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发明”中的东方印记：重审被遮蔽的技术传播史

在人类技术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技术的传播与交流本应是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然而，长期以来，欧洲中心论主导的技术史叙事，却常常将诸多关键技术的源头锁定在欧洲本土，塑造出一个个 “孤独天才” 凭借个人智慧实现技术突破的神话。但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沿着丝绸之路这条古老的文明通道回溯，便会发现许多被标榜为 “欧洲独创” 的技术，其真正的源头往往指向东方。那些散落在波斯、阿拉伯以及中国古代文献中的 “维修记录”“图纸残页”，如同一个个有力的证据，揭开了一场被系统掩埋的技术史公案 —— 欧洲所谓的 “17 世纪科学革命” 背后的底层技术，多是 13 至 15 世纪经丝绸之路从东方向西方单向扩散的产物，所谓的 “独创”，不过是 “延迟接收 + 重新命名” 的二次包装。

一、波斯水钟：伽利略摆钟的前世渊源

提及欧洲机械钟的发展，传统叙事总会将关键功劳归于伽利略等人，认为其发明的摆钟标志着欧洲在计时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但威尼斯国家档案馆中一份不起眼的维修记录，却为我们揭示了另一段历史。1315 年 11 月 4 日，Senato Mar, reg. 22, fol. 46r 卷宗明确记载，为修复公共时钟的波斯水轮，工程师乔瓦尼・达・克雷马获得了 40 里拉报酬，用于更换铜管与漏壶。到了 1321 年，同一卷宗中出现 “horologium nocturnum” 一词，指代夜间自动报时装置。这一记录意义重大：尽管它比文献中提到的米兰“首台公共时钟”（1309）晚出12年，却是欧洲现存最早带技术细节与成本账目的水力擒纵钟档案；比伽利略摆钟（1632）早3个世纪，首次把欧洲高精度计时装置的实物证据推到14世纪初，直接动摇了“独立发明”的传统叙事。

伽利略摆钟机制

若要完整还原这一技术的传播链条，中国无疑是其源头。1088 年，北宋科学家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详细记载了水轮 - 擒纵天文钟，其中的 “天衡关锁” 机构能够实现 24 小时等时输出，这一核心技术为后续计时装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 1200 年前后，伊斯兰世界的马拉加天文台学者将苏颂的图纸翻译成阿拉伯文，并对水轮进行改进，将其缩微为 “漏壶 + 水轮” 的便携式装置，完成了技术传播的中继过程。而 1315 年威尼斯维修单中 “波斯水轮” 的出现，证明水力擒纵技术已成功嵌入欧洲市政公共时钟，并非欧洲本土独立发明的重力下摆式装置。

《新仪象法要》所载水运仪象台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段技术史在后续传播中遭到了刻意的删改。1350 年后，威尼斯原本使用的 “波斯水轮” 装置被改称为 “horologium italicum”（意大利钟），“波斯” 这一关键前缀被悄然删除；1470 年，米兰工程师加里亚佐在其《时钟书》中，首次将擒纵技术的发明归功于 “伦巴第工匠”，彻底截断了技术与波斯、中国之间的关联。由此可见，欧洲机械钟的等时擒纵核心技术并非本土原创，而是一场从维修到改名的技术洗白。

二、《奇器图说》残页：水力纺车的欧洲变身

大英图书馆珍藏的一份 14 世纪羊皮残页（Arabic Add. 25724, fol. 18v），为我们揭开了欧洲水力纺车的真实来源。这份《奇器图说》残页左栏用阿拉伯文图解了中国的 “水轮大纺车”，该纺车拥有 32 锭，依靠卧式水轮驱动；右栏则有拉丁文旁注 “novum inventum”（新发明），并且绘制者重新调整了齿轮比，将原本的 1:8 减速改为 1:12，以适应欧洲低水头河流的水文条件。

通过对比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水力纺车技术参数，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技术传播的轨迹。1313 年中国《王祯农书》中记载的水轮大纺车，锭子数为 32，采用卧式水轮，齿轮比 1:8，主要材质为竹木；14 世纪阿拉伯 - 拉丁残页中的纺车，在锭子数和水轮类型上与中国水轮大纺车一致，仅齿轮比调整为 1:12，材质变为橡木 + 铁芯；而到了 16 世纪，意大利 “丝绸厂” 使用的纺车，锭子数增加到 48，将卧式水轮改为立式并命名为 “意大利轮”，齿轮比沿用 1:12，材质升级为全铁。从这些参数变化可以明显看出，“意大利轮” 只是在阿拉伯译本中的中国卧式轮基础上进行了简单放大，并无任何结构性创新。但就是这样一款改良自中国技术的纺车，却在 16 世纪被米兰专利局注册为 “silk mill nova”（新丝绸机），获得了 20 年的专利期，这一专利不仅为欧洲商人带来了巨额利润，更在法律层面阻止了原图纸向东方的回流。

