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评论丨纳粹主义和种族灭绝时代的知识分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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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主义和种族灭绝时代的知识分子责任

罗宾·凯利（Robin D. G. Kelley）

十四年前，诺姆·乔姆斯基在《波士顿评论》发表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修订版）》一文。利用“9·11”事件十周年的契机，他再度审视了他 1967 年关于该论题的经典文章，但直接契机是美国海军的海豹突击队暗杀了奥萨玛·本·拉登。奥巴马政府（以及许多美国人）欢呼雀跃之时，乔姆斯基揭露了这次行动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和国际法，其唯一目标是杀死本·拉登，而不是俘获他并将他送上审判台。没有人身保护令的幌子，因为他的尸体被仓促抛入了大海。

于是，乔姆斯基重申了他最初的观点：讲述关于战争的真相——在拉登一事上，就是讲述反恐战争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在中东、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所犯罪行的真相——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他提到几十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的责任”的争论，指出：“这一措辞是模棱两可的：是指知识分子作为正派人，利用他们的特权和地位增进自由、正义、仁慈、和平的事业以及其他类似情感关切的道德责任的立场呢，还是指人们期待他们扮演，为领导层和现有机构服务而不是贬低它们的那一角色？”他的回答是明确的：知识分子必须由良知指引，并拒绝国家利益的羁绊，无论是出于政治忠诚还是意识形态承诺，或两者兼而有之。

特权知识分子的力量

原文由三十七岁的乔姆斯基撰写，改写自他 1966 年在哈佛希勒尔学会（Harvard Hillel Society）发表，并刊登在学生杂志《马赛克》（Mosaic）上的一份演讲文稿。该文稿的一个修订和扩展版于 1967 年 2 月23日发表于《纽约书评》增刊。

这篇文章尖锐抨击了那些为国家充当“专家”和技术官僚，进而放弃所有道德、伦理和历史判断，为的是增进统治阶级利益和美国霸权的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将矛头指向那些在越南和古巴问题上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出谋献策，且在向新闻界和公众撒谎时毫无良心愧疚之感的学者和官僚。那些人是美式和平时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大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之为现代文明的普遍衡量标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任何这样的替代方案都被斥为危险的“意识形态”，超出了常识的范畴。乔姆斯基坚持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如果不是义务的话）“揭露政府的谎言，根据它们的原因、动机以及往往是隐匿的意图分析它们的行动”。

乔姆斯基的灵感源自德怀特·麦克唐纳 （Dwight Macdonald）1945 年在《政治》（politics）杂志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在一篇后来将题目改为 “知识分子的责任”的简短评论中，麦克唐纳嘲讽了美国记者马克斯·勒纳（Max Lerner），因其在战后的德国四处游荡，询问普通民众为什么他们允许纳粹的暴行发生，同时还摆出一副道德优越的姿态，枉顾德国国家的作用或其他西方大国的共谋。但乔姆斯基主要是在回应他一个月前发表的更长、内容有细微差别的文章 “民众的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of Peoples），该文批评了集体战争罪责的概念。麦克唐纳观察到，“普通民众”与民族国家利益和政策的融合与他们相较于自己政府的权力和权威的下放相向而行，他称之为 “政治愈发无能为力伴随政治责任愈发加重的困境”。这一悖论不仅加剧了集体惩罚，还有效减轻了“胜利者”的责任。麦克唐纳援引了盟军的地毯式轰炸、对广岛和长崎的核毁灭、拘押日本人以及殖民暴力、私刑和种族隔离罪行作为例证。他的结论是，认为所有德国人都应承担纳粹主义的罪责，等于认为所有人要为所有暴行承担在任，这实际上遮蔽了具体的国家暴力行动，并将服从与普遍同意（如果不是积极支持的话）混为一谈。

乔姆斯基同意麦克唐纳对集体罪责的批评，但也认为，西方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因其特权地位而承担着一些道德责任。他认为：“至少在西方世界，他们拥有来自政治自由、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表达自由的权力。” 这方面的特权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发声机会。他在 2011 年的修订版文章中补充说：“机会包含着责任。个人因此拥有选择权。”

当然，乔姆斯基明白，这样的“特权”绝非普遍存在，发表政治异见而无惧国家暴力，这样的事情轮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异见知识分子。墓地和劳改营中满是试图履行讲出真相的“道德责任”的知识分子。哪怕在“开放包容”（liberal）的美国，监禁或流放也一直是几代激进思想家，尤其是那些来自边缘社区的思想家的命运。谁可以发言，何时发言，就什么主题发言，从哪个平台发言，这些都由历史背景决定，并因种族、性别、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条件而有所不同。个人可能有选择，但他们受社会和政治条件的束缚。在危机、战争和法西斯主义时期，机会的开放或关闭取决于一个人相较于统治权力的站位。我们眼下没有——也从来没有——生活在一个由独立的反偶像崇拜人士、终身的激进分子或专注于追求不受政治影响的知识的启蒙哲人主导的世界或国家中。

