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辩证序：阶级视野下的共同体变迁》

现代分子人类学昭示：满洲与汉族，共享逾百分之九十九的遗传基因，其生物学差异远小于社会建构之别。此一科学事实，迫使我们超越表层之民族叙事，潜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结构，审视有清一代的真正主线——那为民族矛盾表象所长期遮蔽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与制度性困境。

清王朝之建立，非仅一族对另一族之征服，实为一个以满洲军事贵族为核心，联合汉族地主士绅，共同重构封建生产关系的进程。八旗制度，其本质是组织化的军事封建领主集团，是进行阶级统治与资源掠夺的最高工具。圈地、投充、逃人法，其残酷性不仅在于民族压迫，更在于它们是一种生产关系的暴力重塑，使大量自由农沦为依附性佃农甚至农奴。所谓“满汉之争”，在底层往往是失去土地的满洲旗丁与汉族佃户共同承受贵族地主压迫之苦，却被统治阶级有意导向了横向的民族仇视。

政治领域亦然。清廷高擎“满洲根本”之旗，行“满汉分途”之策，这在表面上构筑了民族等级的壁垒。然而，在其权力核心的运作中，阶级利益始终高于族群界限。清帝通过科举制度，将汉族精英中的佼佼者吸纳进官僚体系，赐予其功名、官爵与土地，使之与满洲贵族结为统治同盟，共同维系帝制秩序。从顺治的“满汉一体”到康熙、乾隆的“乾纲独断”，其政策的核心目的，始终在于巩固以皇权为顶端的整个地主阶级的专政。南书房、军机处的设立，在削弱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的同时，也架空了内阁，这是皇权对整个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的权力再集中，是封建专制走向极致的体现。

经济的演进，更为清晰地揭示了阶级矛盾的基础性作用。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基石是恢复与发展的小农经济，其成果绝大部分流向地主与国家机器，孕育出庞大的人口，却未催生新的生产方式，反而加剧了土地兼并这一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至清代中后期，人口爆炸性增长与土地资源的极限矛盾凸显，流民遍地，会党丛生，这已是封建社会总危机的先兆。此时，白莲教、天理教等大起义，其参与者已是满汉贫苦民众的联合，其斗争矛头直指整个封建秩序。

及至晚清，西方列强的入侵如同一场外部考试，暴露了封建制度的全部腐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治集团的首要考量，仍是维护其阶级统治的存续。“洋务运动”限于器物层面，“清末新政”困于官制皮毛，皆因任何触及封建根基——土地制度与专制皇权——的彻底改革，都会危及满洲贵族及其汉族同盟者的根本阶级利益。因此，辛亥革命的胜利，其伟大意义不仅在于“驱除鞑虏”的民族革命，更在于它终结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完成了一场深刻的、由新兴阶级力量领导的社会革命。

综览清史，民族矛盾的帘幕之后，始终上演着生产资料占有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今日重读这段历史，我们当立于坚实的科学基础与唯物史观之上，拨开民族叙事的迷雾，洞察社会形态演进的内在规律。这非为抹煞民族压迫的历史事实，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在历史的激流中，阶级的分野与联合，往往比族群的标签，更能决定时代的走向与命运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