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年，为啥东方六国宁愿灭亡也不学秦国？（下）

上一篇介绍了改革的前置条件。这一篇就来介绍改革的重头戏了：土地改革以及土地改革的防反噬机制。

土地改革

    前置条件满足之后，就是时候开始土地改革了。土地的改革的目的是粮食。大道至简，最简单，最基本的往往是最难的，但是也是最有意义的。秦国从改革前期，仅仅拿出十万左右的凑数的杂兵，到战国末期拉出100万以上精壮猛男。这一切，不过是粮食充足的结果。

土地改革——全国土地国有化

解决了前面几个核心的前置条件。才轮到商鞅出场。为啥商鞅选择的是秦国？因为当时已经做完以上三个前置条件的只有魏国和秦国。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前置条件。去楚国和齐国等还得先想办法把中央兵搞出来先。

土地国有化，也叫国家粮战体系，跟国家资本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很多的经济学家故意混淆这两者，来诋毁社会主义，商鞅变法，计划经济等。国家粮战体系是社会主义，商鞅变法，计划经济的核心。

国家粮战体系的核心是粮食，生产天量的粮食为核心，所以铁器，水利，化肥，种子等所有生产资料都不能用来赚钱，是用来配合粮食大幅增产的关键因子。所有的人按分工来获得粮食和其他的产品，而不是按利润。所以，在国家粮战体系里面，水利建设是最丰富的，铁器价格也是最为低廉的（秦国的铁器价格只有魏国的1/5）。并且，在粮战体系里面，人民的食物是最为足量和丰富的。这里就不展开论证了。

但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利润。例如小胡子和明治，他们只不过是为了把粮食收集起来去战争，但是对于粮食增产的动作，他们往往是不怎么感兴趣的。也因此，对于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利，铁器等，他们是不怎么建设的。战国里面的齐国，也是搞的国家资本主义。

土地改革必然是一个血腥的过程，但是依靠秦献公的中央兵力，商鞅可以推行自己的法令，但过程还是惨烈：

第一个是“渭水刑七百”。这个故事有一定的争议，因为是司马光写的，他老人家喜欢把野史和真实的情况混编。

但第二条是真实的了。商鞅直接对最高王族动手。秦献公次子公子虔被割了鼻子，另外一个贵族公孙贾被在面上刺字。最高级别的两个贵族都动手了，其他的要不做了但是史书没有详细写，要不怕了直接放弃挣扎。

 商鞅比吴起更狠，因为他的兵力足够，直接对着全体贵族AOE了。这个动作是非常关键的，后期的齐泯王，赵武灵王其实也希望学商鞅，但是太迟了。他们的故事不细说了。商鞅这么全面积搞了之后，土地被国有化了。这个是最关键的动作之一。

土地国有化，是最为关键的动作。之所以叫国有化，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并且最为关键的是，土地是国家的，种的产物是由国家指定，农民只有使用权。但是相对的，国家会给予水利，铁器，农业指导员等尽可能多的扶持动作。税收会固定，不会收取租金。土地禁止买卖，不用可以退回给国家。

从条款就知道，这么干会得罪多少的贵族了。商鞅甚至是有条例要求贵族也去种田的，但是文献丢失，现存的《商君书》是后人编写的，中间加入了大量的私货。

土地国有化之后，大型水利才能够被搞出来，接着就是粮食的天量暴增了。与之对比，齐国，楚国，魏国的河流比秦国多，水资源更为丰富，但是后期一直没有大型水利。

其中，楚国在楚庄王的时候做了两条大型水利，芍陂和期思陂。但是被几个贵族玩没了，几个贵族在争谁出维护费，最后都不愿意，期思陂就没了。至于芍陂，景氏说大家不要争了，水都流我这边不就不用争了吗？景氏把水利改道，截取了水资源，芍陂也没了。

魏国在西门豹的时期，做了漳水十二渠。但是魏文侯死了之后，西门豹被诬陷杀了，贵族又继续玩河神娶亲了。土地继续分封。魏国的土地国有化搞了一半，然后就废了。

大型水利，是一个国家中央集权的产物。如果土地不是全部国有，必然会因为利益分割问题争论不止。现在加装个电梯都一堆争论，更何况这么大的项目。谁出钱，谁收益，收益如何核算，维护成本谁应该出多少。

