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第24章：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活路》

杨虎城身边有很多幕僚，其中有一个名叫郭增恺，比杨虎城小9岁，由于两人形影不离，杨虎城儿子都喊他郭叔。郭增恺老家是河北省次安县，也就是今天的廊坊市次安区，父母是很普通的农民，但郭增恺却读过大学，本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北平师范学校，985+211级别的。那年代那样的家庭能读大学，可见此人的智商、毅力和志向都超过普通人。

上大学期间，郭增恺热衷于参加课外活动，具体是什么活动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他在这些活动中认识了周恩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7岁的郭增恺打了鸡血一样全程参与，事后被有关部门刑事拘留，放出来时他已被学校开除。郭增恺没有消沉或躺平，通过给报纸写稿子谋生，没东西写了就去北大哲学系、中文系蹭课，不断提升认知水平和文化素养。

1924年10月，冯玉祥趁后方空虚倒戈发动“北京政变”，抓了自己的大领导曹锟，把溥仪一家老小从故宫赶走，然后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他的口号是“真爱民、不扰民”。郭增恺听说军队的口号后，主动找到冯玉祥的军部说要当兵。人事专员一看小伙子气度不凡，翻了一下简历发现读过大学会写文章，就直接安排到总部上班。跟着冯玉祥的那几年，郭增恺做过西北通讯社的社长，担任过冯玉祥的秘书。

（杨虎城幕僚郭增恺）

1929年是中原大战的前一年，冯玉祥压力很大，毕竟对手是地表实力最强的蒋介石，为此决定建设好陕西这个大后方，既能给前线输血，万一败了还能有个退路。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否定与自我否定，冯玉祥挑中了陕西蒲城起家的杨虎城，让他带着自己的队伍镇守陕西，为了协助杨虎城还写介绍信把郭增恺送过去了。杨虎城是刀客出身，疑心重下手狠，郭增恺到西安后并没被立刻重用，他经历了杨虎城长时间的试探、考察、测试，最后杨虎城认定郭增恺很靠谱，有知识有见识还有一腔热血，任命他为“西安绥靖公署高级参议”，也就是杨虎城的幕僚。

冯老板需要的是钱和人，所以建设大后方的意思是发展经济和教育，这些都需要投钱，可是钱从哪儿搞呢？当然是哪里钱多就去哪里搞。所以杨虎城写了介绍信，打发郭增恺去了南京，让他搞定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他既是财政部长又是中央银行总裁，好比南京政府的财神爷，搞定了他也就搞定了钱。

马云老师说过，能把领导交代的事情不声不响地办妥，这就是人才，比如郭增恺。在南京东奔西跑几个月后，他就不卑不亢地坐在了宋子文的办公桌对面。宋子文虽然长期被批为腐蚀中国的“四大家族”之一，但他抗日爱国同情革命这一点毋庸置疑。几次交流下来，宋子文居然给郭增恺发了个聘书：国民政府西北经济处处长。这个身份带给郭增恺的是一份工资，带给陕西的是好几笔开发建设的投资。

就是这样一个有价值的人才，在1936年4月底的某一天突然消失了。家里人等不到他下班吃饭，找到绥靖公署说人不是回家了吗？问来问去有人说被西北剿总喊过去就没再回来，到剿总打听门口保安说本单位没这个人。杨虎城也很纳闷，有事商量人不见了，于是动用自己的情报系统打听，得到的消息说郭增恺已经被绑起来押送南京了。

（最右侧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

招呼不打就绑我的人！杨虎城很不高兴，刚要打电话给剿总要人，没想到剿总参谋长晏道刚自己找上门了，他进门后神情傲娇，从兜里掏出一本小册子递给杨虎城。那是一本巴掌大的书，封面是两个字：“活路”，这本册子杨虎城也是第一次见到实物。晏道刚阴阳怪气地说：这可是杨主任军需处印的，请严加查办；当年何应钦在江西剿共的时候，身边就有敌方卧底，军事计划被提前送到红军那里，部队吃了大亏，杨主任可要吸取教训啊。

杨虎城最烦被人教育，换句话说，杨虎城这种视陕西为自己地盘的人，最烦被一个上级空降的外来领导者教育。但是这次他控制住了情绪，因为《活路》是他同意印的，印之前他读过原稿。估算时间，这东西刚印出来油墨都没干透，就已经被南京的特务搞到了手，他也是有点意外。杨虎城拿起来翻了翻，整体上比较简单甚至粗糙，封面除了《活路》两个字，还有残缺不全的东三省地图，通篇没有任何署名和单位信息。