相反，异见人士或造反分子只代表了被误称为“知识分子阶层”的人士的一小部分。乔姆斯基认为，那些全力支持执政政权的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已背叛了揭露政府谎言的职责或义务。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履行职责，但他们的选择是由意识形态和政治驱动的。如他们所见，他们的责任是捍卫美国的外交政策，因为他们相信那是正确的：没有必要揭露事实或曝光真相，因为重要的是共产主义的威胁。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缺乏道德勇气，而在于对冷战自由主义的奉献。

到2011 年重新审视自己的文章时，乔姆斯基不只早已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位尖锐得多的批判者。新自由主义也早已重塑高等教育。今天的大学已彻底接纳市场原旨主义，公立大学的逐步私有化见证了企业捐赠、更高的学费，可疑的投资取代了缩水的国家资金。高层管理者不再对学生和教师，对知识的追求或公共利益负责，而是对捐赠者、受托人和政府负责。过往数几十年里，伴随劳动力的临时工化、学费的上涨、对人文学科和其他非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预算的严重削减，以及高等教育的金融化，我们见证了越来越多的攻击指向批判性探究、学术自由和安全。金融资本已经成为大学政策的无声驱动力，保守的州立法机构对各自州的高等教育强行实施了额外的限制和命令。结果是，对乔姆斯基 1967 年意识到的“特权”，今天的许多造反学者视而不见。而他意识到的另一项特权即获取信息的渠道，已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四散消弭。

政治境况也已今非昔比。在一个谎言、欺骗和虚假新闻根深蒂固，以至批评者称我们的时代为“后真相时代”的时代，我们正直面全球性的威权主义转向、美国法西斯主义兴起、政治暴力升级、多起种族灭绝，以及右翼对批判性知识、学院和大学以及基础人文教育的无情攻击。在美国帮助下，以色列继续打着自卫的旗号屠杀、驱逐加沙平民，导致他们陷入饥荒。我们正在见证种族灭绝。我们生活在法西斯主义时代。

在这些条件下，乔姆斯基所见证的特权知识分子讲述真相的力量，其实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处境帮助我们看到，关于乔姆斯基的质疑，总是存在一些阐释错误的地方，无论它多么有力地揭露了那些在越南发动战争的“价值中立”专家道德上的破产。那些与国家机器沆瀣一气的知识分子总是会撒谎，因为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立场。

摆在我们面前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是致力于抗击法西斯主义和种族灭绝的知识分子肩负的责任？当我们自己的机构也参与其中时，我们如何拒绝和抵制共谋？我们可能从更早期的反法西斯斗争和反殖民斗争中学到什么？

有机知识分子与反法西斯主义

要开始回答这些问题，回顾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 “有机知识分子”说是有启发意义的。

1929至1935年间，葛兰西遭到墨索里尼政权囚禁，期间写下《狱中札记》，“有机知识分子”之说即出自本书。“很难找到一个单一的标准，既能同样准确描述知识分子所有不同的活动，同时从根本上将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活动区分开来”，葛兰西写道：

在我看来，最大的方法论错误在于，在智力活动的内在本质中，而不是在将这种活动（以及体现这种活动的群体）置于社会关系整体的关系体系中寻找核心特征。

葛兰西所说的“整体”，不仅指阶级关系，还指塑造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整个身份和制度范围。因为每个人都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并拥有源自经验的世界观，葛兰西坚持认为，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人都在社会中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对葛兰西来说，“传统”知识分子，即教师、学者、神职人员和其他想象自己在社会世界中占据自主地位的人士，在维护统治阶级的霸权、塑造意识形态、法律、文化和“常识”、组织共识和平息阶级对抗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相比之下，“有机”知识分子嵌入特定的阶级或社会群体中，反映并表达他们的阶级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知识分子的责任是选择立场和战斗。

我们倾向于将有机知识分子与葛兰西所称的“从属”群体即被压迫、边缘化、被剥削的阶级联系在一起。但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也有他们的有机知识分子，这正如同争夺权力的右翼和法西斯运动，这些运动都认为他们有责任从自身阶级或社会群体的角度分析和批判社会秩序，教育、建设和掌握权力，描绘一幅根植于他们的运动的集体想象力的未来愿景，并为实现这一愿景而战斗。换句话说，他们不仅是超出他们控制的机器中的齿轮，而且是为了他们的阶级或政治集团的利益而制订政策、驱动政策和证明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家。

