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早达到高峰之后就是下坡路！被父母鸡进藤校后成了"优质绵羊",然后走向同质化平庸

“藤校录取通知书”曾是无数家庭眼中的教育勋章，是父母耗尽心力、孩子拼尽全力换来的“胜利终点”。可当光环褪去，有人却在顶尖校园里陷入迷茫，在父母铺设的“成功轨道”上越走越累。当“鸡娃”的终点变成人生的困境，我们是否该追问：这场围绕名校展开的教育追逐，究竟让孩子收获了成长，还是弄丢了自我？所谓的人生成功，又该由谁来定义？答案或许藏在今天的文章里。

最近，社交媒体被“留学生求职难”的故事刷爆了：

W同学是斯坦福本科和硕士，花了7个月投了100多份求职申请，几乎每份申请都认真写求职信，详细调研公司，投入大量时间准备面试……结果却石沉大海；

另一位康奈尔毕业的女生Q，投了150份求职申请，同样是一份全职工作都没找到；

小某书上一位剑桥自然科学专业毕业的男生A，有新加坡公民身份，可他找了6个月数据科学岗位后，面试失败率是100%……

■ 在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一直是比较低的，可是最近，应届毕业生的失业率却超过了所有劳动者的失业率

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呢？哪怕有AI抢占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因素，这样的结果也太让人震惊了吧？

当我就这个话题，和哥大博士、曾在耶鲁大学英文系任教的《优秀的绵羊》作者威廉·德雷谢维奇对话时，他的观点却别具一格：

一直以来，美国顶尖大学都在把学生培养成“优秀的绵羊”，“藤校毕业月薪4000”的现状，可能是“绵羊”们必然的命运。

■ 10年前，德雷谢维奇的文章《别送孩子上常青藤：美国的顶尖学府正在把你的孩子变成僵尸》，及其后续书籍《优秀的绵羊》曾在中美教育界引起巨震，10年后，他发现“优秀的绵羊”问题仍在，而且变得更严重了

提起在藤校或顶级文理学院就读的“别人家的孩子”，你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这样的形象：

学了两个或三个专业，擅长体育运动，精通乐器，掌握几门外语，此外还参加了为世界某个贫穷地区组织的援助项目，而且仍有精力发展很多个人爱好……简而言之，这些孩子无一例外，都仿佛是能改变世界的“超人”。

然而大学毕业后，这些孩子中却大多数都渐渐走向“同质化的平庸”。

2010年，近一半的哈佛毕业生选择了金融和咨询两个行业，而超过一半的宾大毕业生、超过1/3的康奈尔、斯坦福和MIT毕业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10年后的今天，他们趋之若鹜的专业可能又多了一个：科技）。

耶鲁选择这两个行业的算是少的，但也有25%。与之相对的是，有耶鲁学生对大一学生进行了一次调研，结果发现“没有一个人谈到咨询或者投行。”

这群年轻人当然不是齐刷刷地在毕业时发现自己真正的梦想是金融或咨询，他们之所以会做这样的选择，只是因为从小到大都在为了名校的炫目光环，为了“成功”而奋斗，而在此过程中，他们的人生目标和内心的热爱从未被给予足够的尊重，从未被思考和探索。

因此，被名校录取后，学生们陷入迷茫：下一步该做什么？如果要选择一条特别的道路——比如成为剧作家、企业家或做基础科研，那可是没有“标准答案”，而且有很大风险失败的。

德雷谢维奇在耶鲁的一名学生就告诉他：“你不可能告诉耶鲁的学生‘去寻找你的热爱’，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找，我们只对成功充满热情”。

还有位学生说：“耶鲁或同等级学校毕业生总是觉得，如果第一份工作挣不到10万美元的年薪，自己的文凭就等于被浪费了。”

于是，他们像一群“绵羊”一样，选择相似而稳定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名牌大学生近年来流行的“考公”，背后是同样的行为逻辑。