找杨虎城印《活路》的人是他的秘书长王菊人，杨虎城看过稿子后，就把事情交给自己的亲信王惟之去办，王惟之是军需处处长，掌管军需处的印刷厂。为了掩人耳目，王惟之挑选了跟他最熟的几个工人，每天晚上印完官方报纸和公署内部文件后，才开始印《活路》，凌晨一两点动工，天不亮收工封存拉走，活干的滴水不漏，咋就被人发现了呢？

想到这里，杨虎城有点佩服眼前这些人的手段，不过他心里很清楚，这事跟郭增恺没有半毛钱关系，抓他跟抓路边卖肉夹馍的老吴没什么区别。但是此刻杨虎城能做的，就是把册子合起来扔到桌上，冷冷地对晏道刚说：这种反动材料我们十七路军不会印，宴参谋长应该去市面上调查。知道杂志来源的晏道刚两眼喷火，心想咱们走着瞧。

（杨虎城首席秘书王菊人）

回到办公室后，杨虎城喊来王菊人和王维之，告诉他俩立刻去做两件事，第一件是把印刷厂清理一遍，任何有关《活路》的东西全部销毁，一张纸片都不许留，剿总随时可能搜查取证。第二件是掘地三尺也要查出来，到底是谁泄露了消息，我的地盘不能有这种人，更不能以后替剿总作证。

《活路》到底是一本什么材料，以至于惊动了南京呢？这个要从册子的主编高崇民开始说起。我们可以提前透露一下，高崇民是张学良最信任的幕僚之一，他对消灭日本收复东北着了魔一样坚持，他编出来的刊物，里面写了什么内容，各位也不难猜到。

高崇民是辽宁省开原市人，1891年出生，比张学良大了9岁，他跟张学良认识是1928年。那一年辽宁省政府决定提高警察的五险一金，可是经费来源不好解决，各单位都说有困难踢来踢去，最后干脆让全省的生意人分摊。在坐办公室那帮人的眼里，老百姓没钱但生意人有钱，找有钱的人掏钱非常合理。因此这是一个没经过公开论证的草率决定，由一帮自私自利的官僚强加到商户们头上。

可是这些愚蠢的决策者不知道，从生意人身上收钱，他们一定要把这笔钱部分或全部转嫁到生意上去，物价会因此上涨，销量一定会下滑，商业活力肯定要降低。因此商户们集体反对，其中带头的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前文介绍过的企业家杜重远，另一个是做老师的高崇民，十几万人的抗议和长时间的罢市活动，都是他俩组织的。

（张学良幕僚高崇民）

警察各种手段都用了，就是压不下去，只好请代表到省政府面谈，代表团的首席发言人是高崇民。省长秘书王德溥为难地说：这次是给警察提高待遇，警察厅长可是少帅的老师，你们这样闹太不给少帅面子了吧。高崇民听完硬刚道：这种压榨老百姓的扯淡政策，就是少帅自己定的，我们也一样反对。

高崇民的话原封不动上报到了大帅府，张学良听了会不会发脾气呢？上报的人其实很坏，把得罪领导的话原封不动上报，等同于借刀杀人。张学良听了是不高兴，但他又觉得此人为民请命不顾生死是条汉子，好奇心就被勾起来了，于是派人请他到大帅府见面。俩人聊了啥无从考证，反正谈完后张学良把省府官员训了一顿，说那笔费用由政府拨款解决，高崇民当场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张学良的秘书。

东三省沦陷后，张学良也像三千万东北人一样四海为家，他出洋躲避千夫所指，回国带着东北军在江西、湖北“剿匪”，如今跋涉到陕西继续做这件事。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没有停止资助东北军旧部的抗日活动，他以各种名义划拨筹措的钱款物资，都是通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送到前线的，而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高崇民。

东北军进驻陕西才几个月，部队连续的失败和损失，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各种摩擦，张学良与杨虎城面和心不和的关系，都让高崇民、杜重远等人十分焦虑，作为最关心东北命运的那群人，实在看不得东北子弟消耗在陕北贫瘠的大山里，经过多次商讨开会，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以大西北为根据地，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联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局面，举旗抗日打回东北。