1967 年乔姆斯基奋笔疾书时，正是作为一类有机知识分子，并拥有通常为传统知识分子保留的许多特权。麻省理工学院是美国正在迅速壮大的学术-军事复合体的中心。作为那里的终身教授，乔姆斯基成功说出并写下了自己想说的话，包括对身边和华盛顿自由派统治阶级的严厉批评，而没有造成专业或法律上的后果。（这并不是说他没有经历过反噬：例如，他总是受到主流媒体的广泛抨击，1967 年又因在五角大楼外进行反战教学而遭逮捕。）

当时，美国的教授群体几乎清一色是白人和男性。冷战其间的扩张将一流大学变成了企业和战时国家的研发部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联邦拨款和一些基金会。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向女性和有色人种学生开放，街头和世界各地的斗争也蔓延到了校园。大学很难说是变革的引擎，但它们越来越成为爆发争议的场所。乔姆斯基最初的演讲反映了学生对美国外交政策日益增长的不满，演讲文稿的发表适逢一场激烈的学生运动兴起：学生们抵制征兵，要求新形式的民主，呼吁向人民开放学术界自吹自擂的大门，断绝大学与帝国主义的关联，并发起了新形式的调查研究：黑人研究、族群研究、女性研究。

然而，一个更宽泛的问题如同一抹淡淡的阴影笼罩着他的《纽约书评》文章：法西斯主义。正是麦克唐纳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思考，吸引乔姆斯基最先关注到了责任问题，而未来一些年，麦克唐纳也会思考这些论题。事实上，当“民众的责任”出现在他 1953 年的著作《根源在人：两篇政治学论文》（The Root Is Man: Two Essays in Politics）中时，麦克唐纳添加了以下脚注：

由于历史的讽刺性扭曲，受害者现在成了压迫者。自 1948 年以来，约八十万在战争期间从巴勒斯坦逃离的阿拉伯难民一直在该国边境周围由联合国慈善机构维护的难民营里过着悲惨的生活。以色列政府没有遭到我所知道的任何重要犹太群体的反对，拒绝让他们回去，并将他们的房屋、农场和村庄给了新的犹太定居者。“集体责任”的常见废话合理化了这一做法。当然，这样的没收不能与纳粹极其严重的罪行相提并论。但任何一种做法都不应被默默忽视。

放在今天，这段话会被视为反犹主义，其作者将接受调查，遭遇反诽谤联盟 (ADL) 的诽谤性谴责，甚至可能被解雇。但只要麦克唐纳誓言放弃共产主义，他就可以自由地行使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权”。

乔姆斯基在他的《纽约书评》文章中没有提到这个脚注，但他注意到了麦克唐纳的观点，即掠夺战争和种族清洗永远不应“被默默忽视”。他也转而剖析纳粹德国，以理解越南，将美国带着“对其昭昭天命的狂热信仰”的侵略比作希特勒。他这样写道：“当然，自由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与纳粹德国不同，尽管对一个正被毒气侵害或焚化的越南农民来说，这种区别可能显得学术化。”

尽管如此，国内迫在眉睫的法西斯主义威胁显然没有被特别讨论。乔姆斯基将知识分子视为一个自主的社会范畴，回避了他们与社会关系的差异性关系以及与社会关系的内嵌关系。

《知识分子的责任》刊出三周后，马丁·路德·金博士发表了一篇讲述芝加哥自由运动（Chicago Freedom Movement） 1966 年为争取开放住房而游行的文章，其中比较了他们遭遇的暴民行为与纳粹德国的暴民行为。他写道：“卐字标志如同杂草般在芝加哥的公园里四处涌现。”“迎接我们游行者的是砖块、瓶子和鞭炮的倾泻。‘白人力量’成了种族主义的仇恨口号，其中夹杂着淫秽言语。”那年夏末，警察暴力在底特律、纽瓦克和一百五十多个城市引发了大规模叛乱，迫使州官员派遣国民警卫队占领黑人社区。黑豹党宣称美国的州暴力是“法西斯主义的”, 并于 1969 年在奥克兰组织了一次反法西斯联合阵线（United Front Against Fascism）大会，此外还成立了全国反法西斯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to Combat Fascism）以对抗警察镇压。

黑人和棕色人种反对国内法西斯主义的抗争并非乔姆斯基那时重点关注的事项。这完全可以理解：他主要关注美帝国的罪行和海外殖民暴力。事实上，关于他在哈佛大学演讲的关注重点，乔姆斯基多年后解释说，部分原因在于，曾担任哈佛大学院长的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作为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一直热情支持越南战争。但正如许许多多黑人激进分子所主张的那样，海外的殖民暴力与国内的法西斯主义密切相关。

要理解这种关系，我们需要关注反法西斯主义的悠久历史，特别是黑人有机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扮演的角色。那时的政治、媒体和知识生产更像是我们这个时代高度党派化的景象，而不是乔姆斯基写作时盛行的自由主义的客观性和共识理想。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黑人有机知识分子

