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马来学者说“中国崛起的最后短板，可能是学术依附”？

 赛义德·法里德·阿拉塔斯

新加坡国立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系、马来社会文化研究系

​文化纵横（译）

【导读】近年来，有关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逐渐在学术讨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反思知识生产过程，构建一套独立自主的知识体系已经成为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关怀。当然，这一行动并不是当下才有的，更不是中国独有的，自后殖民主义兴起之时，这样的反思就已经开始。2025年6月，“全球南方与东南亚”论坛召开，提出构建全球南方网络（GSN，Global South Network），推动南方世界的知识去殖民化与主体性重建。阿拉塔斯在会上的发言，强调了建立一个去殖民化知识体系的重要性。

本文在此基础上讨论了马来西亚的自主知识传统，作者认为，大多数当下流行的知识去殖民研究仍然涉及欧洲中心主义，因为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并非所有知识生产问题都与欧洲中心主义的霸权取向相关，这正是知识生产中的欧洲中心主义问题。要克服这一点，应当将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外的其他历史时刻视为关键节点，如此一来，欧洲中心主义之外的其他霸权取向同样会成为知识生产的问题所在。因此，作者以知识的殖民性与自主知识传统为题，聚焦马来西亚社会学家赛义德·侯赛因·阿拉塔斯的思想，首先探讨了后殖民时期对知识殖民性的早期关注。随后，作者转向知识创造的结构与心理背景，从“学术依附”和“被囚禁的心灵”两部分剖析了霸权取向影响下知识生产的结构不平等和认知扭曲。

作者敏锐地指出，在后殖民时期，欧洲中心主义的霸权取向得以延续，主要依靠西方对社会科学知识流动的控制和影响，而非其对第三世界/全球南方学术机构的所有权与控制。赛义德·侯赛因·阿拉塔斯等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在1970年代就积极呼吁在亚洲建立自主的社会科学传统。在赛义德·侯赛因·阿拉塔斯的带领下，新加坡大学马来研究系所建立的知识创造传统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系统性研究领域，并成为自主社会科学传统的起源。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编译，原文发表于《社会学指南》第18卷第8期，篇幅所限，有所删节。次条英文版为全文，欢迎诸君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5年第35期  总第255期

知识的殖民性与自主知识传统

▍ 引言

我对自主知识的关切部分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有时美国和欧洲学者似乎在知识去殖民化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而这往往基于对第三世界/全球南方知识创造问题的本质主义理解，即问题的基础或根本在于知识的殖民性。换言之，人们假定影响知识创造的唯一或主要的霸权取向是欧洲中心主义。如果对各种知识创造项目进行调查，很可能会发现它们大多数都涉及欧洲中心主义。与其他霸权取向不同，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应对策略——知识去殖民化——似乎已俘获了全球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想象力。

我持不同观点。我确实接受去殖民化理论的主张，即对后来成为美洲的这片土地的征服，标志着一个新世界体系和秩序的开端——在这五百年的形成过程中，历史见证了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奴隶制与厌女症的相互交织，而殖民知识在其中扮演了根本性的意识形态角色[1]。这正是我们所说的知识生产中的欧洲中心主义问题。但这不是审视漫长历史进程的唯一视角。我们完全可以将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外的其他历史时刻视为关键节点。若如此，欧洲中心主义之外的其他霸权取向同样会成为知识生产的问题所在。例如十六世纪伊朗改宗什叶派这一关键转折[2]，就对穆斯林世界多数地区宗派主义霸权取向的发展具有显著影响。换言之，并非所有知识生产问题都与欧洲中心主义的霸权取向相关。这并非暗示什叶派改宗运动产生了与哥伦布 1492 年航行同等的全球性影响。 然而，就宗派主义的发展而言，前者对伊朗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而言都是一个重要时刻。此处我所指的宗派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实，更是一种影响社会科学知识创造的霸权导向。

本文介绍了自主知识这一概念，它源于马来世界对知识创造中各种霸权主导取向的批判。第一部分探讨了后殖民时期对知识殖民性的早期关注，特别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起活跃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赛义德·侯赛因·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的思想。随后，文章转向讨论知识创造的结构与心理背景，从结构不平等和认知扭曲的角度剖析知识生产的问题，由此引出霸权取向的议题。接着阐述了自主知识的定义与范畴。最后，本文对自主知识传统进行了若干评述。

