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落后与儒家没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以及生产力的创新,导致了中华百年屈辱。这种说法纯粹是瞎扯淡。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最终为何“独尊儒术”?原因很简单,这不是董仲舒的异想天开和独断专行,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儒家思想无非是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的要求,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生产力的进步,中国3000多年来领先世界的历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其他的思想,道家的无为,解决不了社会的问题;墨家的兼爱,超出了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让人无法接受;杨朱的极端自私,让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不能认可。只有儒家的仁爱,让所有人都感到具有较强的亲和力,易于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包括统治者和老百姓。当然,最终成功胜出的还有法家,只不过是外儒内法、明儒暗法罢了,总之,在整个中国中央集权制的历史时期,真正发挥作用的就是儒法二家,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实际状况的必然结果。那么近代以来,西方为什么超越中国了呢?原因众所周知:西方出现了科学、发生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在西方,则在于西方的宗教与商业(或者说海盗)文化。
中国历史上只有技术而没有产生科学。其实西方近代之前也没有出现科学,这里首先也说明一下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将可以实证、且符合逻辑的自然规律,通过数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理论体系。那么在这个理论体系出现之前,世界上并无科学可言,中国是如此、西方也一样。所以我们只能说,牛顿于1687年首次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是科学诞生的主要标志,在此之前科学是不存在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鲜有宗教的成分。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宗教可言。而西方的历史文化则主要是宗教文化,而宗教的特点就是既不能实证、也毫无逻辑可言。而根据对立统一规律,一个事物的出现,必然伴生者其对立面的事物出现,或者向着其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所谓的“反者道之动”。因此西方既然出现了宗教,那么其对立面的科学,也一定会相生相伴地出现,而科学则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华民族长期领先于世界,主观上失去了社会变革的动力。特别是从宋代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就呈现出“十船九空”的盛况,载着十船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到海外进行贸易,回来时只有一艘船拉着满船白银,其他船只空空如也。说明当年中国对外贸易,西方就没什么可以交换的,只能动用白银这种硬通货来支付贸易逆差。到了在18世纪,也就是乾隆年间,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有一半以上都流进了中国。当年中国社会的总体生活水平,比刚刚脱离中世界的西方不知要高出多少倍,“穷则思变”,既然我们的生活水平要比你们好得多,还费那个劲搞社会变革干吗?
商业及海盗文化必然导致科学的产生和工业革命。一方面西方商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跨国及跨越海洋的贸易,特别是跨海贸易则必然要求要掌握气象、天文、地理、海洋等方面的知识,客观上就会不断推动天文学、地理学、蒸汽动力学、导航定位学等学科的进步,为了更好地掌握和运用这些规律,西方将其总结并上升科学的高度,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海盗的大规模出现,为了更加高效地屠杀和抢掠,则对武器升级换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不断满足这样的要求,于是便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到来,以便为武器的大规模生产和继续升级换代提供坚实的基础。
提出“重农抑商”观点的并非儒家。相反,春秋时期管仲提出“抑商贾以益农民”,商鞅在秦国推行禁农经商、盐铁专营等措施,秦始皇将其列为“上农除末” 全面推广等等却都是法家。原因也不复杂,在农耕文明时代,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没有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国家也就要破灭了,“齐纨鲁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相反商业则是锦上添花的事儿,有了它更好,实在不行没有它也无所谓。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商业不产生价值,就是这个道理。相反儒家并不鄙视“利”。尽管儒家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这只是说当义与利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将义放在首位,不能见利忘义。而在大多数二者不矛盾的时候,则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孔子的学生中就不乏大商人,其中子贡就是儒商鼻祖,不仅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儒家杰出代表、孔门十哲之一,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国、卫国的丞相。还善于经商,还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所以中国历史上商业文化没有发展起来,真怨不得儒家。
至于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为什么没有延续下去并催出生科学和工业革命呢?根本原因在于,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皆是蛮荒穷困之地,实在没什么贸易可言,开始还能换来一些香料和胡椒,后来这些东西也屡见不鲜、稀松平常了。因为无法通过贸易获利,单纯依靠国力支撑的下西洋占用了大量的财政资源,再进行下去便失去了意义。再就是当时的中国富甲天下,对所到之处荒凉贫瘠的土地毫无兴趣,因此也就没有开疆拓土和殖民统治意愿。随着郑和下西洋壮举的落幕,与之相关的航海、造船、导航、气象等技术也就再无人问津。到了明末,徐光启等人与洋教士相互勾结,将中国发明的各类技术资料大规模地传给了西方,西方便在此基础上,将其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规模化,便产生了科学和工业革命。比如,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其基础原形便出自元代王祯所著《农书》中记载的水力鼓风装置(水排),它利用曲柄连杆机构将水轮的回转运动转化为鼓风皮囊的往复运动,这一机制与蒸汽机将蒸汽能量转化为机械往复运动的技术原理高度相似。西方早期蒸汽机的核心技术原理,与中国汉代水排和唐代双动活塞风箱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而这类例子比比皆是,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黄河清教授的大作《光从中华来》。
总之,科学及工业革命未能出现在中国,这是意见令人十分惋惜的事情,这在客观上导致了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丧失了曾经辉煌的创新能力,导致了饱受欺凌、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一蹶不振,以至于整个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一盘散沙之中。但是这种状况从建立新中国开始彻底改变了,前三十年的勒紧裤腰带艰苦奋斗,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化基础;后四十年改革开放、奋发图强,完成了从追赶到超越的历史性转变。到目前为止,中国在64项关键技术中的57项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能源、通信技术等领域。并且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列的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全产业链的国家。从错过第一次工业革命、追赶第二次工业革命、赶超第三次工业革命、到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用7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2、3百年的道路。当我们的六代机已经满天飞的时候,西方国家还仅仅停留在PPT上,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如果今天还在有人讨论“东方大国没有创造力”,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就是昧着良心在抹黑,一句话:非蠢既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