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鸟儿还玩出了学问：一位皇帝的鸟类学专著

还有很多人忙于弗里德里希二世最喜欢的消遣：鹰猎。弗里德里希二世对鹰猎的热情是众所周知的。人们非常习惯于看到皇帝穿上猎装，以至于后来绿色成为北意大利吉伯林派的时尚颜色。一位教廷编年史家嘲讽地写道：弗里德里希二世把自己威严的头衔贬低为猎手，他没有用法律和武器来装饰自己，而是让猎犬、豹子和尖叫的鸟环绕自己，并成了狩猎爱好者。他用他那根显赫的权杖换了一把长矛，并与雕争夺在捕鸟方面的胜利。身为猎人的皇帝需要大量的侍童，并让他们忙个不停：有的鹰要被送到阿普利亚的贵族们那里，在它们换羽毛的时候得到照顾；要从阿普利亚把皇帝的圣鹰（sacri falcones）接回来；其他的侍童被派到马耳他，还有人远至吕贝克，为皇帝带回某些类型的隼。年轻的侍童可能很少被允许实际参与鹰猎。皇帝对“理想的鹰猎者”设定的标准很高。他在关于猎鹰的书中对理想的鹰猎者作了一番描绘：机智、敏锐的视力、良好的记忆力、敏锐的听力、勇气和耐力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完美的鹰猎者必须是中等身材，太高的人是没有用的。只有一半或四分之一资格的人不被允许接近猎鹰，年纪太轻的人必须首先在皇帝的教养中成长为有用的人。皇帝明确规定：“鹰猎者的行为不能太孩子气，以免他的孩子气导致他违背鹰猎的艺术；因为孩子们总是不耐烦，主要是喜欢看很多漂亮的飞行。但我并不完全排斥孩子们，因为即使是他们也会变得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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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二世和他的猎鹰）

他的所有这些本能的爱好，在他对狩猎的热情中达到了顶点。为了狩猎，他在帕尔马城墙下遭遇了自己帝王生涯中最惨重的失败。对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祖先来说，狩猎是和平时期对战争的一种替代；对弗里德里希二世来说，它还不止如此，它是一种“完全出于爱”（totum procedit ex amore）的艺术，是一种与他的自然科学研究同等重要的智力活动。当然，只有鹰猎才是这样。鹰猎的魅力在于鹰猎者对所有鸟类中最自由、最难以捉摸的雕、𫛭、隼所掌握的神秘力量。当六只、八只、甚至十只隼在空中自由盘旋时，人们几乎看不见它们，它们却被某种无形的线束缚着，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掌控，使它们准确无误地回到鹰猎者的手腕上，蔑视自己原本可以享有的自由：这不仅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奇迹，对弗里德里希二世来说，这也是完美纪律的最高境界。弗里德里希二世希望看到人类的纪律发展到同样的程度。他鄙视用陷阱、网子或四足动物打猎的猎人。鹰猎才是高贵的运动，因为它是一门只能从老师那里学到的艺术。“因此，虽然许多贵族学会了这门艺术，但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很少做得到。”猎犬和猎豹可以用暴力驯服，猎鹰只能靠人的聪明才智来捕捉和训练。“因此，一个人从鹰猎当中学到的自然奥秘要比从其他类型的狩猎中学到的多得多，”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他的《鹰猎的艺术》中这样写道。他的这句话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鹰猎衰落之后，像弗里德里希大王或拿破仑这样的知识分子君主对狩猎没有爱好。这句话也揭示了弗里德里希二世在狩猎中所追求的是什么：研究大自然的秘密运作。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伟大作品《鹰猎的艺术》（De arte venandi cum avibus）是多年观察鸟类世界的成果。一位编年史家写道：“由于他惊人的洞察力，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观察，皇帝亲自写了一本关于鸟类习性和饲养的书。在书中他显示了他对知识的热爱是多么深刻。”这部全面的动物学论著绝不是帝王心血来潮的肤浅之作。从最细微的细节来看，这本书是基于他自己的观察，或基于朋友和专家在他指示下进行的观察。数十年来，皇帝一直在考虑撰写这本鸟类学专著，而且一直在收集第一手材料，直到最后，在儿子曼弗雷德的敦促下，他开始着手撰写这部的六卷本专著。“我们必须认为他是动物学该领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专家之一，”兰克[1]这样评价道。这样的评价颇有道理。在最重要的方面，这本书甚至至今还没有过时。最令人惊讶的，是它的绝对准确性和实事求是。它所包含的自然界奥秘比宫廷哲学家的宇宙星空百科全书还要多，皇帝对这些百科全书总是微微一笑，尽管有时他也参与了当时流行的迷信。在那个智识贫瘠的时代，人们会猜测有多少个天使能在针尖上跳舞，而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其著作的导言中精练地总结了他的计划：“我的目的是阐述事物的本来面目（manifestare ea quae sunt sicut sunt）。”在事物之前或之后不寻求任何东西，而只寻求事物本身，是一种清醒和直截了当的精神。当这种精神由一位智者行使时，便包含了最高级的智慧：一切事物都首先是它自己。东西方的哲学家都没有把这一点传授给弗里德里希二世。我们反思一下，一个世纪前，当德意志其他地方都沉醉于情感和哲学时，有些人在幻灭中离开了魏玛，因为在那里，每个人都在“忙着数金龟子的腿”。