▍殖民主义之后的殖民性

自主知识的概念，或更具体地说，一种自主的社会科学传统，起源于马来西亚社会学家赛义德·侯赛因·阿拉塔斯。阿拉塔斯出生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西爪哇茂物，在印度尼西亚独立后至1950年代末期曾为印尼公民，此后获得马来西亚国籍。因此，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殖民统治时期，正是阿拉塔斯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3]

在1956年发表于《东方世界》的一篇短文中，阿拉塔斯讨论了他所理解的殖民主义的根本问题。当时他正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攻读研究生。

殖民时期遗留的问题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粹的物理和物质问题，包括农业、交通和住房。第二类是组织问题，涉及经济关系、政治管理、教育、社会福利和工业化。第三类是社会、心理和道德问题，而殖民主义造成的最大损害恰恰在这一领域，因为它阻碍了其他困难的解决。[4]

殖民主义的非物质性问题——即社会学、心理学和道德层面的问题——具有根本性，这一观点如今在那些将欧洲中心主义视为知识生产霸权导向的人群中广为流传。不加批判地全盘引进和传播西方思想，却未充分承认这些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这种现象在文化意义上无意识地延续了殖民主义。[5]这就是后殖民时期殖民性所指的含义，尽管阿拉塔斯并未使用该术语。

“殖民性”一词与秘鲁社会学家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有关。殖民性是指政治殖民主义结束后，殖民型关系继续存在的状态。它是：

欧洲文化——也被称为“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殖民统治的关系。这不仅仅是其他文化在外部关系中对欧洲文化的从属问题；我们还涉及到对其他文化的殖民，尽管这种殖民的强度和深度各不相同。这种关系首先表现为对被统治者想象力的殖民；也就是说，它在这种想象力的内部发挥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其中的一部分。[6]

米尼奥洛和沃尔什等人认识到，比政治经济剥削更为严重的是知识的剩余殖民性。此外，

知识的殖民性意味着存在的殖民性；它们朝着两个同时的方向发展。存在的殖民性是由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所确立的。然而，如果本体论是由一种贬低某些人类在种族和性别方面的认识论所确立的，那么必然存在某种力量来制裁这种贬低，因为贬低行为本身并不具备本体论属性。制裁来自那些将自己置于被贬低和非人化的人类之上的人。[7]

尽管上述批判有不同的谱系，但几十年来，在政治殖民主义结束后不久，学者们就已经认识到殖民主义以殖民地形式存在的问题。

阿拉塔斯指出，如果殖民统治势力不尊重伦理原则、社会福利与正义，就不能指望从他们手中接管政权的“本土”精英能免受这种殖民统治的影响[8]。阿拉塔斯引用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观点，后者指出继任政府采用的方法往往能在前任政府的做法中找到先例，旧秩序为新政权提供了诸多治理模式。

换句话说，旧政权的弊端，无论是殖民主义还是其他弊端，在新政权中都会被继任的政治或知识精英所复制。

自主知识的目的是将人们从殖民/欧洲中心主义知识和制度的强加下解放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这主要是由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创造所处的结构和认知环境所致。

▍结构和认知问题

上文提到的结构性背景是知识帝国主义。这个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被发现了，但仍然制约着知识的创造，就像政治经济帝国主义继续阻碍着国家的自主发展一样。此外，应该指出的是，知识帝国主义与知识创造领域的另外两个问题有关，即学术依附和被囚禁的心灵。

关于知识帝国主义的最早讨论之一可见于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的文章，他将科学殖民主义称为“关于某国知识获取的重心位于该国自身之外的过程”[9]。随后在1969年题为《学术帝国主义》的演讲中，阿拉塔斯提出了“知识帝国主义”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一个民族在思想领域对另一个民族的支配”[10]。这种现象与政治和经济帝国主义如出一辙。[11]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 “在被征服人民的思维方式中产生了平行结构”[12]。在后殖民时期，欧洲中心主义的霸权取向得以延续，主要依靠西方对社会科学知识流动的控制和影响，而非其对第三世界/全球南方学术机构的所有权与控制。这一点与殖民时期西方通过武力强加的情况不同。 相反，知识帝国主义的霸权是并且仍然是“被前殖民地的学者和规划者，甚至在那段时期仍然保持独立的少数国家，怀着自信的热情自愿接受的”[13]。