商鞅的土地国有化之后是第二个其他人做不到的问题。赵国有尝试，他们绕开了原有的土地（原有土地不搞了，原有土地例如晋阳，邯郸，甚至河套以南这么大一片没法搞国有化。只能让贵族自己玩），在代地和河套地区实现了土地国有化。代地在今天河北省，北京的北面到阴山南边。这个区域里面，一部分是赵国的代地，另外一部分是燕国的国土。河套在阴山和阳山以南的黄河几字型的上部。今天鄂尔多斯，乌海，呼和浩特，包头这一带。

但是由于只有这个区域实现了国有化。造成粮食增产，但是依然不足，最终在长平之战坚持不下去，不得不换了廉颇而上了赵括。不过也算是战国里面第二成功的大改革了。这场50万兵VS 45万兵的大仗坚持了三年，换另外的五国，他们连20万兵都养不起。更不用说这么大规模的了。

魏国，在初期改革的时候实现了土地国有化。但是只是两个试点，河西郡和邺城。这两个试点由于王子争夺上位，依赖军功贵族。所以把试点废了，其他的城市也没大幅铺开；

赵国也是一样。最有为的赵武灵王和法家肥义搞了一次大改革，对代地（河北省），河套地区（内蒙）等搞了土地国有化。兵力大幅上升，去到长平之战的40万。但是赵武灵王被两个儿子争王位搞死了。改革中止了；

楚国呢？吴起只对付了中小贵族，没来得及对付最核心的三大贵族。后面的楚王犹豫半天，戍边问题，关键职位问题都没法解决，又走回了旧路。粮食不足的问题持续到战国结束；

齐国，根本没搞。因为技击士的忠诚度问题，国君也没法对戍边贵族下手。

不搞土改的后果，就是粮食不足。贵族不只是截留问题，而且在破坏生产力，例如上面提及的楚庄王的两条水利。被后代废了。楚国在临近亡国了，最高只有20万兵，这个时候的国土面积还是三倍赵国的大小。而赵国在长平之战，就能够拉出40万兵。

其余的呢？号称东帝的齐国，最高峰的时候在灭燕，垂沙之战也只有10-12万兵；魏国，韩国这些在最高峰，伊厥之战，信陵君组队伐秦也不过10-12万兵左右。剩下的更弱就不说了。

建立粮食经济的核心地位

前面几步都做完之后。更重要的来了，粮食是秦国经济的核心。在列国里面，只有秦国重农抑商，并且多余粮食只能卖给国家，禁止买卖。这个是关键了。

以粮食为经济核心，就意味着放弃市场原则，搞纯公有制的耕战一体。

什么叫做放弃市场原则？市场最大的原则是越稀有，越值钱。粮食减少20%，价格上涨一倍是常态。战国最有钱的四大商人是谁？他们靠什么赚钱？最有钱的几个人分别是范蠡，吕不韦，白圭，子贡等。这几个人暴富都是因为粮食。简单的操作是收购粮食，并且跑到干旱，洪水，蝗虫多的地方去卖，这不就是暴利了吗？

范蠡活动范围是齐国和越国之间。齐国的盐碱地严重，并且齐国把最膏腴的20%~30%的土地用来种桑麻了。能不缺粮吗？缺粮了损失的是谁呢？不就是国家和人民吗。齐国的税收是列国最高，去到2/3。作为对比，其他国家是1/2，或者1/3。秦国是1/10，甚至还不到这个数，现存的数据是根据当时的一些残留资料统计的。

另外，齐国的高利贷去到了100%。这丰厚的利润能不赚钱吗？

这么高的利润农民是不是很有钱？首先，地不是农民的，是封君的。农民上交了2/3的粮食后，能吃半饱就不错了。其次，农民即使有多余的粮食，他们能拿到缺粮的地方去卖吗？他们从农村跑到市中心已经是上限了，还指望能跑去缺粮的地方？