梳理这一技术的传播时间线，我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到 “时间差” 所带来的认知偏差。1313 年，《王祯农书》成书，系统记载了中国水轮大纺车技术；1320 年代，伊儿汗国将其翻译成阿拉伯文；1340 年代，拉丁译者在翻译时加注 “novum inventum”，将其伪装成新发明；1450 年代，威尼斯丝绸厂开始批量引进这种纺车；到了 1590 年代，欧洲史书中便堂而皇之地记载 “意大利发明水力纺车”。这一系列过程清晰地表明，欧洲 “丝绸工业革命” 的核心设备 —— 水力纺车，从图纸设计到齿轮比设定，皆完整移植自中国，却通过 “拉丁化翻译 + 专利壁垒” 的手段，完成了合法身份的转换。

三、谷歌 Ngram：词汇变迁背后的技术话语权争夺

谷歌 Ngram Viewer 作为一种基于大数据的语言分析工具，为我们研究技术史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检索 1500 - 2000 年的英文语料库，我们发现了一组耐人寻味的词汇变化曲线。代表中国古称的 “silk wheel”在 1750 年之前，在语料中的出现频率完全压制了后来被广泛使用的 “spinning wheel”；1800 年之后，“silk wheel” 的出现频率断崖式下跌，而 “spinning wheel” 则迅速攀升，这一变化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棉纺机专利潮的时间高度同步；“Chinese wheel”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短暂出现，随即被 “spinning jenny”（珍妮纺纱机）这一词汇吸收，彻底从常用词汇中消失。

这组曲线的变化，并非简单的技术术语更新，而是技术话语权争夺的直接体现。在 1750 年之前，欧洲尚未形成完整的技术垄断体系，“silk wheel” 的广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技术与中国的关联；而 1800 年之后，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推进，欧洲各国开始通过专利制度大量垄断技术，为了塑造本土技术原创的形象，便刻意用 “spinning wheel” 替代 “silk wheel”，切断技术与东方的联系；1840 年鸦片战争后，欧洲凭借军事优势进一步巩固了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Chinese wheel”的短暂出现与快速消失，正是这种话语权压制的结果，最终完成了 “东方技术西方品牌” 的命名清洗。

四、重写技术史：打破遮蔽，还原真相

回顾这段被遮蔽的技术史，我们可以得出几点重要结论。首先，所谓技术的 “失传”是一个伪命题，许多被认为在东方失传的技术，实际上并未真正消失，只是在传播到欧洲后，被系统性地重命名与再专利化，从而切断了与源头的联系。其次，相较于充满主观色彩的 “发明宣言”，“维修记录”“图纸残页”等实物证据更能反映技术的真实传播轨迹，波斯水钟维修记录中的 40 里拉维修费，比伽利略的摆钟草图更能证明等时擒纵技术在当时早已存在；《奇器图说》残页上的阿拉伯文图解与拉丁文旁注，也比欧洲学者的著作更能揭示水力纺车的真实来源。再者，“拉丁注”“词汇替换”等手段，成为了技术殖民的重要工具，《奇器图说》上的 “novum inventum”二字，将东方原创技术转化为欧洲知识产权的合法印章；1800 年前后英文词汇的陡变，与工业专利法的扩张同步，最终完成了技术话语权的转移。

因此，当下“西史辩伪”的工作，不应仅仅停留在争论“谁比谁早发明某项技术”的层面，更重要的是解码“技术命名权如何被窃取”的过程。我们需要从那些被忽视的维修单、被删改的文献注脚、被替换的技术词汇中，挖掘出技术传播的真实线索，重新构建起一部完整、客观的全球技术史。

波斯水钟的滴答声穿越千年，它见证了技术从东方到西方的传播历程，如今，我们要做的，就是撕掉贴在它身上的“伽利略”标签，让更多人了解技术背后那段被遮蔽的历史，让技术史回归其应有的多元与包容，真正展现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真实面貌。（微信公众号【雁木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