如果说殖民时期的知识帝国主义通过直接的殖民权力得以维系，那么如今它则通过学术依附状态得以延续。知识帝国主义与学术依附不能混为一谈。知识帝国主义有可能在主体不处于学术依附状态的情况下存在。换句话说，主体有足够的抵抗力，从而能够保留一定程度的知识自主权。

学术依附是指某些学术群体的知识生产受制于其所从属的其他学术群体知识的发展与增长。当两个或多个科学共同体之间， 以及这些共同体与全球知识交流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为：某些科学共同体（位于知识强国中的群体）能够按照特定发展与进步标准进行扩张，而其他科学共同体（如发展中社会的群体）只能作为这种扩张的附属品进行发展时，这种依赖关系通常会对后者按照相同标准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学术依附的各个层面可以列举如下：(i)对思想的依赖；(ii) 对思想媒介的依赖；(iii) 对教育技术的依赖；(iv) 对研究和教学援助的依赖；(v) 对教育投资的依赖；(vi) 对承认的依赖；以及 (vii) 第三世界社会科学家对知识强国对其技能需求的依赖（人才外流）。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第一个层面，即对思想的依赖。阿拉塔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同事谭尚志（Tham Seong Chee）曾于1989年至1997年担任马来研究系主任，他认为殖民主义思维的基础是“对价值观、人物与目标存在虚假认知。这种思维模式通过将另一种现实——即外国社会的现实——强加于本土社会，来审视自身社会的运作及其发展方向”[14]。在这里，谭尚志指的是存在于知识帝国主义背景下的认知问题。20世纪70年代，阿拉塔斯也曾系统性地以“被囚禁的心灵”（captive mind）这一概念来讨论这一问题的认知维度。

然而，阿拉塔斯并非首个使用“被囚禁的心灵”这一概念的人。波兰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在其1953年以波兰语写就的非虚构著作《被囚禁的心灵》（1955 年出版）中就已使用该词。米沃什所指的“被囚禁的心灵”是字面意义上被威权与极权主义政权禁锢的思想——人们仅因恐惧或对个人利益的期许而假装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本质上这些心灵仍是自主的主体。玛斯图拉·阿拉塔斯（Masturah Alatas）在为丈夫撰写的传记中指出：米沃什笔下的“被囚禁的心灵”虽被囚禁，但却仍属伟大思想，而阿拉塔斯的“被囚禁的心灵”因丧失原创性与创造性思考能力，已称不上伟大思想[15]。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菲律宾学者雷纳托·康斯坦蒂诺（Renato Constantino）在阿拉塔斯之前就已经使用了“被囚禁的心灵”这个术语[16]。对康斯坦蒂诺来说，其是指在文化和智力上被美国和美国人所主导的思想。

康斯坦蒂诺所谓的 “分期思考”（thinking in installments）就是被囚禁的心灵的一种表现形式。菲律宾人养成了分期思考的习惯，因为他们需要停下来等待美国人的批准或同意，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思考和计划。这种被囚禁的心灵是非原创的、附属性的[17]。康斯坦蒂诺还痛心地指出，菲律宾人对自己国家的研究是基于采用美国观点的教科书，而这些观点往往建立在西方的刻板印象或公式准则上。[18]

康斯坦蒂诺对“被囚禁的心灵”的论述与阿拉塔斯在1972年和1974年两篇论文中的提法如出一辙。但阿拉塔斯对这一概念的阐述要系统得多。在阿拉塔斯看来，“被囚禁的心灵”指的是一种不加批判地模仿西方思想的思维方式。

通过“被囚禁的心灵”这一概念，阿拉塔斯试图理解西方对亚洲学者进行知识支配的模式及其影响[[19]]。阿塔拉斯借助杜森贝里（Duesenberry）对示范效应的概念化来解释这一点。杜森贝里解释说，示范效应指的是消费者为了购买他们认定的高质量商品而增加支出、减少储蓄的现象。