那一时期，反法西斯主义不只吸引了学生和教员走出大学，走上街头，前往工会大厅、失业委员会，加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党，奔赴西班牙战场，还将反法西斯主义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带入了大学。

纽约城市学院以犹太工人阶级为主的校园成了社会主义和反法西斯组织的温床。1933 年 12 月，当校长尼古拉斯·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欢迎纳粹德国驻美国大使在校园里发表演讲时，即令是质朴的哥伦比亚大学也成了反法西斯抗议的主要场所。超过一千名学生和盟友现身，干扰演讲，对抗挥舞着警棍的警察。但他们并没有被吓退。学生们呼吁校方公开谴责纳粹政权，抵制德国商品，帮助德国难民，并雇佣流亡学者。数年内，巴特勒不为所动，选择打压发表异见的学生，而非不承认法西斯主义。他长期崇拜墨索里尼，早就在哥伦比亚大学与意大利之间确立了来往关系。

左翼、反殖民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组织和民权组织中也有一些黑人知识分子，他们的行动和写作重塑了美国的学术和政治。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詹姆斯（C. L. R. James）、刘易斯·帕特森（Louise Thompson Patterson）、帕德莫尔（George Padmore）、琼斯（Claudia Jones）、库克（Marvel Cooke）、贝克（Ella Baker）、哈里斯（Abram Harris）、赖特（Richard Wright）、年轻的邦奇（Ralph Bunche）和许多其他人的著作，都不是孤立产生的，而与运动有关，并且是有意识地反对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努力。事实上，他们意识到法西斯主义源于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1935 年美国商界领袖和巴特勒等大学校长宴请墨索里尼时，他们反对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动员是美国最早的反法西斯行动之一。他们挑战并抵制本土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体现为私刑法，压制工人组织和几乎所有形式的异见，以及否认黑人公民的民权和民主权利。正如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和活动家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 1936 年对第三届美国反战和法西斯大会（Third U.S. Congress against War and Fascism）的与会者所说：“法西斯主义是黑人在美国一直面对的那种恐怖的新名称……这一类恐怖主义正在越来越多地蔓延到非黑人群体。”

这一代有机知识分子的工作塑造了反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并被它们所塑造，社会学家圣克莱尔·德雷克（St. Clair Drake）的早期生活和工作是其中代表。

德雷克的父亲是来自巴巴多斯的加维运动支持者，母亲来自弗吉尼亚，他通过贵格会的和平主义成为积极活动人士。德雷克1931 年毕业于汉普顿学院（Hampton Institute），四年后前往新奥尔良的迪拉德大学（Dillard University）担任研究助理和教授，同时全身心投入反法西斯主义以及和平主义政治活动中。他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合作，并在该组织官方杂志《危机》（The Crisis）上发表了关于私刑和反战运动的文章。1936 年 5 月，他和迪拉德大学其他两名黑人教授劳伦斯·雷迪克（Lawrence Reddick）和拜伦·奥古斯丁（Byron Augustine）一道，联手当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秘书詹姆斯·拉福奇（James LaFourche），破坏了该市意大利社区组织的支持法西斯的大规模游行。他们几人大胆地驾驶一辆汽车穿过游行队伍，车上挂着一块写有“我们抗议庆祝侵略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标牌。警察包围了这辆车，纵容游行者撕毁标语，但没有逮捕任何人。德雷克在第二年离开，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继续组织反法西斯活动，直到 1941 年回到迪拉德大学。他在那里没有待多久，不到一年，就因支持学生抗议公交车隔离政策而遭到解雇。[巴巴多斯，是东加勒比海岛国。加维运动，是二十世纪前期由牙买加民族主义者马库斯·加维（Marcus Mosiah Garvey，1887—1940）领导的以“回到非洲去”为口号的黑人民族主义运动。1914年创立于牙买加，1916年总部迁往纽约，1935年迁往伦敦，随后势头减弱，至加维去世后偃旗息鼓。——译注]

德雷克随后与社会学家霍勒斯·凯顿 (Horace R. Cayton，Jr.) 合著了《黑人大都会》(Black Metropolis)，这是一部研究芝加哥南区（South Side, 也称Bronzeville）的里程碑式两卷本著作。本书在黑人生活研究方面开辟了新的领域，但我发现其特别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政治立场上始终如一的反法西斯主义：没有假装超然，或试图掩饰其政治利害关系。本书 1946 年出版时，曾经帮助击败法西斯主义的黑人正遭遇失业和种族暴力加剧，两位作者预言：“黑人可能再度成为长期救济对象，被必须用税款供养他们的多数白人公民所鄙视；并可能成为一种象征，一个受挫社会的侵略性可以因之而组织起来。这样一来，黑人就可能沦为正在兴起的美国法西斯主义的替罪羊。”他们认为，只要美国实现充分就业，并且整个世界都采纳他们所说的“解放劳苦大众计划”，这一结果就可以避免。“在南区第四十七街涌现的问题是全球性的”，他们写道。“在南区为追求自由而掀起的抗争，可以在重庆和莫斯科、巴黎和塞内加尔听到回响。法西斯主义若在中西部大都会的胜利，则将为每个地方的劳苦大众敲响末日的丧钟。”

