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以色列的人道主义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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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8月31日，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与同伴从西班牙巴塞罗那启航，再次前往加沙。从外媒报道可知，这次通贝里是“有备而来”。她所在的是一支由数十艘船只组成的救援船队，船上载有欧洲各地民众筹集的食品等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船队的目标是突破以色列在海上建立的封锁线，将物资运抵加沙地区。
启航前，通贝里表示，这次前往加沙是“对已经僵化的国际体系的一次挑战行动。加沙正在遭遇饥荒，但多国领导人却未能向以色列施压，让援助物资顺利进入加沙”。通贝里及本次活动的组织者都对此现状表示失望。
遗憾的是，通贝里的“壮志雄心”尚未实现。当地时间10月1日，船队刚试图冲破以色列海上封锁，将人道物资送往加沙时，就被以色列扣住了。被扣押的除通贝里外，还包括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孙子曼拉·曼德拉、西班牙巴塞罗那前市长阿达·科洛以及欧洲议会的几名议员，总人数多达470余名。
（一）“环保少女”被虐待陷入“罗生门”？
以色列是如何对待这些被扣押人员的呢？多家媒体报道，10月4日，137名“全球坚韧船队”的成员被以色列遣返回土耳其，而其他船员被转移到海岸后依旧被扣押。
如果以色列对船员仅仅是遣返，或许还不会引发如此巨大的舆论风波。真正将以色列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是后续浮出水面的关于通贝里及其他活动人士被虐待的指控。
当地时间10月4日，137名获释活动人士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他们一落地，就纷纷向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TRT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国际媒体曝光以军针对他们以及通贝里的“暴力虐待”。
他们控诉：“他们揪着小格蕾塔（通贝里）的头发殴打她，逼她爬行、亲吻以色列国旗；通贝里遭公开羞辱，被迫裹上以色列国旗，像奖杯一样展示”。
瑞典外交官在探访后也证实，“环保少女”通贝里被关押在特拉维夫郊外军事监狱的特殊牢房中。室内布满床虱，墙壁滋生霉斑，通风系统遭人为关闭导致温度超35℃。她每日仅能获得半瓶水和少量干粮，已出现严重脱水与皮疹症状。
无独有偶，被驱离的活动人士哈什梅特·亚兹哲也表示，以色列像对待恐怖分子一样对待他们。很多活动人士被关押在国际水域大约三天，被强迫待在监狱里，并遭受身心虐待。
每艘船上的待遇都不同，有些人被迫戴着塑料手铐长达16个小时，不给水喝，不给食物。一个14人的房间只提供一盘食物。
消息一出，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包括日内瓦、巴黎在内的多个欧洲城市爆发抗议活动。10月3日，数十万意大利人响应工会号召，走上各地街头，举行全国性总罢工，表达对遭以军逮捕的加沙援助船队的支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反应绝非偶然，而是欧洲社会对加沙局势长期不满的集中爆发，通贝里事件只是点燃火药桶的导火索。
舆论的重压之下，10月5日，以色列的回应终于姗姗来迟。对于通贝里及船员们的指控，以色列进行了全盘否认。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关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通贝里和其他参与者遭受虐待的指控纯属“无耻谎言”，“所有被扣押者的合法权利都得到了充分维护”。
吊诡的是，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客本-格维尔的一段话，又将以色列外交部的声明变得格外可笑。他声称“很自豪将这些活动人士视为‘恐怖主义支持者’”，并称“任何支持恐怖主义的人都是恐怖分子，都应该得到恐怖分子的待遇”。
以色列外交部和格维尔的发言前后矛盾，让以色列的人道主义信任危机再度陷入泥沼，折射出的是以色列的人道主义灾难。
（二）以色列的“种族灭绝罪行”
今年9月，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种族灭绝罪行。
何谓“种族灭绝罪行”？根据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故意全部或部分消灭一个国家、民族、族群或宗教团体而实施的”以下五类行为将构成种族灭绝：
杀戮该群体的成员；对该群体成员造成严重的身体或精神伤害；故意使该群体遭受某种生活状况，以致其部分或全部肉体毁灭；采取措施阻碍群体内生育；强行将该群体的儿童转移到另一个群体。
显然，以色列的种种暴行无疑都在“种族灭绝罪行”的范畴之内。
据以色列《国土报》披露，以军在加沙中部“内察里姆走廊”对平民展开无差别攻击。不同部队甚至进行“杀人比赛”，99师击杀150人后，其他单位便将目标定为200人。
而以色列对外宣称，被击杀的都是哈马斯成员。但实际上，被击杀者中仅10人被确认是哈马斯成员。
调查委员会援引联合国的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7月15日，加沙地带遇害的巴勒斯坦人中至少有46%是妇女和儿童。委员会还援引了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报道，称遇害的巴勒斯坦人中有83%是平民。
话说回来，“环保少女”通贝里遭遇虐待的争议，本质上是加沙长期人道主义危机的一个缩影。当230万加沙民众在封锁中挣扎求生，面临着“杀人比赛”、酷刑虐待、饥荒蔓延的多重劫难，国际社会的救援努力屡屡受挫，这样的冲突事件便具备了必然性。
通贝里的个人遭遇值得同情，但更应被看见的是无数巴勒斯坦平民面临的生存困境——那些在被射杀的无辜者，那些在拘留室里遭受酷刑的医务人员，那些为一块面包失去生命的孩子。他们的苦难远比个体事件更值得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干预。
古语有云：人无信而不立，国家亦然。信任危机一旦发生，以色列又能拿出什么来拯救业已失去的信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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