国家力量吸引个别高端制造业回流,但它再也无法重建那个曾经支撑其赢得二战、太空竞赛的、无所不包、自成一体的工业宇宙。它的供应链断裂,技能工人断层,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脱节。修复杜鲁门号航母的拖延,正是这一困境的缩影——除了没有钱,还没有了随时可用的船坞、熟练的工匠和高效的配套产业协同。
与西方的“自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路径。常有一种论调,将中国的崛起归因于承接了西方的产业转移。这无疑是一种片面的解读。产业转移提供了接入全球市场的机会,但能否抓住并内化这个机会,完全取决于自身。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像是一场历时数十年、波澜壮阔的“自力更生”史诗。从建国初期的奠定重工业基础,到改革开放后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前后70多年,中国建立起了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完整工业体系。这个过程,是无数工程师、技术工人一点一滴的知识积累,是无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淬炼出的供应链韧性,是国家长期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科研进行战略性投入的结果。
换言之,中国走的路,是通过自身的工业化进程,积累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供应链、人才、技术标准和市场网络。中国是在一个被霸权压制、技术封锁的恶劣环境下,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完成了这一历程。当奥巴马身后的起重机贴着中国标志时,它象征的是中国工业体系在全球竞争中赢得的实力。
因此,中国今天所面临的“世纪挑战”,其胜算不仅来自于自身的“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也同样来自于对手的“主动自残”。金融资本的贪婪,驱使帝国主义走上了掏空自身根基的寄生道路。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两种不同发展逻辑的必然结局。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从迈阿密的港口到地中海的航母,那两面在风中猎猎作响、却又屡屡“失职”的旗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黄昏的醒目信号。它们试图遮掩的,是产业空心化的虚弱,是工业基础崩塌的危机,是金融寄生性不可逆转的宿命。
黄昏已至,任何的遮掩都只是徒劳。因为,能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从来不是一面旗帜的华丽,而是其脚下坚实的工业大地,和人民手中创造未来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