德雷克和凯顿明白，击败德国和日本不会终结国内的法西斯主义。在 1945 年 5 月 19 日发表于《匹兹堡信使》（Pittsburgh Courier）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凯顿写道：“我们现在转向我们国内的战争。民主的胜利将意味着一些和平的可能性。我们本土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内心深处的希特勒——的胜利将意味着，我们正在为下一次世界大战铺平道路。”黑人共产党领袖琼斯呼应了他的警告。琼斯在 1946 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法西斯主义在种族主义的南方仍然活跃猖獗，私刑的复兴以及对黑人退伍军人的殴打和暗杀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今天，法西斯主义对世界的主要威胁，来自集中在美国国内的最庞大帝国主义力量”，琼斯评论说。“这些袭击的罪魁祸首是垄断资本中最反动的那一部分和南部黑人种植园的半封建经济的代表。”

西方宣称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哪怕它继续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犹太人区实施法西斯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1945 年，在南非白人领导的国民党掌权并实施种族隔离制度三年前，一个由多种族托洛茨基主义者领导的反对白人少数统治的组织 “非欧统一运动”（Non-European Unity Movement）发表的一份强有力的声明将南非的生活比作第三帝国：“南非的非欧洲人生活在一种与纳粹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的暴政之下，蒙受苦难。假如我们接受，只要纳粹主义的祸害存在于地球的任何角落，就不可能有和平，那么结论就是，德国纳粹主义的失败并非反对暴政斗争的最后一章。”

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的《殖民主义论》（Discourse on Colonialism）初版于 1950 年，本书不只携手其他激进思想家，在殖民秩序中发掘出了法西斯主义的种子，而且指出，法国占领军在处置反殖民抵抗过程中犯下累累暴行，作者认为这是法西斯主义持续存在的证据。“想想看！”塞泽尔严肃指出：“九万人在马达加斯加丧生！印度支那惨遭践踏和蹂躏，暗杀充斥，中世纪的酷刑在那里施行！”

1951 年，民权大会（CRC）执行秘书、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威廉·帕特森（William L. Patterson）试图向巴黎的联合国代表团提交《我们谴责种族灭绝！》（We Charge Genocide! The Crime of Government Against the Negro People）的副本，这是一份有关美国国家批准的种族暴力的研究报告，有一本书的体量。同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也试图在纽约向联合国提交同样的文本。

《我们谴责种族灭绝！》由帕特森、博耶（Richard Boyer）、罗森（Elizabeth Lawson）、格雷戈里（Yvonne Gregory）、约翰逊（Oakley Johnson）和格罗斯曼（Aubrey Grossman）起草，不只记录了二战结束后六年间的数百起反黑人暴力事件，还作为提交给联合国的请愿书，指控美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 1948 年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帕特森认为，只要现代民主国家在国内推行种族主义，在国外推行殖民主义，联合国就无法确保世界和平。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可以继续将非裔美国人置于相当于法西斯主义的秩序之下，那么世界和平就是虚幻的。联合国很容易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遮羞布。其开篇写道：“我们不能忘记希特勒所证明的情况，即国内的种族灭绝可以成为国外更大规模的屠杀，国内的种族灭绝会发展成更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即掠夺性战争。我们所抱怨的错误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因应行为及其政府的掠夺性，文明既不能忽视它们，也不能冒险让它们继续存在，否则就会导致自身的毁灭。”

联合国从未认真对待这份文件。时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美国代表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和黑人代表桑普森（Edith Sampson）、托拜厄斯（Channing Tobias）都谴责了《我们指控种族灭绝！》。美国国务院认为帕特森的行动是诽谤性的，甚至可能是犯罪。帕特森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求他交出护照的命令，随后逃离法国，最终在英国遭到拘押。他一回到美国，护照就被吊销了，与他的朋友罗伯逊和杜波依斯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两年多后，帕特森还将因拒绝交出人权大会的收据簿而入狱。

黑人反法西斯主义和抵抗种族灭绝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但暂时停下来思考一下帕特森、杜波依斯和罗伯逊的命运是值得的：他们履行了他们所认为的揭露和抵抗法西斯主义的责任。我们可能还要提到詹姆斯和琼斯，他们都因政治活动而被驱逐出境。造反的黑人知识分子警告了美国和世界，当法西斯主义不受欢迎时采取了有原则的立场，从边缘地位向权力说出了真相，并为一个被压迫阶级而战，而这个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不会为他们而战。