齐国的技击士，用命换来的刀币。最终可能因为一场天灾，又全部花出去了，这种军队能有战斗力？

秦国呢？粮食为核心，粮食增产没有上限。有剩余就养兵，建水利，搞铁器。水利越来越多，铁器越来越密集，农民吃的越来越饱。再然后呢？养马。

一匹战马的粮食是人的10倍。秦国的战马是列国最高，并且最强壮。战马的肩高平均1.33米，最高的1.47米（考古发掘的马骨）。其他国家呢？马的肩高能够有1.15米已经是很优秀的马了。秦国和赵国的战马能够背200斤的人长途奔袭。其他国家呢，勉强能够短途冲锋。除了秦和赵外，其他国家是用车兵为主，4匹马拉两个兵。看看这差距。

按照养马的专家估计，秦国的战马高峰期应该是2万-3万匹；赵国大概是1.5万匹。秦国的战马有这个数，那么种马，田马等应该是20万匹左右。

秦军的兵马俑是按照实物1:1来制作的。秦军的身高是1.7米~1.9米，马高是1.35米左右。真正的人高马大。

粮食足，经济自然是最好的。人吃得好，马高大，其他的牛羊自然就多。还有鸡鸭鱼鹅猪这些，不都是靠粮食养的吗？粮食足了，还会怕没有衣服，其他的手工业品？

对比其他的国家，除了赵国外都没建立真正的粮食经济体系。例如魏国。前期搞了国有化建设，也是以粮为中心。但是后期荒废了，最大的特点，盐铁专卖又回来了，又得靠盐铁赚钱了。

铁器这种产品。在秦国是国有的，因为粮食体系是中心，铁器是配套。秦国的铁器价格大概是魏国的1/5，基本上是属于送给农民的。并且，每把铁器上面有标号，坏了可以给回国家或者便宜再买，但是铁器不准买卖。

不以粮食经济为核心。那么他就只能是赚钱的工具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粮食的不足，国力不断的衰退。

这么好的制度，为啥魏国没有坚持呢？

防止反噬机制

防反噬机制是复杂的，复杂的原因在于土地的所有制问题。土地的所有制在当时没法得到根治，所以商鞅设定的防止反噬措施，更多是依赖当时的环境实现的机制。防止反噬的措施能够实现，首先是土地私有化的杜绝。这个是最为核心的宪法组成部分。

虽然当时不叫宪法，例如李悝的《法经》和商鞅的法律，其实已经包含了类似于宪法的内容。要修改宪法，就必须先把王干掉，或者王的实力不足，自己改动宪法里面的内容。只有这些条件不具备的话，那么宪法就依然有效的。

贵族，王族亲属往往有一百种方式改宪法，这里把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列一下，看看为啥王族不得不改动宪法，或者说为啥秦国可以避免改动宪法。

设立继承机制

商鞅的耕战，收益的是农民，国家。国君其实也是被限制的，史书记载秦国的宫殿是战国末期，差不多统一的时候才去修的。前面列位国王都没去修。

同理，贵族的权限，利益被大幅压缩。例如吴起的法令，就要求贵族的土地，最多三世就必须回收，不能世袭。商鞅更狠，直接回收。贵族没有了世袭特权。最多可以有继承制度。但是继承制度会降级。例如父亲的十级军功，儿子继承只能是八级。并且在一定期限没有军功的话，继续下跌。（务农的话可以算军功，但是计算方式已经丢失，按上交的农作物计算。）

秦国是唯一没有世袭贵族的，全部被清除掉了。因此，贵族必然会想办法反对法令。这里就要说说法家的漏洞了。

法家的法令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漏洞。法家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国君哪里，但是法家很少考虑怎么把权力过渡到继位身上。而法家又是一班有理想的人，一般不会有巴结王子这种行为。他们都没参加过王子的夺位问题，甚至国君问他们意见，他们都会避嫌而不回答。例如李悝，魏文侯问过他类似的问题，但是李悝都没回答，说是王室内部问题，不便作答就离开了。

法家不管这个问题，自然有人管。管的人就是贵族，贵族联合非优势的王子，趁国君去世的时候就造反。例如魏惠候。上位的时候就被挑战了。不得不依赖贵族公叔痤保住皇位，最终在公叔痤没立什么大功的情况下，给了100万亩封地。

