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罕见分析：德国“消费经济”如何埋下危机伏笔？

约瑟夫·A.熊彼特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

本文节选自《经济周期理论》

德国的情况不如美国的情况那么容易描述。为了避免重复众所周知的事实 （虽然有些事实可能已经被世人遗忘），我们在下面将以1925年为基点来描述德国的情况。由于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和1919年果断地采取了行动，社会崩溃的威胁已经暂时消除。但是，社会民主党随即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无论是否执政）自己不可能在当时德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充当主导的政治力量，尽管自己刚刚拯救了这个社会，但是这个社会所有的 “政治器官”完全被粉碎，而且该党的原则决定了它无法根据资本主义逻辑来开展活动。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经济政策都无法实现合理化，所剩下的只是一种死气沉沉的劳工主义，它威胁着每一个人，却不能使任何人满意。国家毁灭的威胁已经通过包括在道威斯计划中的防止侵略的保证完全消除。同时经济陷入僵局的威胁也已经通过全世界向德国注入的信贷化解。显然，社会民主党认为信贷和民主就是这个国家可能需要的一切。最后，通货膨胀可能会导致不可挽回的道德无序的威胁，但通过一个积极有力的 （尽管可以说有点笨拙的）平衡预算计划得以化解了，这主要归功于一种相当严格的金本位制的建立，道威斯贷款和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的成功引入 （尽管一定意义上只是虚张声势）虽然只起到了次要作用，但是仍然很重要，它们是安全保障或者说实现技术。

在任何情况下，外国投资的完全丧失和本国工商业在国外地位的完全丧失，都足以使德国这样一个主要依赖外国投资的经济体失衡。此外，德国在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工业组织的生产装置和设备是过时的；这些经济组织在后来受到了进一步的迫害，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进一步的扭曲，因为这种非理性投资的唯一动机就是躲避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是说明如下流行看法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只要有支出就行，支出方向并不重要。一旦渐进式通货膨胀的支持不复存在，一场结构和价值的调整危机就必定会开始，它将为未来的发展扫清障碍；但是，当时存在的许多失调现象还是像通常那样，非常缓慢地消失。直到这个时期行将结束时，许多通货膨胀式的增长仍然在延续它们病态的 “生命”，它们导致了德国经济生活的诸多弱点，是德国经济面临长期麻烦的根源，同时也构成了德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关系的困难的来源之一。

德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又使得本国工业企业家特别急于与外国竞争对手签订协议，以消除敌对措施对他们造成的压力。虽然取得了一些暂时的成功，但是就其本身而言，也带来了 “稳定”在造成僵化和狭隘市场等方面的所有不利因素。然而，正如前面指出过的，从1925年到1928年，这些外国信贷、相对温和的贸易障碍以及全球货币体系的相对秩序发挥了平滑作用，使得一切在表面上显得很顺利；尽管当时工业投资风险在德国仍然要比在英国或美国高，而且随后进行产业转移非常浪费精力和资源 （转移的必要性和新的位置是在政治恐惧的氛围下确定的），以及用来应对外国挑战的设备改造导致了严重的浪费 （这个因素在人们以往“诊断”德国的情况时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当外国资本的流动减弱并在1929年完全停止时，德国的商品贸易差额迅速地、非常轻松地（没有表现出任何 “黏性”）趋向了有利于本国的方向———这是对经典对外贸易理论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验证，也是1926年在这个方向上的一个临时性趋势———结果，顺利的表面彻底被粉碎。德国的 “赔款出口”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现实。在世界经济危机即将爆发时，这种出口构成了影响国际经济形势的重要因素之一，诱导和推动了各国之间相互限制出口的恶性螺旋式循环 （如配额等措施），并且有效地揭示了坚持用债权国坚决拒绝接受的支付手段进行支付的荒谬性。

但是，只要资金能够继续流动，外国信贷就不仅可以消除赔偿账户在支付方面的困难，而且可以消除其他一些困难。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情况，有必要回顾一下关于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和政治结构的观点，并考察由此产生的财政政策。在通货膨胀之后制定的第一个联邦预算，虽然通过大幅削减工业营运资本而加剧了 “稳定危机”，但总体上看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产生了10亿马克左右的盈余。1925年，联邦政府、各州和各市政当局，包括社会保险和赔款支付在内，达到了173亿马克 （官方估计数字），大约占国民收入的31.9％，相比之下，1913年这两个数字则分别为84亿马克和18.9％ （在战后的领土范围内）。但是，德国的新政治结构无法顺应民众的要求，也无法理性地规划未来。当紧急情况得到了缓解，当庞大而笨拙的财政立法通过1925年的 “改革”得以系统化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调整，这个事实就彻底浮出了水面，就像1928年后的法国一样。尽管赔款代理人向德国政府提供了友好的帮助 （不过，其备忘录和报告却是 “不友好”的），但是支出却开始突飞猛进起来。1927年，支出达到了233亿马克，从那一年开始出现了财政赤字，1929年甚至出现了令人尴尬的现金短缺，尽管公共收入在1929年稳步增长，同时流转税的大幅削减帮助创造了1925年的奇迹。除了战前和战争债务的部分重估之外，公共机构的总负债在1927年至1928年增加到了77亿马克，到1929年底又增加了60亿马克。

对以这种方式融资的支出进行分析，无疑可以表明德国在此期间取得了一些令人钦佩的文化和社会成就，这些成就具有显著的经济价值和超经济价值。与创造的价值相比，所花费的成本其实可以说是相当适度的。特别是，在美化城市和提升福利方面，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尽管许多大城市都陷入了令人绝望的财政状况。但是，无论是文化方面还是其他方面的各种缺陷本身都与我们的主题无关。重要的是如下这个无法回避的推断：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公共机构过度消费的一个典型案例。公共机构的过度消费导致了整个经济系统的过度消费，还导致资本从实业中撤出———或者说，阻止了工业体系的建立（直接地，通过税收；间接地，通过随之而来的成本上升）。这也构成了人们常说的支出原则的另一个例证。随着这种情况的延续，出现了贫困化过程；当时许多德国人非常恰当地将这种情况描述为 “消费经济”（Konsum-Konjunktur），它与潜在困难之间的对比因此极为引人注目。这种 “消费经济”叠加到了通常的周期之上，同时它产生的相关产出数据几乎引致了道威斯计划的惩罚。毫无疑问，许多经济学家会把这种情况称为可以想象的最正常的状态，并且会以适当的字眼否认任何关于这种状态在任何情况下要么将以崩溃告终、要么将以 “通货膨胀”并继之以更加猛烈的崩溃告终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