“9·11”之后，真相是如何被扼杀的

然后，回到这一迫切问题：在这个法西斯主义和种族灭绝的时代，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当然，乔姆斯基 1967 年文章的结尾继续听来属实：一个拥有特权的个人是有选择的。但一个人必须选择立场，正如我们所见，行动的机会取决于他相较于统治权力的站位。在过去几十年的校园里，异见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面对日渐加剧的敌意和禁言。而眼下，在我们的法西斯主义时代，我们正在见证自红色恐慌以来未曾有过的高压。

几十年来，学术界遭遇的新的经济困境，尤其与对批评以色列意见的打压交织在一起，扼杀了真相的讲出。至少自 2004 年 “抵制、撤资、制裁运动”(BDS) 发起以来，美国的高校和大学在压制为巴勒斯坦发声方面就已变得冷酷无情了。因批评以色列，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在 2007 年被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拒绝授予终身教职。我们这些一直在为巴勒斯坦自由而抗争的人都熟悉“加那利传教团”（Canary Mission），这个网站会张贴被其错误指控为反犹主义人士的名单，或者人肉搜索的做法，或者反诽谤联盟长期以来对进步组织实施间谍活动的情况。大卫霍洛维茨自由中心（DHFC）多年来一直在校园里张贴打着恐怖主义和“犹太仇恨”旗号指责学生和教师的海报。自 2002 年开始运作以来，以色列校园联盟 (ICC) 一直声称其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AIPAC) 有直接联系，收集巴勒斯坦团结组织的信息，整理目标学生和教师的档案，并将这些档案转交给以色列战略事务部。然后，从以色列校园联盟收集的数据被提供给反诽谤联盟，后者利用这些数据监视和攻击以色列的批评者，并制作一份年度报告：《美国校园中的反以色列行动》（Anti-Israel Activism on U.S. Campuses）。

10 月 7 日之后，压制的强度升级，范围扩大，大学管理人员开始解雇教员并暂停教员职务，撤回工作机会，监视教室，扩大校园安全力量，呼叫警察清理巴勒斯坦团结营地并逮捕学生。从那时起，数百名支持学生抗议、发声批评以色列或坚持认为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应得到平等对待的学者遭到纪律处分、攻击、逮捕、起诉、骚扰、人肉搜索和解雇。因为有巴Palestine Legal、Academics for Palestine和 Faculty for Justice in Palestine这样一些组织的工作，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名字：Anne D’Aquino、Mohamed Abdou、Eman Abdelhadi、Ruha Benjamin、Graeme Blair、Jodi Dean、Caroline Fohlin、Amin Husain、Sang Hea Kil、Noëlle McAfee、Annelise Orleck、Steven Thrasher、Danny Shaw、Tiffany Willoughby-Herard。这里只列出部分学者。绝大多数被解雇学者都拥有终身教职，但拥有终身教职并未保护到Maura Finklestein、Rupa Marya和Katherine Franke免于被解雇或被迫提前退休。

大学管理人员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和校园抗议，并屈服于金主的要求，这违反了学术自由的原则，因而损害了他们的道德权威和政治立场。大学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从普通教职员工中成长起来的，也是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也有道德责任和“选择”。但如同国家知识分子那样，他们认为他们为大学的利益承担责任。受托人和捐赠者不只威胁要扣留资金，还要求对学生抗议者施以严厉惩罚，并与企业界和法律界合谋，拒绝日后给学生提供就业机会；面对这样的人，行政人员选择在压力面前退缩了，而非挺身而出，捍卫自己学生的权利、福祉和安全。向大学金主屈服为向特朗普屈服铺平了道路。

就这样，反犹主义指控成了特朗普政府从学院和大学扣下数亿美元联邦拨款的借口。当然，考虑到 MAGA（“重振美国运动”）基本盘中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影响，特朗普保护犹太社区的形象就令人难以置信了。对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右翼福音派来说，反犹主义是可以容忍的，最终解决方案是预言：基督将在第二次降临时显现，并摧毁包括绝大多数犹太人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类。重生者将脱离危险，被“提升”到云端，当战斗结束时，他们将重新加入耶稣并继承圣地。幸存的犹太人随后将不得不接受基督作为他们的主人和救世主。反犹复国主义或许并不新鲜，但利用美国的国家机器推进犹太复国主义项目却前所未有。