然而，当所有精英都涌向少数“安全”领域，必然导致竞争白热化，回报率被无限摊薄。社交媒体上名校生“求职难”的哀鸿遍野，已是明证。

德雷谢维奇一针见血：“最安全的选择，恰恰是不要‘求稳’”（the safest thing to do is not to play it safe）。 培养应对变化的核心能力、追寻真正热情所在，或许才是真正的“稳定”。

更重要的是，“绵羊”的生活是很痛苦的。

10年前，美国心理学会就曾经发布一份名为《大学校园的危机》的报告指出：

接近一半大学生觉得自己“无望”；

近1/3大学生承认“过去12个月中由于心情过度低落而影响到正常生活”；

10年后，大学生抑郁的发病比例自2010年以来上涨了106%，焦虑则上涨了134%……

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对现实生活的入侵、疫情带来的两年社交隔离，让年轻人的心理危机愈发严重。

德雷谢维奇听到一名康奈尔学生总结自己的生活：“我讨厌自己参加的活动，讨厌自己上的课，厌恶高中时所做的一切，而将来的工作也将是令人厌恶的。我将这样度过余生。”

中产家庭总是在担心孩子将来“阶层跌落”，但从数据看来，比起阶层跌落的风险，你更应该担心孩子是否会终身受到心理疾病折磨，甚至伤害自己。

“优秀的绵羊”自己过得痛苦，也没有把世界变得更好。德雷谢维奇以自己为例（他在哥大从本科读到博士，外加在耶鲁任教，足足在藤校呆了24年）：

他35岁时，第一次作为房主找人来维修水管。

当水管工站在厨房里准备工作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完全不知道该跟水管工说什么。水管工用的很多字眼对他来说都很神秘，他完全不知道这样的人的价值观是怎样的。

于是，受过14年高等教育的他，傻愣愣地站在那儿，大脑一片空白。

你可能觉得这个故事无关痛痒：我只想成为精英拿高薪，能否和水管工沟通重要吗？那么请再想一想：接受精英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成为领导者，如果你根本无法跟你领导的人沟通，结果会怎么样呢？

美国社会的现实已经回答了我们：撕裂。精英们在自己的圈子里“自嗨”，完全不知道普罗大众在想什么，而正是这群普罗大众，把精英们所不齿的特朗普送上了总统宝座。

特朗普的美国，就是常青藤大学失败的最有力例证，也是“优秀的绵羊”们失败的最有力例证。

一个国家最优秀的孩子们纷纷成为“绵羊”，当然不只是他们的问题。

德雷谢维奇认为，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美国大学已经忘记了“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也忘记了它们对大学生理应承担的教育责任，也即帮助学生们找到自我，找到自己的使命。

美国的高等教育，其实从一开始就有点“精神分裂”，它源自两个体系：

一个是传统英式的高等教育体系，课程注重博雅教育，依托于经典，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品格；

另一个源头则是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德式高等教育体系，注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19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出现时，德式高等教育体系逐渐开始占据优势，当时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都是这种典型的“研究型大学”，大学的功能也慢慢变成培养专业人才和专家。

但是，博雅教育的理念在大学内部保留了下来，许多美国大一学生入校后都要选修广泛的人文和自然科学课程，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著名的“核心课程”，都是博雅教育的特征。

美国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就是试图在一所“研究型大学”里搞博雅教育，后者注定成为牺牲品。现在，大学教授要同时承担授课和课题研究两种责任，而后者往往会有更多的培训资源，给出更多奖励，因此研究型大学的价值观在高等教育领域自然占据优势。

教授们在面对教学任务时，由于被赋予了无限的自由，因此教学内容往往来自自己的极其狭窄的研究领域，碎片化和专业化的课题主导了本科教育。

拿哈佛来说，其前系主任哈里·刘易斯就认为学校整体的课程设计是由一系列互不关联的单个科目拼凑而成的，辅修课程也不过是各个院系为了避免冲突而妥协的结果。

事实上，大多数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默契”：学生尽量少学习，教授尽量少教学，而是把精力放在回报更大的学术研究上。

