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关于钱锺书所谈“鲁迅姘妇成为弟媳”

范旭仑先生的《容安馆品藻录》系列，过去在《万象》杂志连载时，大都翻检过。近时终于辑成专著，略检读其中若干篇，留意到一条很八卦的材料——写鲁迅那一篇，引用了汪荣祖先生《槐聚心史·弁言》所记钱锺书的谈话：

鲁迅与蔡元培之品德皆不足取；鲁迅姘妇成为弟媳，蔡乃一官僚耳。（见《容安馆品藻录》，[港]本事出版有限公司2025年版，第57页）

蔡元培且不论。“鲁迅姘妇成为弟媳”！当然是一条相当惊人的掌故了。

查检原来看过的汪著《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中华书局2020年版），并不见这些话；后承周运告知，这几句话见于汪著的台湾版（[台]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13-14页），只是在大陆版里被删去了。

钱先生关于鲁迅此语，是有“内证”的。

承宋希於告知，杨绛2009年2月给锺叔河先生写过一封信，说了一桩“我不会告诉他（按：指朱正先生）我只跟你谈的事”，也就是周氏兄弟的秘事：

我说，最受伤的是二先生，其实最受委屈的是二先生的夫人。大先生负心，然后把她全家都弄来并作一家人。二先生的夫人能把真情告诉丈夫吗？我是女人，设身处地，她是不便说的。大先生贪杯，一次酒后失态，对她无礼。她才把旧事和盘托出。二先生用便条写“我的蔷薇梦破了”，压在大先生砚台下面，于是大先生给扫地出门。我只对你一人说，因为我和锺书是听一位好朋友说的，他是个审慎的人。你和二先生如此交情，我认为你应该知道，对别人，我不会随便说。（《锺叔河师友书札》，2024年自刊本，上册第225－226页，释文第149－150页）

杨绛说的“大先生”、“二先生”即鲁迅和周作人，“二先生的夫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所谓“大先生负心，然后把她全家都弄来并作一家人”，意谓鲁迅与羽太本有旧情，却始乱终弃，把她“让”给了周作人；而后来周氏兄弟翻脸，也正是由于鲁迅“对她无礼”，“她才把旧事和盘托出”。杨绛这些话，正可作为“鲁迅姘妇成为弟媳”那八个字的注脚——以妻证夫，是为“内证”。

那么，钱氏夫妇“互证”的事情，靠得住吗？

关于周氏兄弟的生平事迹，我过去有过一些涉猎，但久已无甚印象。查检手头的有关著作，才知道这也是一桩老公案了。最明确提出这一看法的，似是千家驹，王晓明先生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的注释里引用了其文章片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3页）。

按：千家驹的文章原题《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也谈鲁迅研究》，宋希於帮我检出原文的电子版，有关的要点如下：

我后来才间接听到与鲁迅兄弟相熟的一位老朋友讲，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如即为信子的姓，那么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这在日记中屡有记载。……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见[港]《明报月刊》1992年1月号）

对于此说，如以前的鲁研界专家王锡荣，如近期的文史大V留愚，都是断然否定的（《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婚姻之谜》，《周作人生平疑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兄弟决裂，源于周作人突然发现他老婆在日本时是鲁迅的“情妇”？》，“留愚杂谈”公众号2014年12月12日）。就结论来说，我是赞同他们的看法的。1908年4月，周氏兄弟与另三位留学生一起，搬到东京西片町某处合住，当时羽太是那里的下女；如是，周氏兄弟可说是同时认识羽太信子的，而次年3月周作人就跟羽太正式结婚了（参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1885－196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第80页）。这样的话，鲁迅若先跟羽太“同居”，应该说既缺乏“作案条件”，也缺乏“作案时间”。

不过，千家驹这一看法的来历，却有值得留意的地方。

据千家驹在《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也谈鲁迅研究》里的说明，他早在1976年就写了一篇长文《读〈鲁迅日记〉》，已讨论过此问题。此文收入他的《发愤集》，正巧我手头有，里面是这么说的：

我间接听到一位与鲁迅兄弟相熟的老朋友说：鲁迅与作人在日本留学时都有一个日本老婆。鲁迅的老婆名羽太，作人的老婆名信子，信子的妹妹芳子，则嫁给三弟建人。但羽太没有回到中国来，鲁迅仍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并与羽太有书信来往。这在《鲁迅日记》中是经常有记载的。……足证羽太是鲁迅的日本妻子。（[港]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201页）

从这个文本来看，千家驹显然对周氏兄弟的事迹相当隔膜，不但不知“羽太信子”是周作人的太太，更将“羽太”和“信子”当成了两个人。按这个表述，千家驹当时认为鲁迅和周作人各有各的日本太太。但后来萧乾读到此文之后，提醒他“羽太”其实就是“信子”，千家驹这才“修正”旧说，又提出了“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这一比旧说更为奇怪的新说。

特别要注意，千家驹从“老朋友”那里听来的秘闻，在前后两个文本中有着微妙但重要的差别。在后来的《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一文里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而在早期的《读〈鲁迅日记〉》一文里则是：“鲁迅与作人在日本留学时都有一个日本老婆。鲁迅的老婆名羽太……”从时间上看，后一个文本应该是更可靠的。这就意味着，千家驹“亲闻”的信息，应该只限于周氏兄弟“都有一个日本老婆”这一点，而所谓“鲁迅的老婆名羽太”、鲁迅“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这一点，实际上是他张冠李戴的结果——可谓之“层累地造成的名人八卦”。

这么看来，钱锺书所说的“鲁迅姘妇成为弟媳”，杨绛所说的“大先生负心……”以及周氏兄弟后来因此事而绝交的说法，大概率就是来自千家驹这一“创造性误读”，也就是1992年发表的《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一文，因而是不可信的。只是汪荣祖将钱先生的谈话系于1988年，可能并不准确——也有可能，千家驹的文章在正式发表之前，甚至在写作过程中，其见解就已“私相授受”，流传于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