阿塔拉斯提出，亚洲学者的社会科学思维中存在示范效应。那些知识消费模式属于示范效应类型的学者的不加批判的模仿“几乎渗透了整个科学智力活动。其所有主要组成部分，如问题设定、分析、抽象、概括、概念化、描述、解释和诠释，都受到了这一过程的影响”[20]。

被囚禁的心灵的特征之一是无法创造性地提出原创性问题，无法设计原创的分析方法，并且与本土社会的主要问题疏离。被囚禁的心灵几乎完全接受西方科学的训练，阅读西方作者的著作，并主要由西方教师直接或通过其著作进行教学。被囚禁的心灵不加批判地模仿西方社会科学。这种现象表现在问题选择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以及在提出解决方案和政策时。同时，这种现象也表现在元理论和认识论层面，以及理论和实质性工作的层面。

理论上讲，知识帝国主义可能与学术依附和被囚禁的心灵共存，也可能不共存。第三世界/全球南方的学者在受到知识帝国主义影响的同时，却未必会成为在学术上依附的，尤其是在思想依附层面的被囚禁心灵。但若果真如此，知识创造过程将呈现他律性而非自主性，因为霸权取向的支配会扼杀独立思考能力[21]。

这使我们考虑到作为这种他律性的经验表现的霸权取向。这些霸权取向包括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其他若干形式。霸权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支配性影响。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霸权指的是“统治阶级利益作为普遍利益的理想表现”[22]。当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被大众想象为他们的利益时，统治阶级可能不必依靠武力统治。统治阶级不必通过统治，即依赖“国家的强制机关”，而是更倾向于通过其“知识和道德领导”，通过主导的教育、宗教和社团机构传播的取向来统治。这就是所谓的霸权[23]。

社会科学中知识创造的霸权取向，指的是通过主导的教育、宗教和社团机构传播的那些取向，这些机构对知识生产者施加智力和道德领导力，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它们的世界观、假设、理论和方法被认为是有效的。在许多第三世界社会科学群体中，由于存在多重霸权取向，异质性思维广泛存在。格罗斯福格尔（Ramón Grosfoguel）提到“我称之为，冒着听起来荒谬的风险，‘资本主义/父权制西方中心/基督教中心现代/殖民世界体系’的多重纠缠的殖民权力矩阵星座。”他正确地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重要的权力星座，但也认识到它并非唯一的[24]。虽然格罗斯福格尔 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不能说霸权取向和异质性思维的问题仅仅存在于殖民权力矩阵中。一些霸权取向早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

由于这些内容在其他地方已有详尽讨论，我在此仅作简要提及。可以说，影响马来世界知识创造的主要霸权取向包括：（一）欧洲中心主义或欧美中心主义；（二）学术虚无主义；（三）知识精英主义；（四）传统主义；（五）宗派主义；（六）文化主义；（七）男性中心主义；（八）族群民族主义；（九）本土主义/逆向东方主义；以及（十）乌托邦思想。尽管阿塔拉斯并未讨论上述所有霸权取向，但正是他对除欧洲中心主义之外这些取向的关注，促使他的学生及其他学者辨识并批判性地评估这些其他霸权取向。

▍自主知识的呼唤

多种霸权取向和他主思维的存在表明，知识创造的解放项目需要超越知识的去殖民化。事实上，在马来世界，建立自主的社会科学传统以对抗他律思维的呼声始终存在——这项由阿拉塔斯开创的事业，正由其学生继承发扬。

阿拉塔斯早自1970年代初期就撰文指出，亚洲需要建立自主的社会科学传统，他认识到殖民主义以及政治独立数十年后仍普遍存在的知识帝国主义和知识殖民性状况，并非知识生产的唯一问题[25]。他痛心地指出，亚洲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构想仍停留在说教层面，尚未在亚洲社会科学界成为主流[26]。所谓自主的社会科学指的是“将社会科学研究和思考与亚洲特有的问题相结合”[27]。这反过来又要求确定“符合该地区特性的重要性标准”[28]。此外，更重要的是，这绝非仅是用恰当方法关注本土议题那么简单。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传统具有以下特征：(i) 特定问题的识别与处理；(ii) 特定方法论的应用；(iii) 明确现象的承认；(iv) 新概念的创造；(v) 与其他知识分支的关联。