（张学良和杨虎城会谈蜡像）

所有沉浸在组织内部宵衣旰食或勾心斗角的人，很难有高瞻远瞩的视野，因为他的目光困在办公室那个方寸之地，所以这种让人兴奋的计划，总是局外人最可能提出。高崇民等人对这个计划的各种细节都做了深入思考和反复讨论，最后形成了一份文件，众人签字后由高崇民和一个名叫孙达开的年轻党员带到西安，去说服张学良、杨虎城和双方的军队接受它并实践它，两人抵达西安差不多是1936年的1月前后。

要让几十万人联合起来，这是一个复杂、庞大和冒险的超级工程，成功的可能性很低，任何一个小误会都可能前功尽弃。这事当然要说服毛泽东、张学良、杨虎城这些高层人物，更需要说服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各级军官。换句话说，核心人物和主要人物在思想上不统一，这个事就办不成。高崇民和孙达开到西安后，整天脚不沾地，天天约人见面，跟毕业班的老师一样答疑解惑，嗓子都快冒烟了。

做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思想工作，其实不是最难的，因为任何地方实力派，其一切工作的核心都是自我存在与壮大，而不是替人卖命把自己消耗掉，“三位一体”符合他们的需求。但是各级军官就不一样了，跟对人飞黄腾达、跟错人这辈子就完了，“三位一体”本质上是违背南京的反叛行为，出了事大人物写个检查挨顿骂完事，但小人物面对的不是冰凉的手铐就是黑洞洞的枪口。所以中下层军官的思想工作不到位，要么临阵脱逃影响军心，要么暗中告密毁了大局。

两人商量后做了分工，高崇民负责高级军官，孙达开负责中下层军官，然后跑部队下基层忙活了3个多月，进展并不理想，不是他们的说服能力不强，而是两个人的精力、时间有限，于是他们决定提高效率，那就是把几个月来演讲、讨论和答疑解惑的所有话术，编成一本书发到军队里，让军人们自己学习领悟。由于杂志内容都是有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前途命运的问题，所以取名“活路”，意思是只有“三位一体”两军才有活路，打内战是死路一条。

（《活路》小册子封面）

《活路》第一期的主要内容有6点：1、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南京政府打内战不打日本人；2、停止内战联苏联共，“剿匪”是同时消耗东北军和红军的阴谋；3、东北军应该做抗日先锋，由张学良领导。4、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大联合形成“三位一体”，以陕甘宁青为根据地，联合陕西跟河南的一部分。5、东北军举起抗日大旗，会得到全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的支持，经费不难解决。6、整顿东北军，培养抗日军官，动员东北军的抗日情绪。

定稿后送给张学良过目，张学良觉得内容很好，但是属于绝对的反动内容，不能有署名也不能公开发行，只能秘密在军队内部发放学习。得到大老板的支持后，高崇民开始着手设计和印刷。首先为了保密和隐藏方便，《活路》被设计成64开的尺寸，也就是A4纸的八分之一。设计好后找地方印刷，结果根本就找不到。当时西安仅有的几家印刷厂被严格监管，业务范围以外的东西一概不能印，像《活路》这样的东西没人敢接，东北军自己没有印刷机，最后经神秘人物指点，高崇民去找了杨虎城的秘书长王菊人。

1936年的王菊人是个已有10年党龄的老党员，看了《活路》的稿子后，立刻去找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军需处有个印刷厂，专门印制军队内部文件和官方材料，王秘书找杨虎城比任何人都合适。杨虎城大致翻看了稿子，就知道这是东北军那伙人弄的，他把心腹王维之喊来，嘱咐他认真办理。王维之是军需处处长，住在双仁府街一个三进的大院子，最里面住着贵客高崇民和孙达开。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高崇民去找王菊人，完全是王维之出的主意，他就是那个神秘人物。

王维之按照8000册的预定数量，严格调配了纸张，每天夜里根据印数分配下去，一张也不多一张也不少，印完立刻封存，天亮前用自己的汽车拉到家里，交给高崇民处理；印刷工也是跟他多年的老下属，出了泄密的事完全没道理呀！张维之翻出了所有参与工人的档案，一行一行查看他们的简历，终于发现了疑点：在他精挑细选的几个工人里面，有两人身份可疑，他俩多年前曾有警察局的工作经历。

