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评论丨专访奥西塔·努瓦内武：民主与建设新美国

2020年9月15日，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时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特朗普在国家宪法中心参加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的一档节目。图源: AP Photo/Evan Vucci

原文截图

译按

奥西塔·努瓦内武（Osita Nwanevu），生于1993年，是英国《卫报》专栏作家，美国《新共和》杂志特约撰稿人。杰克·格伦巴赫（Jake Grumbach），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德曼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波士顿评论》特约编辑。

就努瓦内武近著《人民的权利：民主与建设新美国》（The Right of the People: Democracy and the Case for a New American Founding）的主旨，以及美国宪法与政党政治之间的断裂、如何推动美国民主从僵化的民间宗教迈向真正的政治平等等论题，格伦巴赫专访了努瓦内武。经过编辑处理的访谈文本以“Democracy v. the Constitution”为题，由《波士顿评论》网站发布于2025年8月25日。

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进行了校正，加上了小标题。斜体字为原文所有。

专访奥西塔·努瓦内武：民主与建设新美国

奥西塔·努瓦内武（Osita Nwanevu）/杰克·格伦巴赫（Jake Grumbach）

“要让民主运转起来，必须对其保持第一位的信念”

格伦巴赫：是什么促使你撰写这本书？其核心观点是什么？

努瓦内武：我从事政治报道至今已有差不多十年，这十年来，民主已成为我们讨论政治的决定性主题。2016年，正好是在竞选季中，我开始报道工作，随后唐纳德·特朗普赢得选举人团的选票，但输掉了大众选票。所以，从我开始从事新闻行当，有关民主的辩论就已经有了。这让我想起小学二年级时感受到的一切，当时是小布什当选总统，同样的事情发生乐：我记得，了解到所有情况后，我感到非常愤怒，但愤怒的原因，我自己实际上解释不了。那件事叫我觉得不公正，那种感受至今伴随着我。然后，特别是在过去五年间，我们见证了特朗普政府对民主原则与价值观的赤裸裸攻击，其标志性事件是，企图在（2021年——译注）1月6日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

但在报道这些事情时，我开始觉得，我们运用民主的概念时过于随意了。说“民主受到了攻击”，通常是表达“所有事情都搞错了”的感受的一种方式。你还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无论如何，美国都不是一个民主国；我们是一个共和国”这样的话。2020年报道民主党初选时，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话：我会提到民众是多么期待全民医保、绿色新政、枪支管制等政策。我会反复强调，哪怕是民主党人赢得下一次选举，哪怕他们在国会拥有全面掌控的多数地位，因为内在于我们的联邦制的一系列原因，这些政策仍将难以实现。联邦制会扰乱我们的很多很多民主统治的机制。人们总回应说：“不论如何，我们本来就不该有一种公共舆论可以自动决定政策的制度。”

因此我认为我应该写一本关于民主首先意味着什么的书，试着讲清楚民主为什么值得追求，并回应一些反对民主的常见观点。

我开始写作本书时，特朗普尚未赢得连任，但这些问题今天当然依旧紧迫。特朗普本次赢得了大众选票，虽然仍未过半数：许多过去十年大谈民主的自由派人士，似乎不知道如何回应这一事实。你听到了比如“对民主保持怀疑，可能也是有道理的”，或是“我们无法相信美国民众能做出正确选择”等等说法。在我看来，这些说法没有说服力。要让民主运转起来，你必须对其保持第一位的信念，而这要求我们理解民主的利害所在。假如我们看待民主只是叶公好龙而不懂得其真谛，就不可能真正守护民主免受威权主义的侵蚀。

格伦巴赫：你如何定义民主？

努瓦内武：我们往往认为民主就是选举民主，一种每隔几年就前往投票站的制度。我们投下选票，选出将在政府——无论是在华盛顿、州议会还是市政厅——中代表我们的人。

但这与在古代雅典发展并实践的那种民主的概念是非常不同的——不同到了讽刺的地步，因为我们告诉自己说，雅典是民主的摇篮。雅典的民主模式实际上是公民大会，任何公民都可以直接参与政策拟定，那些政策将由基本上是从公民群体中随机选出的人执行。雅典人会认为选举代表制非常不可思议，甚至是贵族制的。