皇帝的《鹰猎的艺术》包含的内容之广博，远远超过其标题的暗示。该书的第一部分是对鸟类的总体介绍、品种的分类，鸟类的习性、繁殖、觅食、分布和筑巢方法。作者详细描述了鸟类的迁徙，它们的骨骼结构、器官及其功能；羽毛的每一个细节，飞羽的数量和位置，飞行本身；飞羽的硬度与拍翅的频率有什么关系。引人注目的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解释问题时引用了他知道的各种著作，例如伪亚里士多德的《力学》。我们得知，翅膀的每一次扇动都要经过一个圆的一段，在这个运动中，最外侧的羽毛画出了最大的圆。根据《力学》的定律，较大的滑轮能举起较大的重量。由于最外侧的羽毛有最大的圆要画，也就是说有最大的负担要支撑，所以它们的结构也相应地更强，羽毛的硬度也按一定的比例下降。

（皇帝的专著《鹰猎的艺术》的一页）

在六卷本的第二卷中，皇帝谈到了不同类型的猎鹰，它们的捕获、训练，它们的暂时失明（通过缝合眼睑），携带和放飞它们的方式。弗里德里希二世让人从世界的各个角落送来或取来猎鹰。有一次，他带着一个死刑犯，把他送进深渊，去取一只白隼的巢。当他谈到从西班牙和保加利亚、近东和印度、不列颠和冰岛（他把冰岛定位在挪威和格陵兰岛之间）送来的猛禽时，他对植物和动物地理学的渊博知识展现无遗。他说，栖息地靠近北极的鸟类比南方的鸟类更强壮、更勇敢、更美丽、更敏捷。他准确地解释了为什么会这样，并认识到，两只通常被认为属于不同品种的隼实际上是相同的品种，它们的差异只是由于气候的差异造成的。他从所有国家收集观察结果。他从阿拉伯半岛和其他地方请来专家，在专家“更了解”的地方，他就采用他们提供的信息。他在书中只记载“我自己的经验，或别人的经验”，并认为“仅靠道听途说，无法确定”。凡是他只通过道听途说知道的，他都尽量去核实。例如，他对所谓“藤壶雁”进行了调查。传说藤壶雁是从北方地区的蠕虫、贝壳或腐烂的船木中孵化出来的。他专门派使者到北方去取这种木头，并证明了这个传说纯属无稽之谈。由此他得出结论，这种野雁的巢穴在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对于无法核实的说法，他只是有保留地引用。例如，当他写到普林尼描述的不死鸟时，他补充说：“但我不能相信这一点。”

弗里德里希二世对作为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的评价非常高，但认为他是一个完全依赖书本知识的学究，并毫不犹豫地用一句“并非如此”（non sic se habet）来否定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我在必要时追随亚里士多德。但我从经验中得知，他似乎经常偏离真理，特别是在写到某些鸟类的性质时。因此，我并没有事事追随这位哲学家的君王……因为亚里士多德很少或从未从事鹰猎，而我一直喜欢并实践鹰猎。”皇帝经常纠正亚里士多德：“但我们这些在狩猎方面有一些实践的人却不这么认为。”在他详细描述了以一字长蛇阵或者三角队形飞行的水禽如何换首领之后，他写道：“因此，水禽的首领不可能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保持不变……”