传统基金会为美国政府利用以斯帖计划（Project Esther）主动攻击以色列的批评者提供了样板。该计划是一项“打击反犹主义的国家战略”，相应地从冷战时期那些在越南问题上欺骗了美国的“专家”那里接手了整个脚本: 假如你无法赢得辩论，那就撒谎。这一计划在10 月 7 日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之后起草，旨在将所有批评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士、反犹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与哈马斯有直接联系的恐怖分子都标记为与哈马斯有关，进而瓦解它所认为的“反以色列”抗议。发帖者利用各种可能的社交媒体平台、在线出版物、信件和网站，指控犹太和平之声（Jewish Voice for Peace）、支持巴勒斯坦正义全国学生（National Students for Justice in Palestine）和全球正义联盟（Alliance for Global Justice）等组织是某个“哈马斯支持组织”(HSO) 或 “哈马斯支持网络”(HSN) 的一部分。换言之，该战略是有意撒谎，看看效果如何。该计划文件胪列的一项详细方案是，通过法律战贬损批评以色列的人士并给他们安上刑事罪名，通过财务审计和公开的记录要求挖掘“刑事不当行为”的证据，散布“旨在揭露和曝光——‘公开指责’——以破坏哈马斯支持网络和哈马斯支持组织成员信誉”的宣传，并向联邦当局施压，要求撤销批评以色列或其加沙战争的国际学生的签证并将他们驱逐出境。

在特朗普政府取消约 32 亿美元的拨款和合同后，哈佛大学被认为是对抗特朗普政府的唯一重要高等教育机构，但眼下，哈佛大学也悄然采取措施，以适应新的政治现实。它用“社区与校园生活”(Community and Campus Life) 取代了原先的多元、平等和包容政策；暂停了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与西岸的比尔泽特大学（Birzeit University）之间的研究合作伙伴关系；解除了两位杰出学者Cemal Kafadar 和Rosie Bsheer的职务，他们分别是中东研究中心 (CMES)的主任和副主任；并解散了神学院宗教与公共生活项目（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Program）及其附设的“宗教、冲突与和平倡议”项目(RCPI) 领导层。到 2025 年春天，哈佛大学已暂停 RCPI项目, 解雇了致力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建设研究的以色列犹太宗教学者Atalia Omer，和该项目副主任、神学院唯一的巴勒斯坦裔员工Hilary Rantisi。

当然，对美国学者的高压与巴勒斯坦学者在巴勒斯坦不得不忍受的高压不可同日而语。牛津大学教授卡尔玛·纳布尔西（Karma Nabulsi）生造了 “学术灭绝”（scholasticide）一词，用来描述以色列对加沙、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知识分子、知识生活和学术机构的持续战争。自战争爆发以来，加沙的所有学院和大学都已被摧毁，已有数千名教授、行政人员、学校教师和学生遇害、受伤或入狱。

与此同时，MAGA 一直在塑造一个由其自身有机知识分子组成的强大社区，并从他们的工作中受益。哲学家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正确观察到，大学是法西斯主义攻击的首要目标之一。但当我们将“知识分子”或大学与特朗普政权对立起来，仿佛 “理性” 或缺乏理性是主要对立面时，我们就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Stephen Miller、Steve Bannon、Christopher Rufo、Peter Brimelow、Curtis Yarvin、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Jason Richwine，以及传统基金会 2025 项目背后的大批学者和政策专家，都在 MAGA 的成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人物中有许多是优生学和其他声名狼藉的种族科学理论的主要支持者，这些理论为针对拉丁裔、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和亚洲移民的大规模驱逐行动提供了知识框架，同时也将难民身份扩展到了南非白人。安东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担任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并在第二任期内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署主任。他主张终止与生俱来的公民权，部分理由是，多样性是 “软弱、紧张和分裂的源头”。他认为：“美国并非‘移民国家’; 我们最初是一个定居者的国家，后来那些定居者选择了接纳移民。”

需要明确的是，尤其是在移民和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战争方面，从反中的磨刀霍霍，到支持苏丹、刚果东部、海地和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暴力(或漠不关心)，拜登政府在政策立场上与特朗普的第一届政府有太多共同点。但MAGA 的有机知识分子帮助缔造了一个新的法西斯政治集团，代表亿万富翁、化石燃料公司、加密货币巨头、硅谷、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利益。他们的广泛议程包括取消和清除社会保障、工会、廉价医保、公共卫生保障、跨性别人士、公民权利和残疾人权利、学术自由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推动大规模驱逐移民，放松任何可能妨碍资本积累（包括化石燃料开采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管制，重组和私有化教育。这一切议程的目标非常明确：依据白人形象重塑美国。