如何化解这种矛盾？我们可以寻找这些制度的共同点。在我看来，它们重要的共性在于：被治理的正是实施治理的那些人。治理任务并未完全移交给某个异质阶层，即国王或贵族集团。民众在制定政策、决定社会方向时拥有真实而权威的地位。纵观我所阅读的文献，包括大量学术研究，尤其是政治哲学著作，我始终未能找到比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说法更精炼、同时也更完整的民主治理定义：“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对我来讲，这句话捕捉到了民主理念的核心：被治理者实施治理。

“美国的政治体制在根本上是藐视民主原则的”

格伦巴赫：这里我们先停一下。因为诉诸“人民”的统治提出了一个经典问题：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如某些人从你提及大众选票时所可能理解的那样，意味着多数民众的统治？

努瓦内武：这确实是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民主与多数决（majority rule）的关系，是我在本书中用了最多篇幅讨论的论题之一。

我认为，厘清民主与多数决关系的办法是搞清民主的基本原则。林肯的定义中蕴含着这样的理念：民主保障了我们的政治能动性。我们不必等待他人来判定难题是什么，不必等待他人来判定我们所经历的难题确实是难题。我们能够自行判定，并采取必要行动，自行解决那些难题。这种观点蕴含着蓬勃的生命力。民主有允许变革的内在特点，但也提供了某种稳定性，因为至少在原则上，你不必推翻什么或杀戮他人，就能以不同的方式做成事情。无论是通过选举还是随机抽选——政治学家目前称之为“抽签制”——你都拥有可以稳定社会变革进程的程序。

我认为这些特点使民主成为有魅力的制度，至少在理论层面是这样。但我们乐于认为我们在美国终究是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可数百万普通美国人正以不同方式艰难度日。那么，我们如何判断一种被贴上了民主标签的制度是否真的民主？

我在本书中列出了三个特征。首先是平等：大致来讲，每个人的声音都具有同等分量。其次是响应：你的投票并非只是投进了意见箱，而是确实有分量，有形成变革的力量。第三是多数决。

为何强调第三点？在集体决策的可能规则即整合众人意见的方式中，我认为多数决是唯一符合平等原则的方式。你已有了一致同意、超级多数、多数或少数这样的决策方式。现在，两人想要一件东西，三人想要另一件东西，而两人胜出了：这种少数决不可能发生，除非这一程序背后存在根本的不平等，或者不平等问题突出。相比之下，一致同意和超级多数，这两种决策方式本质上是将治理权交给了最后的顽固派，赋予他们不成比例的权力。因此，假如我们接受这些基本原则——我认为绝大多数人在一般层面都会接受——我们就必须承认，美国的政治体制在根本上是藐视这些原则的。本书在这一方面着力很多：我们的体制在具体机构配置上是如何与民主相悖的。

“我们是在讨论哪一个多数？”

格伦巴赫: 在探讨具体机构之前，我们先在多数决问题上多停一下。当然了，最常见的担忧莫过于“多数的暴政”这一质疑：多数可能决定压迫少数。

努瓦内武: 这正是多数决理念的问题所在，本书在不同地方都有讨论。这意味着人们理当有权通过投票将他人奴役吗？这意味着人们理当有权以多数票剥夺他人的权利吗？在这些情况下，你会如何行事？

这一问题有更理论的一面，也有更实践的一面。在理论层面，我将自由主义视为一套理念体系，认为它应当强化并塑造民主制度；但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根本不必强化民主理念。例如，政治理论家布雷特施奈德（Corey Lang Brettschneider）认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类东西——你会希望不会被民主程序剥夺了的普世自由——理当被当做根本性的民主权利。它们是民主制度运作的核心。我们不是正在从民主之外的某种其他制度争取这些原则；我们可以从民主内部获取我们必须用来捍卫那些关键自由的哲学资源。