100万亩什么概念？战国一户可以耕的地是100亩，100万亩就是万户侯。在秦国，谁有这个资格？要二十级军功。白起都没资格，白起灭杀九十万人，第一屠夫，最终大概是十八级；王翦，三代累积军功，灭三国到二十级；王贲，王翦儿子，四代军功，灭两国继承二十级；蒙恬，也是三代累计军功二十级；李斯，文官重大贡献二十级。除了以上几个外，其他都没拿到万户侯。但是公叔痤轻松万户侯。

继承人由于实力不足，所以继承的时候就不得不依赖贵族，从而废弃了原来的法律。

秦惠文王为啥能破解这个问题呢？老实说，我也没找到足够的资料论证。因为当年太多的资料被项羽烧了。按照逻辑，最合适的解释是。商鞅和秦献公加起来有40年的时间，贵族的势力被清除的够彻底，王子反而没必要依赖贵族继位。而秦孝公又提前立了王子，所以整个过程贵族都没起太大的作用。

但是秦昭襄王的时候这个继位的问题差点又被破了。因为秦昭襄王靠他舅舅和妈，以及赵武灵王上位。舅舅和妈在乱来，产生了四大贵族。秦昭襄王命够长，忍了他们乱搞40多年，把这四个贵族一网打尽，全部滚蛋，把妈妈也赶走了。其他的国家就没这么好运气了，一般能够做40年的已经算长命了。

防止血缘贵族反噬

最后的一点是比较有意思的了。贵族虽然失地，失势，但是他们大部分是王族血缘。人脉多，容易集结，并且也都是高层。所以他们是有机会联结在一起造反的。

为了防范这个问题，商鞅搞了连坐制。这个口诛笔伐的制度来了。

连坐制，是历代史官口诛笔伐的制度。讨伐的点是连坐造成父子反目，夫妻反目，人人自危，社会没有信任。还有宗族领袖与官员职责分离，破坏宗族信任等。

所以，连坐制到底是爱民的表现，还是奴役人民。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论证一下，连坐执行的情况，人民的生活情况，人民对这个制度是接受还是抗拒。

   在讨论之前，必须先介绍一下连坐的背景。抛开背景谈法律，是非常抽象的。法律是为了解决当时问题而存在，用今天的思维来讨论当时的法律，跟拿民国的银行欠款，来新中国兑现没有区别。

恶劣的治安

商鞅执政的时候，野人的生存环境是恶劣的。上有贵族压榨，下有盗窃，杀人等频繁发生。并且私斗严重。

“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 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商君书·画策》

“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这句话出自《商君书》。前面说过，《商君书》一部分是后人确实根据商鞅的情况来撰写，比如商鞅自己的法家后人。但是有一部分，是汉朝的时候由主编自己臆想加进去的。例如总编辑刘向。整体来说，可以作为一定的参考。例如当时的环境情况，这些比较客观的描述。

回到这句话的本身。这句话的本意是指民因为贫苦，所以用刑法难以解决治安问题。因为刑法对于民众意义不大。

因此，商鞅就把民，官员，贵族，宗族族长分散，然后编到一起。互相监督，有发现问题举报。这一段没有什么争议，《岳麓秦简·尉卒律》里面也明确，把官员，平民，贵族编入一个组别。

编组的效果很明显：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

“古者，民各有乡俗……今法律令已具，而吏民莫用……凡良吏明法律令，事无不能也。”——睡虎地秦简《语书》

多个文献显示，效果非常好，大家不私斗了，盗窃减少了（根据秦简的统计，刑事案件盗窃从春秋时期50%以上的举报量，降到了17%左右。）

治安好了，那信任度是否下降呢？还是先来看看被举报的都是些什么内容。

受连坐的内容

《睡虎地秦简》，是秦国一个叫“喜”的官吏做的日常记录。里面记录的是这个官吏日常审理的案件，里面有大量的案件，可以很好的看出来当时会因为什么问题被同五的人举报。

另外，史记里面也有记载因为被举报而牵连的，我们有一并拿出来对照一下。

《睡虎地秦简》与《史记》关于举报较多描述

第四条和第九条，是《史记》里面的描述。属于今天所说的“因言获罪”，没有”言论自由“。但是我翻遍了《睡虎地秦简》，没有看到有相关的案例。没有人因为有言论自由，聚会自由而被惩罚。这个可能是司马迁大哥自己加进去的吧。

