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阅兵期间，德国总理在哪里呢？”

德国《柏林报》最近发表了一篇由该报编辑撰写的评论，标题是“中国阅兵式：默茨（德国总理）应该敢于比菲佐做得更多”。

菲佐是斯洛伐克总理，应邀来京出席了阅兵式。

由这篇评论，想到了最近被中国媒体广泛批评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斯（Kaja Kallas）的言论。

这位欧盟的“外交部长”在9月3日在讲话中，嘲讽俄罗斯声称中俄共同赢了二战是“一件新鲜事”，并将中国与俄罗斯、伊朗、朝鲜的互动描述为“专制联盟”。

这一表述引发了中国的强烈批评。

很多人不明白的是，欧盟的外交代表怎么会对历史如此无知呢？

其实，卡拉斯将中俄的二战叙事称为“新鲜事”，不仅是在有意扭曲历史，更是在有意为当下欧盟的政治和外交议程服务。

从这个角度看，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欧盟今天的外交，也可以看到欧盟对华关系为什么总是疙疙瘩瘩的一些原因。

从历史准确性来看，这是一种简化甚至扭曲的二战史观，实质上就是一种“选择性遗忘”。

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背景下，卡拉斯的言论更多是针对俄罗斯的“反俄叙事”的延伸。

卡拉斯来自爱沙尼亚，一些中东欧国家（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政治家的视角常常被本地历史创伤所塑造。

爱沙尼亚等国从原来的苏联独立出来之后，这种“受害者叙事”在他们的教育体系中就成为基本的历史知识。无论是学校和媒体，都更强调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斗争。甚至在讲述二战史时，也不会更多地讲全球反法西斯抵抗和斗争，特别是反法西斯联盟的整体贡献。

中东欧的教育受冷战遗产影响，强调西方民主与东方专制的二元对立，而对亚洲战场（如中国抗日）的细节介绍极少。这并非因为教育水平低、实际上爱沙尼亚的教育在欧洲排名还比较高，而是视角更本土化、欧洲中心化和本民族化。

这导致有些来自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在国际舞台上，会将民族情感投射到更广阔的语境中，比如将对俄罗斯的敌意扩展到任何与俄相关的合作，包括中俄在二战纪念上的互动。

当卡拉斯这些政治家进入欧盟高层时，这种“民族感觉”就会渗透到欧洲整体的外交观中，让欧盟的国际视野显得碎片化，难有一个统一的“欧洲声音”，而成为不同国家历史包袱的混合体。

某些个别国家的领导人在本国加入欧盟之后，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就成了“西方俱乐部”的领导成员，会在意识形态等问题上，显得比传统欧洲大国更“讲究”。

欧盟的统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一直是弱项。欧盟在处理全球事务时，尤其是在对华关系方面，总是受旧历史观的牵制，缺乏包容和战略性的全球视野。

欧盟内部国际视野的分化，也增加了中欧关系的复杂性。

比如在对华政策上摇摆不定，既想推进经贸合作，又想在人权问题上显示自己的“地位”；既想有独立的政策，包括安全政策，很多时候又不得不跟着美国走。

可以说，欧盟整体上还没有找到一个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策略，原因之一就是其内部对华看法是分裂的。甚至还有像立陶宛这样的中东欧小国，一度还想挑衅中国的底线，用自己的政策“绑架”欧盟。

由于各成员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重点不同，尤其是受美国关系影响的不同，欧盟常常无法有效协调各国采取一致的立场。

欧盟总有人指责中国利用了欧盟内部的不同。其实，真正利用这种不同来达到“牵引”欧盟的，恰恰是欧盟的盟友美国。

中国发展与欧盟国家的关系，现在主要还是以务实为主，只不过中国的全球分量已经今非昔比。

在这样的变化中，欧盟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全球视野，怎么会有全球能力呢？

菲佐是唯一出席中国阅兵式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他就对欧盟的政策表示不理解。

菲佐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个人感到遗憾，我承认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欧盟国家中只有斯洛伐克派（领导人）前往北京。新的世界秩序、多极世界的新规则、新的权力平衡正在形成，这对世界稳定至关重要。”

《柏林报》的评论针对德国领导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欧洲人需要在地缘政治问题上更加务实地思考。想要解决全球危机，就绕不过中国。但是，在北京阅兵期间，德国总理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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