这并非纯粹的理论问题；理念和价值观以各种方式塑造着我们的政治文化。但制度设计的实际问题依然存在。这些权利在民主理论内部具有正当性，无需额外哲学基础。承认这一点是一回事。但如何在实践中保护这些权利，并确保人们的基本自由没有被拿走？我们是否得有类似最高法院这样的一种机构，负责约束民主的决策？这种机构究竟该该如何设计？我在本书中并未完全解答这一问题，它确实复杂而难解。我确实试图阐明的是：一个旨在确保人们不会运用他们的多数权力侵犯少数群体权力的实体，在本质上不是反民主的。我认为，我们的最高法院的设立方式是大有问题的，但这并非其根本问题所在。

这是我探讨的多数决的一个矛盾。另一个矛盾是：我们是在讨论哪一个多数？我认为我们无法始终如一地将民主理解为这样一种制度：其中存在一个单一的多数，这个多数的意志将在一次选举或政策制定过程中呈现。多数民众总是相互重叠的，他们未必相信同样一些事情。在税收政策上持某种观点的多数美国人，在移民政策上持一种观点的多数美国人，在教育政策上又持一种观点的多数美国人：那些美国人绝非同一批人。我们在制订政策时，必须认真对待所有那些同时存在的多数群体。因此我认为，不将民主当作“多数意志”的具象化，是更妥当的。民主是一种民众有权利在一个平等基础上争夺权力，多数在其中至关重要的制度，也就是说，你必须召集某一类多数才能胜出。比如，政治理论家肖恩·英厄姆（Sean Ingham）在这方面有精深研究，他有一本书就叫《多重多数统治》（Rule by Multiple Majorities）。

眼下，作为现实政治操作，人们确实在利用多数概念，我认为利用的方式理当令我们不安，因为它们本质上涉及支配。以埃隆·马斯克为特朗普削减联邦政府开支及解雇联邦雇员辩护为例。他表示，自特朗普赢得选举以来，多数美国民众希望特朗普那么干，他们的意愿理应得到贯彻。万斯等人说过为残酷的移民镇压辩护的类似话。首先，这类说法确实是错误的。特朗普是靠相对多数而非绝对多数选票赢得总统选举的。但暂且不论这一点，关键在于，某种权威的公众，即真正的民众，是存在的，你不应以任何方式与他们发生矛盾或针对他们。因为，假如你这么做了，你就是在违反或抗拒民主。结合这一论调与种族诉求，即将白人多数视为“真正的”美国人民的诉求，基本上你就有了“优等民族民主”的理念。

除了其他种种谬误，简单来说，这类说法根本就不是对民主的好的描述。相较而言，民主更具对抗性，也更具活力。选举并非民众意愿的某种超验具象。你总是可以说：“今天这群人获胜了，但我认为他们错了，或许下次我们会提出不同主张并赢得胜利。”关于一个民主国家里应该发生什么，这是更健康的思维方式。

“基于地域的派系政治，实质上塑造了当今美国政治的极端主义”

格伦巴赫：这样，如你所说，我们就说到了关键问题：美国的具体制度，包括我们的政党体系，是如何将政治平等参与转化为实际的政治与政策结果的？你在2月发表于《卫报》的关于宪法的文章中精当地阐发了这一点：“当前发生的一切正在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百多年前起草宪法的那些人未能预见到任何像是当代政党这样的事情，更别说预见到像共和党如今那样会以讽刺性立场看待宪法的政党了。宪法制衡机制的设计，根本不是要承受有组织政治派系的阴谋诡计，那些派系乐意工具性地将宪法奉为神明，并在有必要时弃若敝帚……如今，所有那些没有情感、政治或专业投入，而相信或是假装相信相反结论的人都应该清楚：美国宪政秩序已经患上了一种自身免疫疾病。”