皇帝的著作包含了数以千计的独立意见，这些意见被正式地、清晰地、有逻辑地归纳起来，总是按照经院哲学的要求从一般到特殊。句子的结构通常是清晰晓畅的，语言（与他的文书官衙的辞藻华丽的宣言相反）是简单、直截了当、实事求是的，但总是庄重的，总是用“尊严复数”（pluralis majestatis）[2]，并带有一种不容争辩的确定性。正如皇帝所说，要找到阿拉伯文或普罗旺斯文技术术语的拉丁文同义词往往很困难。书中有几百幅赏心悦目的鸟类图画，无疑出自御笔。有明确的记录表明，他懂得如何绘画。这部书最早的两卷豪华版中有一套于1248年在帕尔马落入敌人之手，后来到了安茹王朝手中，其中的插图在后来的副本中被重复使用。这些图画真实地反映了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而画面的风格——处于飞行的不同阶段的鸟儿——明确无误地指向热忱的观察者本人，尽管这些华丽的彩色版本可能是由一些宫廷艺术家制作的。可能是波斯或撒拉森人的图画影响了弗里德里希二世，也许还有古代的册子本。无论如何，专家们认为《鹰猎的艺术》的图画就像西西里的造型艺术一样，令人惊讶地“早于其时代”。

皇帝的著作很快就出版了几个法文版本，并取代了所有同类作品。在皇帝的《鹰猎的艺术》之前，也曾出现过诺曼人和其他来源的简短的鹰猎指南，但它们没有皇帝作品的详尽透彻的动物学知识，也没有那么全面。弗里德里希二世有理由将它们斥为“不准确和不充分”。他的目标是将鹰猎提升到一门精确科学的水平，而现有的书籍中没有一本能够做到这一点。皇帝无疑熟知东方的同题材作品。在恩齐奥国王的命令下，一本关于猎鹰的波斯文著作被翻译出来；一本阿拉伯的关于猎鹰治疗的书对弗里德里希二世来说当然也不陌生。但他几乎不可能运用这些资料，因为他自己的书几乎完全基于个人观察。只要有机会，皇帝就会努力笔耕，尽管正如他写的那样，他“日理万机”。我们偶然了解到，在围攻法恩扎（Faenza）期间，他修改了特奥多尔大师对皇家养鹰人穆阿明（Moamin）写的关于狩猎的阿拉伯文文章的翻译。一个克雷莫纳人将这篇文章翻译成了法文，献给恩齐奥国王。皇帝是在去世前几年才写了《鹰猎的艺术》。皇帝驾崩后，曼弗雷德国王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皇帝遗留的散页，填补了该书的许多空白。

关于《鹰猎的艺术》最重要的一点，不是大阿尔伯特多次使用它的事实（从语文学角度可以证明），也不是不久之后其他狩猎书的出现，比如一位德意志骑士的书，他称自己在狩猎方面的能力可以得到“特别是罗马皇帝、杰出的弗里德里希的猎手们”的证明。更重要的是，皇帝的廷臣和他的儿子们（与他们的父亲很像）获得了一双观察自然的眼睛，这样他们就不知不觉地学会了皇帝的观察艺术，无论他们将其应用于什么。《鹰猎的艺术》中的新元素是观察并讲述“事物的本来面目”的理念，而这部书不是由一个不知名的定居者或学者撰写的，而是由罗马-基督教世界的皇帝创作的：这是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无心插柳之作。皇帝的直接影响还体现在另一部作品中，该作品被广泛传播，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后世的典范：卡拉布里亚贵族和官员乔达努斯·鲁弗斯（Jordanus Ruffus）的《马医学》（Hippiatrik）。这是西方第一部兽医学专著，是在皇帝的建议下编写的。作者明确表示，他在该书的所有话题中，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皇帝的亲自指导，而皇帝本人就是该领域的专家。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孙子康拉丁也热爱鹰猎）

[1]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是德国历史学家，也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他主张研究历史必须基于客观地搜集研读档案资料之后，如实地呈现历史的原貌。他的这种史学主张，被称作兰克史学，对后来东西方史学都有重大的影响。不过史学家要做到绝对“客观”是不可能的，兰克自己也在作品中流露出他的路德宗思想和政治上的保守。兰克史学在今天已经受到许多批评和更新，不过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史学理论。

[2]“尊严复数”（majestic plural或royal we）指的是欧洲等地的帝王或其他统治者用复数自称，比如英文中帝王不用I（我），而用We（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