吉列尔莫（Guillermo R.）对自主社会科学定义的重新表述很有帮助：

它能独立提出问题，在学术上不受其他传统“支配”；2) 创造自身概念并创新性地运用现有社会科学方法论；3) 对其他传统的影响保持开放，不以思想的文化或民族渊源作为拒绝接受的依据。[29]

因此，自主的社会科学是与在知识帝国主义、学术依附性和被囚禁的心灵的条件下培育出来的社会科学相对立的。阿拉塔斯还界定了发展自主社会科学传统所需的知识类型，包括：（一）基础性知识；（二）巩固性知识；（三）反应性知识；（四）发展性知识。基础性知识指关于社会根基、文化、宗教及其他社会生活本质层面的认知；巩固性知识指用于强化这些根基的认知；反应性知识则指应对可能破坏社会生活基础的思想所需的认知；最后，发展性知识是实现人类和平、正义、福祉及生命洞见所需的认知。这些知识类型暗示着自主社会科学传统的目标取向。

只有当人们意识到并渴望摆脱某种霸权性外部知识传统（如先前殖民势力的传统）的支配时，社会科学中的自主传统才可能诞生。因此，自主知识致力于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及其他霸权取向。这在阿拉塔斯的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既从反殖民思想出发重构知识体系，又呼吁批判其他霸权取向。这并非否认某些霸权取向与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存在历史纠葛。但这些取向往往在殖民时代之前就已存在，拥有独特的发展谱系与逻辑。忽视这一点，实则陷入了殖民中心主义的话语窠臼。

▍自主知识学派

1967年由赛义德·法里德·阿拉塔斯在当时的新加坡大学马来社会文化研究系所建立的知识创造传统，不仅可被视为一种去殖民化的传统，更是一种自主知识的传统。这一传统深受阿拉塔斯影响，并启发了追随他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的著述。这引发了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说马来世界已经孕育出了一个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领域的自主知识学派？

虽然阿拉塔斯是一位社会学家，但他提出沿着自主知识的思路进行思考的呼吁，是在他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研究系主任期间（1967~1988）提出的。该系一直处于创作与上述各种霸权话语相对立作品的前沿。

阿拉塔斯很可能曾设想过他自己的工作可能开启某种传统，因为他经常谈到发展亚洲社会科学传统或产生自主社会科学的必要性。尽管阿拉塔斯本人并未提出建立一个学派的想法，但毫无疑问，他建立自主社会科学传统的计划影响了两代学者，可以说某种学派或传统已经出现。在讨论从阿拉塔斯关于自主知识的话语中产生学派的想法时，借鉴美国关于由杜波依斯创立的亚特兰大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讨论经验是很重要的。

提到亚特兰大和芝加哥的社会学学派至少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研究这些社会学派让我们理解“学派”作为学术传统的含义。布尔莫在其《芝加哥社会学派：是什么使其成为一个学派》中对此进行了讨论，他列举了构成学派的若干特征[30]。其次，一些非裔美国学者关于亚特兰大学派在学术记忆中被抹去的讨论，包括其早于“第一个”美国社会学学派——芝加哥学派的事实，让我们想起了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研究被消音，即在后殖民理论兴起和知识去殖民化话语的发展中，马来研究被排除在外的现象，而这些话语正是从新加坡及其周边地区发展起来的。

确实，杜波依斯和阿拉塔斯之间存在相似之处。杜波依斯致力于挑战当时的科学种族主义，证明非裔美国人并非劣等种族，种族类别是社会建构的[31]。同样，阿拉塔斯也证明了“懒惰的土著”这一话语不仅在实证上存在缺陷，而且是殖民建构，具有促进殖民资本主义利益的特定功能[32]。除此之外，莫里斯指出，源自杜波依斯思想的知识创造传统的发展，在社会学的集体记忆中被抹去了近一个世纪。可以说，源自阿拉塔斯著作的自主社会科学传统，也在阿拉塔斯曾工作21年的新加坡学术界的集体记忆中被抹去。

在阿拉塔斯领导系部期间，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独特且有特色的方法，这种方法影响了他培养的许多学生，其中一些后来成为了该系的讲师。[33]新加坡的马来研究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系统性研究领域，由阿拉塔斯及其学生以独特且原创的方法发展起来，并成为自主社会科学传统的起源。

编辑 | 吴应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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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Noor Aisha Abdul Rahma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ly 28,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