努瓦内武：建国先贤未曾预见到政党，这是人们讨论和研究了多年的论题。从《联邦党人文集》和制宪会议的记录可以明确看出，建国先贤们曾深入思考过美国的政治制度可以如何运作。但同样明确的是，他们想到了人们会受个人利益驱动。他们认为，众议院和参议院这样的机构会形成自身特性，这一制度各部分的相互作用将平衡“党派”势力，遏制个人野心。这就是“制衡”的理念。

但他们从未真正考虑过这样一种可能性：人们会基于意识形态或群体利益自行组织起来，然后联手利用所有机构为自己谋利。这正是我们从特朗普身上看到的情况。以弹劾机制为例。建国先贤们认为，倘若出现像特朗普这样的人物，打算做所有特朗普正在做的事，比如，利用国家机构自肥，用尽一切其他手段公然践踏宪法，那么制止他个人就存在足够利益，于是弹劾本身就会成为有效的保障机制。

但我们见证的却是：共和党人视特朗普为推行他们政策议程的工具，并为此乐意为他辩护。不论是在众议院还是参议院，当选的共和党议员都选择了不动用建国先贤设计的制衡机制对付特朗普，因为维护并捍卫他的地位符合党派利益。哪怕在基层，我们的制度也不是真正为当代政治而设计的。

但这些问题是可以预见的：我们早该料到，这套制度会导致我们今天的这种政治生态。宪法获得批准后不久，我们如今所理解的政党体系便开始发展。国会赋予这个国家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地区权力的份量，使得这些选区的政客更少温和施政的动力，因为人们可以仰赖以赢得选举的民众并非来自美国公众的广泛群体。这种基于地域的派系政治，实质上塑造了当今美国政治的极端主义。

“共和党人已习惯于不代表这个国家的多数民众”

格伦巴赫：1月6日一事件周年之际，你写道，我们的制度“在美国的保守派少数群体内部营造出一种权力的理所当然之感，从而帮助形成了暴力的爆发”。

努瓦内武：是的。美国农村居民看着每逢总统大选时我们都会见到的那种巨大地图，映入眼帘的尽是红州的海洋，因为我们的总统选举是在选举人团内按州逐一计票。我认为这帮助强化了他们将自己看作是这个国家真正多数的理解，哪怕他们不是。所以，假如你掌握所有这样的权力，又习惯于因为这种权力而得偿所愿，然后你选举失利了，你对失败的解读就可以走向极端。你可以开始追逐阴谋论：有人忙着移民到这里或那里，选票被丢弃，民主党只有靠欺骗方式才能获胜，等等。这不是特朗普生造出来的东西，远至2000年代，甚至在奥巴马执政前，关于选民欺诈的种种理论就一直源源不断地涌现。

格伦巴赫：这很有意思，因为美国那些更乡下、更年长、更白人的群体所持的观点和投票行为，通常被认为——尤其是被外人认为——最本质上根植于种族和文化意识形态。但你强调的一种制度逻辑助长了这种政治特权感。

努瓦内武：我认为是的。自1990年代以来，共和党人已习惯于不代表这个国家的多数民众。假如你每天在新闻中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并认为这是美国政治基本面的一部分，你对选民真实面貌的理解会变得极为扭曲。在特朗普面对的所有三次总统选举中，仅纽约市支持他的选民数量就超过了整个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与此同时，在达科他地区，数百万民众将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卡玛拉·哈里斯、乔·拜登和希拉里·克林顿。许多人曾指出这一点，但它值得重申：真正的分化不在红州与蓝州之间——事实上没有这种事——而在更农村化和更城市化的选区之间。这或许是我的乐观之谈，但假如美国人明白共和党与民主党选民是遍布各地的，我认为我们大有可能将看到更少一点的阴谋论。

“我们可以在现有体制内推行诸多变革”