其余的八条罪名。除了第一条的逃避徭役，第七条不孝和第六条的通奸。其余的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属于重罪，并且包庇的也需要负法律责任。至于第一条，第六条和第七条，这三条，我就不做太多评论了，我个人还是赞成应该举报的。不存在说举报这些事件会增加不信任，好人会担心犯这些事情吗，大部分的市民会担心犯这些事情吗？

增加宗族族长和成员的不信任

这个罪名是挺有意思的。这要展开说说了。

商鞅时期的郡县制。郡指的是省，县指的是市。县下面是没有下一级行政单位的了。新中国分了三个行政级，分别是省市县，这跟当时是不大一样的。因此，战国的时候也是王权不下县。

既然没有县这个行政单位，那县的事情谁来管呢？宗族或者里长。宗族是指某个村或者县血脉较多的那个族，推荐一个人来当整个县的县长。例如陈氏家族，家族兴旺，有数百人口。村里面的其他族人口单薄，多的只有几十人，少的可能几个人。

看人口比例就应该很清楚。你觉得陈姓宗族长，在分配田地的时候，会平均按人口比例分给各个姓氏的人吗。在上面要求交税的时候，他会承担更多的税，让其他人口比例少的人承担少一点吗？历史上或许有一些比较公正的族长，但个例不代表泛例。没有更高一级的权力机构压制，绝对不可能出现民主的情况。

甚至，陈氏宗族也分公族和支族。跟王室一样，支族的地往往是更贫瘠的，公族的地肯定更富裕的。王室这么多人看着，都有偏向，又何况一个宗族呢。

有兴趣的，了解一下国民党管理时期的资料，就很清楚，宗族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群体。这种宗族，有更高级的权力机构来管理，又何必需要一个宗族族长呢？宗族需要联结起来对抗王权的前提是，王权压迫过重，宗族不得不组织起来对抗。

商鞅来了之后，大家都吃饱饭了，为什么还需要组织起来对抗王权呢？而且这些宗族组织起来，也没看到有对抗王权啊。齐景公的时候，收了2/3的税，也没看到起义啊。各个贵族，高税，高利贷层出不穷，也没看到宗族有起来反抗啊。反而搞出了一大堆流民。

三晋移民

优越的环境，必然能够吸引更多的移民。因为基本只看到三晋有移民去秦，而秦很少移民去其他国家。

根据杨宽的《战国史》，《云梦秦简》等数据统计。截止公元前约280年间，三晋的移民占秦国人口高达15%左右。这个时候的秦国人口快速上升，整个国家的人口占到了500-600万人。这个数量的人口包括了后期占领的巴蜀，义渠等少数民族地盘，也包括了三晋跑过来的农民。

按照逻辑，必然是生活的环境更好，人民才会大幅的跑过去。秦国，在商鞅改革前是中原的落后地区，前面已经有大量的篇幅描写。造成了粮食不足，人口贫乏。但是在商鞅和历代君王的努力下，秦国的环境成为了宜居之地，并且律法也保护人民的财产不受侵害。因此大量的人口往秦国去了。

看来连坐制，并没有让人民觉得不适，反而是吸引人口的好制度。在这里，人民可以更富裕，并且更为公平，有上升的空间，有安稳的生活。相对于六国来说，这里也许就是天堂吧。

为啥六国都没去学商鞅呢？事实上，即使我已经写了这么多内容了，还是没办法讲的太清楚，并且还有很多遗留点我也没法完全理解。这些点在于史料的不足，也在于我看的书还不够多。很多细节在具体的事例里面，很多的案例在后期历朝历代依然出现。历史的有趣，就在于可以横向，纵向综合比较，才能勉强得出较为完整的结论。这里也只是一些浅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