（西安绥靖公署小黄楼）

原来这两人除了是绥靖公署印刷工外，还有一个隐秘的身份：西北剿总情报处的线人，剿总情报处隶属于南京军统，它们渗透到杨虎城的印刷厂，也是心机够深。话说两名线人半夜干活的时候，出于职业本能觉得加印的东西有问题，于是第二天拿了等量的纸张换了一本出来，趁着抽烟的功夫靠着城墙读了一遍，读的那叫一个两眼放光，于是塞到裤裆里带了出来，第二天交给“蓝衣社”西北站长江雄风。

查到两个嫌疑人后，下一步就是逮捕和审讯。王维之告诉这两人，火车站新到了几台印刷机需要搬回来。这两人没有任何怀疑，跳上卡车跟着就去了，卡车里放着绳索和枕木，还有几名军法处士兵假扮的搬运工。卡车开出城门直接就去了军法处的大牢，两人被卸下来推了进去，抽了几鞭子后，就什么都招了。

江雄风拿到《活路》后也是两眼放光，杨虎城印这种东西让他感到震惊，这本杂志将会带给他的荣华富贵也让他震惊。在憧憬和幻觉的刺激下，他大手一挥给两个卧底每人奖励60块银元。1936年的60块银元到底是多少钱？据有关资料记载，1936年西安的普通警察月工资9银元，所以这俩人一次性领了半年的工资。

江雄风和晏道刚等人关起门来分析应该抓谁？东西是军需处印的，但王维之肯定是奉命行事，要抓的人是作者或主编。分析来分析去，就锁定了高级参议郭增恺，首先他有文化很会写，其次以前就做过编辑，再次对南京的政策一直不满，最关键的是前不久他们截获了一封郭增恺发给阎锡山的电报，电文里劝阎锡山组织华北抗日同盟，这不就跟《活路》的内容对上了吗！于是请示南京后派人把郭增恺骗到“剿总”，特快专递连夜发往南京，不给杨虎城提人的机会。

（杨虎城止园别墅）

郭增恺属于典型的“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稀里糊涂被塞进吉普车，稀里糊涂被送上火车，一路颠簸就到了南京的军统大牢，几拨人车轮战审问，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活路》是什么郭增恺确实不知道，他只希望这些人给自己留条活路。连续审了3天没结果，军统告诉西安抓错人了，晏道刚没办法，干脆摊牌了去找杨虎城。

再说那8000册新鲜出炉的《活路》，早被高崇民等人运出了西安城，6000册送到洛川王以哲军部，按照军衔高低发下去学习；2000册运到宜川十七路军驻地，由38军军长孙蔚如发给官兵学习。在杨虎城军队负责联络工作的人，从一个处长那里拿到了两本直接送到陕北，毛泽东等人看过后，立刻让人油印了一大堆，作为统战资料让大家学习。

事情败露后，张学良和杨虎城高调下令，全军彻查《活路》的来源，并严厉收缴和销毁。这个命令当然被执行了，但主要是做给剿总的人看，部分收缴的杂志又偷偷发回去了，这个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不过《活路》的巨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8个月后蒋介石被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90%以上的军官都站在张学良和杨虎城这边，多少都有《活路》的功劳。

话说那两名卧底印刷工人挨了一顿打后，就被遗忘在军法处的大牢里，军统的人不能随便杀，放了又便宜了他俩，因此一直吃牢饭到1937年3月末。当时东北军已经被肢解调往河南和安徽，十七路军也大幅缩编改造，张学良被软禁，杨虎城已经赋闲在家，国军将领顾祝同开进西安接管了绥靖公署，清理牢房时才把这哥俩放出来，他们站在东大街上，刺眼的阳光从城墙上照下来，一切恍如隔世。

而被冤枉的郭增恺就更传奇了，当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后，宋子文匆忙从香港赶回南京，特地到军统监狱把郭增恺保了出来，一起带着来到西安劝杨虎城。事变结束后他又被关进监狱，抗战爆发才重获自由，解放后长期定居香港。1950年郭增恺在香港《热风》杂志发文指责蒋介石在回忆录里撒谎，张学良被迫托人给了他一笔不菲的封口费。

[参考资料]

1.丘琴/白竞凡/高凌：《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10月.p35-52

2.高劲松/高凌：《高崇民全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第四章

3.杨瀚：《“特殊信使”郭增恺的传奇经历》.纵横.2007年第6期.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西安事变资料选编 第2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5月.p14-20

5.陈毓述：《试述“活路”事件及其对西安事变的影响》.绥化师专学报.1993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