格伦巴赫：你的书的副标题是“民主与建设新美国”。美国的新建国会呈现出什面貌？我们如何追求更宽泛意义上的民主复兴？

努瓦内武：我认为那是一个历时多年的渐进工程，最终将形成新的宪政安排：要么是新的宪法文本，要么是另一种宪政秩序。但在那之前，我认为我们可以在现有体制内推行诸多变革，这些变革既能让体制变得更民主，又能使我们最终走上通往一种根本不同的制度的道路。我认为称之为“建设新美国”是恰当的。那并非单一的革命性时刻，但我认为那必然是一种斗争，和迈向更民主国家的逐步演变的过程。

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曾认为，重建时期的宪法修正案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秩序，所以应当被认为是“第二次建国”。我欣赏这一表述方式的地方在于，它昭示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这样做的可能性。我们不应将建国视为两百年前发生过一次的一种完美工程，我们今天只需要负责为它除尘和守护就可以了。我们理当认为，我们自己拥有同等甚至更多的权利，可以根据我们当下的价值观重塑我们的制度。我们无疑已比建国先贤更平等。1787年，政治学实际上不是一门学科，但差不多两百五十年来，我们已经学会了丰富的治理经验。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告诉自己：瞧，我们眼下拥有一样多甚至更多的权利，可以从根本上重塑我们的制度，引领它迈向新纪元，就像建国先贤在他们那个时代那样。除此之外，所谓“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对人民而言，能意味着什么呢？（美国重建时期，通常指1863至1877年，美国结束内战后，重新整合南方各州并解决奴隶制遗留问题的一个历史阶段。——译注）

格伦巴赫：假如你是在为一种建立在平等与响应基础上的宪政秩序勾画一份多数主义设计原则的清单，那么这份清单通常会包含这样的项目，比如：不要有参议院，因其在投票权方面形成了巨大的政治不平等，或不要有非民选的最高法院。当然，在那个层面，我们是在讨论理想情况：没有发生革命之类事情的话，美国不会直接废除参议院或重新设计最高法院。那么你认为哪些改革能引领我们走上新的建国之路？

努瓦内武：扩大并保障选民权利，是这一议程的少数领域之一，我们已经见证民主党人在这一领域投入了大量实际努力和精力，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健康的。自动选民登记以及为重罪犯恢复投票权也应当纳入整体规划。

但除了通常的领域，我们仍有可尝试的空间。其一是基于随机抽选的协商会议，这种会议已在很多地方，尤其是欧洲得到运用。我认为它虽不能取代选举，却能强化现有选举体系。设想某个社区想推行经济适用房或公共交通项目。有关这种事情的“民主”建议往往涉及在午间举行市政会议，届时退休人士和社区中最富有的一些人会前往与会并反对。但假如我们不这么干，而改为随机抽选社区居民，并请他们考虑某件事，听取专家意见，然后再讨论一下呢？我认为这可能是推广民主的更健康方式，我们应当尝试一下。

“经济不平等更应被视为对民主的普遍威胁”

格伦巴赫：除了这些可能的制度改变，你还强调经济民主的重要性。你是否认为这是民主复兴的必要条件？

努瓦内武：我认为是这样的，但我认为经济民主本身显而易见也有价值。一旦你开始讨论民主的重要性在于它赋予了我们以政治上的能动性，即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些掌控权，那么要理解为何那是一种应当仅限于政治领域而排斥经济领域的价值，就变得非常困难。我们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生耗费在工作上。基于第一性原理，工作领域也应当有某种民主权利保障。我在书中用了相当多篇幅探讨相关的理论争论。

但除此之外，经济不平等同样威胁到我们政治体制的稳定，更应被视为对民主的普遍威胁。古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程度与政治体制的运作方式之间存在关联，我认为他们是正确的。我们刚刚目睹了全球首富向特朗普的竞选投入了2.5亿至2.6亿美元，随后为自己谋得联邦政府的职位。

