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太爷日记曝光，三千两买个第一，穷人只能埋骨考场

科举黑幕：县太爷日记曝光，三千两买个第一，穷人只能埋骨考场

晚清那会儿的科举，早就不是读书人鱼跃龙门的跳板了，那简直就是一个明码标价的大卖场。南海知县杜凤治，在他的日记里，就给我们掀开了这个大卖场的一角，那叫一个触目惊心。

他提笔写下“科场如市，银子敲锣才开张”的时候，蘸的朱砂，在纸上晕开，像极了一滴凝固的血。这可不是什么文学比喻，这是实实在在的人血馒头。

同治十二年，南海县试还没开考，县衙门口的告示就让一个叫陈老五的老童生差点没站稳。告示上写得清清楚楚，报考得交“印金”一两二钱。

陈老五的手捏着那张纸，指关节都白了。他考了十五回了，三年前这“印金”还只要六钱，这才几年功夫，就翻了一倍。这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一两银子，够一个普通人家买上一百多斤大米，省着点吃能过好几个月。现在光报个名，就得把一家人的口粮给交出去。

杜凤治自己心里门儿清，他在日记里算了一笔账：三千个考生，每个多收六钱，凭空就多出来一千八百两的进账。这笔钱，衙门里的礼房先抽走三成，剩下的，美其名曰是科场的开销，可他自己都承认，“实则半入私囊”。

这还只是开胃小菜。交了钱，你以为就能安心考试了？天真了。

考场分三六九等。想在大堂里考，有遮风挡雨的屋檐，行，再掏二两银子的“堂号费”。手头紧的，那就对不住了，只能去露天的号棚里吹冷风。同治年间的广东，冬天也是湿冷刺骨的，多少穷书生就这么在寒风里哆嗦着，笔都快握不住了。

杜凤治在日记里还装模作样地感慨，说这八十个堂号位子一下子就卖光了，难道这也是体恤我们这些穷苦的读书人吗？这话说的，真是又当又立。我仿佛能看到一个穿着破旧长衫的考生，冻得嘴唇发青，想往大堂门口凑凑，沾点人气儿，结果被衙役一鞭子抽翻在地。

考完了，更精彩的戏才开场。阅卷那几天，杜知县的签押房，比县衙大堂还热闹。

师爷把一摞摞的卷子抱进来，里头门道可就多了。不少卷子里面都夹着“荐条”，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条子。这条子也分等级，州府大员递过来的，那是圣旨，必须给面子；本地有头有脸的乡绅送来的，通常会附上“润笔费”，也就是红包，这个面子也得给；最次的就是些熟人托的人情，这种就得看杜知县的心情了。

按说考卷都糊着名字呢，怎么认？嗨，这套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把戏，在晚清早就玩不转了。那些有钱人家的公子哥，早就跟衙门里的书吏打通了关节。他们的笔迹、用的什么特殊典故，甚至在卷子哪个角落做个微不可查的记号，书吏们都一清二楚。

有一次，广府刘同知的管家，悄悄溜进后衙，从袖子里递给杜凤治一张名帖，底下压着两张汇丰银行的银票，二百两。说是他家侄子的卷子在“乙”字号考棚，请杜大人多多“圈点”。

杜凤治嘴上说着“沙海拾粟”，难找得很，可身体却很诚实。收了人家的“茶礼”，哪有不办事的道理？回头就在三百多份卷子里，硬是把那份给找了出来。

有时候还会出点乌龙。两个富家子弟，买通了不同的人，结果用了同一个暗号，都在卷子里写了句“清风明月”。师爷都急了，这可咋办？杜凤治眼皮都不抬，大笔一挥，两个都列为“备取”，理由还挺冠冕堂皇：“皆有古风”。

最离谱的，还得是县试第一名，“案首”的拍卖。

放榜前夜，南海县数一数二的富商叶家，灯火通明。叶老爷子把一个沉甸甸的红封，推到专做科场买卖的掮客陈三麻子面前。里面是二十枚金光闪闪的“状元及第”金锞子，市价两千两白银。叶老爷子发话了：只要让他儿子拿到案首，事成之后，再加一千两的谢礼。

三千两买一个县试第一！这案首虽然还不是秀才，可有了这个名头，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秀才的门槛，在后面的府试、院试里，考官都会高看一眼。

杜凤治一开始还想装装清高，可架不住白花花的银子晃眼。他后来也学聪明了，不明着卖，而是放出风声，说谁家愿意出钱修文庙，他就把这个“面子”给谁。叶家第二天就“捐”了五百两修庙钱，这案首自然就落到了叶家公子的头上。

杜凤治还在日记里给自己找补，说这个叶公子啊，文采本来就不错，现在又这么热心公益，当案首是实至名归。

可怜另一个姓陈的寒门书生，文章写得是真好，连师爷都夸是“奇才”。就因为家里穷，送不起钱，结果被压到了二甲的末尾。杜凤治给的批语更叫人寒心：“家境贫寒，恐难成器。”

就因为穷，连成功的资格都没有了。那个陈书生，后来只能去广州的书院里当个打杂的，一辈子没放下书本，熬到三十多岁，才靠着一个好心的乡绅资助，勉强考了个秀才，到死也没能再进一步。

就算你侥幸考上了秀才，也别高兴得太早，还有最后一关等着你。

院试放榜那天，新晋的秀才们刚穿上象征身份的襕衫，就被衙役堵在了门口。想出去？可以，先给老爷行“庭参礼”。说白了，就是交钱，一人十二两“贽见银”。

这钱收得还挺有仪式感。交足十二两的，赏你一本手抄的《朱子家训》；交十两的，给本印刷的；一分钱没有的，衙役一口唾沫就啐你脸上：“穷酸也配戴方巾？”

杜凤治说，这是“旧例”，从雍正朝就有了。可他没说的是，雍正那会儿的“贽敬”，最多也就二两银子，到了他这儿，足足涨了六倍。这一项，又能搜刮上千两，正好拿去孝敬省里的学政大人。

秀才的身份，确实是个护身符。见了官可以不跪，犯了事不能随便用刑，得先革去功名。可这护身符，也是给有钱人准备的。杜凤治就处理过一个案子，一个秀才调戏民女，被人家扭送到衙门。那家伙还挺横，嚷嚷着“侮辱斯文”，最后罚了三十两银子了事。这钱，还得跟学官分一半。

光绪四年，县里重修考棚。工人们从地基底下，挖出来七具白骨。一查才知道，都是往年考试落榜，没脸回家，又冻又饿死在号棚里的穷书生。

杜凤治听了汇报，批了二十两银子，让他们找个地方“义葬”。转过头，就在日记里冷笑着写道：“科名自有天命，强求不得。”

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手里的朱笔，刚刚圈定了新一届的“案首”。还是那个叶家的子孙，一个连“之乎者也”都写不通顺的草包，价钱依旧是三千两。

你看，这世上的事就是这么讽刺。有的人，用三千两银子，轻松买来别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功名；而有的人，耗尽一生，最后连一副薄皮棺材都换不来，只能化作考棚下的一具枯骨。杜凤治的日记，记录的哪里是官场琐事，分明就是一部晚清读书人的血泪史。当一个王朝，连选拔人才的根本制度都烂到了骨子里，那它离土崩瓦解，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