在这些条件下，乔姆斯基关于选择异见、“说出真相并揭露谎言”的要求有欠完备周全。诚然，乔姆斯基对发起一场强大到足以对抗统治阶级的运动不抱任何幻想，但他那篇文章的公众记忆已经僵化成了一句误导性的口头禅。说出真相之于对抗法西斯主义所可能具有的任何力量都已被严重削弱了。大量学术研究证明，移民不会接受工作机会，低工资问题不是移民造成的，加沙战争不能保证犹太人的安全，2020 年总统选举没有被窃取，美国不是民主推广的慈善代理人，反种族主义并不憎恨美国。右翼可以拿出自己的“证据”, 编造威权故事，运用情绪而非冷静的理性；他们不受所谓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约束，并且已经这样说过。此外，自由派自身也对这场灾难负有一定责任。正如前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最近承认的那样：“我认为，毫无疑问，以色列确实犯下了战争罪行。”米勒曾在诸多媒体面前坚定为以色列在加沙的攻击辩护。但正如他解释的那样：“当你处在新闻发言人的位置，你不是在表达个人意见，而是在表达美国政府的结论。”

除了揭露真相之外，知识分子还能做什么？

我们所能做的，是如同从葛兰西到凯顿再到琼斯的八十年之前和之后的几代反法西斯知识分子那样，将我们的命运与那个造反阶级的命运维系在一起，并投入到斗争中。

用工人家庭党（Working Families Party）全国总监莫里斯·米切尔（Maurice Mitchell）的话说：“仅仅阅读甚至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社区中，并与社区一道，将故事付诸实践。”有太多运动可以参与：从为租户权利、经济适用住房、残障正义和生育正义以及跨性别人士权利而战；抵制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突袭；加入债务集团（Debt Collective）或穷人运动（Poor People’s Campaign），为可持续的未来而战；到支持独立的左翼智库，如汉普顿研究所（Hampton Institute）、人民政策项目（People’s Policy Project）、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或三大洲社会研究所（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再到通过工人家庭党等组织建设政治能力。

走出象牙塔并不意味着放弃大学。大学仍然是爆发争议的场所，社会正义学者（Scholars for Social Justice）、非裔美国人政策论坛（African American Policy Forum）和智慧城市实验室（Smart Cities Lab）等组织已设法从内部为抵制和高瞻远瞩的规划开辟了空间。由阿纳尼亚·罗伊（Ananya Roy）创立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不平等与民主研究所（Institute on Inequality and Democracy）是造反知识分子可以如何展开工作的典范。过去十年里，该研究所不仅有效地为争取经济适用住房和反对种族驱逐而战斗，而且开发了一个充满活力的驻校活动家项目，为从南非到芝加哥再到洛杉矶的知识分子流动提供空间，让他们与学者一起思考，以便他们更好地理解将人们推向更大不安全感的力量，并找到反击之道。

为维持这项工作，我们需要创建一所新的大学。除非我们组织起来，否则我们永远无法改变任何事情。组织所有教职员工加入工会不只关乎薪水和教学负担，还关乎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抗议权利。我们在校园中缔造团结的努力往往关乎更宏大的目标，关乎价值观和干预世界。是的，我们一直在课堂上这样做，所以国家和我们的大学管理者都试图监控我们的一切行为。但正是当我们谋求缔造实力、扩大治理范围、主动出击，并承认我们改变世界的责任时，锤子才会落下。有关开放包容的大学、超凡知识分子和理性力量的神话瞬间破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击败我们眼下面对的法西斯主义要求我们付出远多于击败现任政府或赢得选举的努力。这有赖于更深层次的转向：认识到我们必须始终团结一致，为他人而战，就好像我们的生命有赖于此。

去年 5 月 16 日，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校长霍华德·吉尔曼 (Howard Gilman) 报警驱散了一个平静的巴勒斯坦团结营地。当时，我的朋友兼同事、全球研究教授蒂芬妮·威洛比-赫拉德 (Tiffany Willoughby-Herard) 与学生们并肩站立，试图保护他们，三名警察将她推倒在混凝土地上，给她戴上了手铐。有视频拍到，在两名警察的押送下，当地媒体试图采访她。“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我们不能实施种族灭绝的外交政策”，她喊道：

这些年轻人将不得不为这些可怕的决定付出代价。今天在这里的这些警察，代表成千上万学生的奖学金。成千上万的学生本可以去上学，拥有书籍和住房。但相反，我们的校长，一个非常残酷的人，决定将纳税人支付的价值数千美元的国家资金扔进垃圾桶。

当被问及是否担心危及自己的工作时，她只回答了一句话，那句话至今仍让我流泪：“假如学生们没有未来，我还有什么工作可做？”

在六十秒内，当威洛比-赫拉德被用束带扎住双手并由防暴警察拖走时，她大胆提出了本文的核心问题：面对法西斯主义和种族灭绝，什么是我们的责任？她之现身于斗争中，将自己的身体和未来置于危险之中，已回答了这个问题。

（作者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历史杰出教授。本文原题“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Age of Fascism and Genocide”，见于《波士顿评论》2025年夏季号。斜体字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有校阅；为原文添加了小标题，对原文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