但谈到民主改革时，我们常常说我们应当推翻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裁决，或实施竞选资金改革。为什么这些改革没有发生？其一在于经济精英自身的权力。政治与经济根本上是密切相关的，而那些希望政治体制更民主的善意人士往往没有足够重视这一点。许多著作都精准指出了选举人团、参议院等美国政治机构的民主缺陷。但显著的一点是，这些著作几乎完全没有讨论经济议题。它们没有解释，经济不平等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成了他们所倡导的改革没有发生的原因之一。他们都会说我们应当监管政治捐赠者，却没有真正去追问：我们能做点什么事，这样首先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亿万富翁了？这是值得探讨的，尤其是在这个世界上首位万亿富豪即将诞生之际。（联合公民，是美国一家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由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做出裁决，认定该组织胜诉，限制商业机构资助联邦选举候选人的做法违反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原则。这一裁决实际上取消了对企业支出资金用于竞选的限制，导致政治献金泛滥。——译注）

我认为这确实对我们如何治理自身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当以民主的方式直面经济中的权力与平等问题。赋予劳动者更多权力的办法有很多种，这样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的受益者就不只是高管和投资者，这些人随后会利用那种权力影响政治体制。我们应当有劳动者可以获益于经济中正在发生的一切，这也将有助于在政治上校正航向。

“民主党根本不具备共和党人那种目标感和方向性”

 格伦巴赫：我们讨论过我们的宪政体制原本并非为当代美国政党政治而设。宪法并未规定我们应该有两个党，但大量社会科学研究有助于解释，众议院的单一选区制加上选举人团根本上导致了两党制。假如你审视这两个党，你会发现，民主党显然比共和党更贴近你所描绘的愿景：这个党显得更反对威权制度，也更支持民主制度。那么你如何看待你的观点与两党现况之间的关系？

努瓦内武：我的意思是，正如我在书的开篇所写，民主党人去年在竞选中讨论了很多特朗普对我们的制度的威胁、他的威权程度、他对民主价值观和理念的威胁程度：我认为民主党人说的这些是千真万确的。

格伦巴赫：所有那些标题和垃圾电邮？

努瓦内武：我认为那些说法是事实。特朗普将威权主义当做治理这个国家的核心指导原则，他在这方面超出许多人的想象。但民主党人的诉求并未奏效，对美国多数选民来讲不管用；对关键选民群体来讲也不管用，他们对赢得选举人团来讲是必不可少的。

这导致部分民主党人认为，大写的“民主”并不是引人入胜、强烈有力的信号，太过抽象了，于是他们必须开始聚焦民生议题。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民主具有经济维度，这方面的讨论严重不足。我们不必在公民课教师或政治学抽象概念与家庭收支之间做出选择，这种二分法是错误的。我们可以将民主当成公正的政治体制与更公平的经济体制的双重基石。我认为这一论述方式会深得人心：既能触动那些因特朗普的威权统治而义愤填膺，并将民主看成是亟待捍卫的既成事实的人群，又能唤醒那些在生活中几乎感受不到民主存在，而始终生活在威权阴影下的人群，尤其是劳工阶层。没有人尝试释放这样的信息：“我们正致力于在政治领域和经济生活中都创造更多民主。”但我认为值得一试。

但这首先要求我们就民主的内涵提出更雄心勃勃的构想，所以我在本书中回归基本原理。我们对民主的理解过于狭隘，专注于选票本身，而非包括经济制度在内的制度的运作方式——我们是否在其中真正是平等的。与此同时，我们理当清醒认识到：围绕专门抵制特朗普和不公正的选区划分等议题而形成的政纲，绝非制胜信息。这样做无法形成可以获胜的政治联盟。我们必须深谋远虑。必须这样看待民主：作为一种理念，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些超越了选举参与形式的理由。它是更深邃、更重大的事，驱使我们付出更多努力。

格伦巴赫：这凸显了民主党精英层的一大困境。

努瓦内武：我开始认为，民主党更像是自由派人士的市民或职业协会，而非致力于实现具体政策目标的真正政治党派。相比之下，共和党由一场保守主义运动驱动，这场运动对自己在美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有清晰的蓝图。共和党视之为长期工程和长期目标。共和党内部也有野心家，但共和党人一般来讲倾向于前往特定方向，以为这个国家实现某些目标，而民主党人不是这样。当然，有一些事情民主党也希望做成，有一些选民我们也是同情的。但在民主党人那里没有和共和党人同样的驱动引擎：我们都相信X理念，所以都优先推行Y政策，期待在未来五、十、二十年或不论多长的时间内实现Z目标。民主党根本不具备共和党人那种目标感和方向性。

格伦巴赫：然而自2016年以来，从废除《平价医疗法》到为高收入端人群减税，共和党的国会政策议程在不受欢迎和对哪怕是共和党选民的诉求也缺乏响应方面，都创下了历史纪录。那么这个联盟为何仍能维持团结，并在选举中保持竞争力？

努瓦内武：我认为，答案在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个制度的结构性特征。对这个国家更保守地区，一些偏袒是存在的，这些偏袒使得共和党人可以免受选举结果影响，而假如这个国家每个选民的选票具有同等的份量，而且共和党人必须争取巴尔的摩选民的支持才能保住权力，他们就会直面选举结果。

反之，我认为制度现实同样妨碍了民主党人实现甚至形成这种愿景。如他们所见，党内左翼人士希望实现全民医保、绿色新政或全面移民改革，这都很好。但他们深知这些事情的实现面临结构性障碍，且这些政策在那些在现行体制下对赢得联邦权力至关重要的选民群体中不受欢迎，这使得民主党不愿采纳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愿景，或是基于意识形态原则采取更多行动。他们最多只是在力所能及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但在他们那里，共和党及右翼阵营那里所怀有的刻骨铭心的使命感是没有的。

“民主党内部的联盟是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激活”

格伦巴赫：那使得改革实际上已没有希望了吗？这些结构性不平等是否极其根深蒂固，于是，哪怕一个不同的民主党通过建立新的联盟或其他任何举措，都无法克服？

努瓦内武：我认为障碍是可以克服的。我相信我们能够克服。但关键在于说服民主党人意识到，这些制度性障碍已妨碍到这个党的选举前景。随着人口照目前的趋势变化，参议院中的不平等状况只会恶化。我们的司法系统早已被保守派主导。

我们目前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节骨眼上：局势已经相当严峻，假如民主党还想要一个未来，它就必须认真对待这些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并着手解决。事实上，我们已看到一些工作在开展：例如，拜登政府内曾有人讨论过华盛顿特区的州地位问题，尽管这事多少已无疾而终了。简单事实是，假如我们不以民主方式改革我们的制度，我们期待的其他任何事情，如更优质的医保体系、更优质的环境政策、更合理的移民政策、生育权利、更强大的工会保护以及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都将非常难以实现。我认为，民主党内部的联盟是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激活。我认为，这需要我们展开一场关于民主内涵的雄心勃勃的新对话。美国人很少被真正鼓励思考政治哲学或基本原理。我们思考一下建国先贤以及他们所希望的那些事情，这是我们允许自己的想象力能到达的最远边界。

如果我们想有进展，这种情况就必须加以改变。我希望参加抗议和集会活动中的人们——所有正当反对特朗普的民主党人——少说些比如“特朗普违反宪法的五种方式”这样的话，而多说些比如“特朗普的行为如何侵犯到我们作为人理当享有的基本民主权利”这样的话。我认为，语体上的这种转变能极大动员更深层、更广泛的变革。太多民主党人仍深信并坚信1787年发生过某种神圣之事。当然，共和党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宪法崇拜话术，但他们是以更机会主义的方式加以运用的；他们宁愿无视特朗普的恶行，正体现了这一点。但在这方面，民主党人通常不愿做可能看似否定了该遗产或与之有矛盾的事情，至少是看似暗示那笔遗产没有那么神圣的事情。

这种态度必须改变。宪法本质上是在特定时代，通过妥协达成的政治契约。我们必须恢复对自身能动性的信念，和对我们自主治理国家、决定国家方向的权利的信念。我们必须用不同的方式思考民主的内涵与效能，唯有如此，才能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