为此，大学里出现了“绩点膨胀”，在1940年代，大学里排名前15%的学生属于A类学生，到了2008年，这个比例已经攀升到45%，顶尖大学里，大三大四的学生只要好好上课，成绩基本上都会在A-以上。

考虑到毕业率会影响学校的USNEWS排名，学校根本不敢让学生挂科。

过去30多年，高校对学生的定位也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的人口红利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衰退，政府也开始减少投入，于是学校不得不面对学生短缺的局面。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开始通过贷款和助学金，向学生提供大量资金，将高等教育的运作模式转型为消费者驱动的市场模式。

为了降低成本，高校减少了全职教授的授课工作量，聘请了大量兼职及临时教学人员，教育质量直线下降，院系被视为“经济产能中心”，不能贡献产出的，如大部分的博雅教育，就被缩减甚至完全取消，商用性的科学技术则魅力无限，有些学校过于追求短期利益，甚至连与它们合作的公司都表示不满意。

在耶鲁工作时，德雷谢维奇发现，很多学生进入这样一所世界名校，是为了“寻找意义”而非获得技能（如果想获得技能，进入一所专业性院校就够了），是为了发现世界上更多的可能性。

然而学校为他们提供的教育既不能帮助他们靠近理想，也不能引导他们追求理想，他们感觉自己被抛弃、被欺骗了。当然也有学生在大学中找到理想，但他们必须排除万难、非常努力地去寻找，甚至同学校博弈。

当你付了高昂的学费，承担了巨大的压力脱颖而出进入名校，却要努力争取才能获得“真正的教育”，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公平吗？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不想让孩子成为“优秀的绵羊”，国际化教育的出路究竟在何方？美国高等教育还值得我们投入巨资去追求吗？

德雷谢维奇虽然承认美国精英大学教育弊病满满，但他同时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留学生家庭就应该全盘将其抛弃。

他坚信：“美国教育的创新精神并没有死，只是减弱了，即使如此，它依然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强。创新和创造力深深植根于美国人的个性和体制中，我们仍然持续不断地在硅谷、在科研、艺术、娱乐业和知识生活中看到创新性。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美国大学仍然可能是学习这种创新性的最佳机会。”

关键在于，如何在当下的美国教育生态中，为孩子找到“优秀的绵羊”之外的路径？

01 重估“博雅教育”的真正价值

那些反对博雅教育的人说“离开大学之后，没有人在意你读没读过亚里士多德”，然而，社会可能不在意你是否读过亚里士多德，但社会确实在意你会不会思考和表达。

有位接受博雅教育的学生说自己每天的经历就是“被迫去思考人类历史上最难的问题”，学习和了解人类历史上的巨人，精读他们的艺术、文学及哲学作品，是你能给自己提供的关于如何表达和思考的最好训练。

具体的专业反而没那么重要。《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过一篇名为《想要创新思维？雇用人文专业学生》的文章，坦言：

“学习莎士比亚诗歌或塞尚绘画作品的学生已经学会了如何运用大概念，往往更容易以新颖的角度解决一些传统方法无法处理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曾有一篇报道调查了318个公司的老板，发现他们有一个共识——大学专业是次要问题。93%的公司雇主认为，“批判性思考能力、沟通能力及问题解决能力比求职者的本科专业背景更重要”，部分原因是他们招聘的职位需要承担“更广泛的职责”和接受“更复杂的挑战”。

因此，不妨鼓励孩子多选择那些需要深度阅读、大量写作、激烈辩论的课程，支持他探索真正热爱的专业领域，即使是冷门人文社科。

02 多给“二梯队文理学院”一些机会

很多人都觉得，综合性大U吸引的是野心勃勃的学生，而文理学院则是为那些真正对思想感兴趣的人准备的，但其实最近这些年，由于USNEWS的大学排行榜影响力不断扩大，大学招生录取机制导致学生背景同质化，那些最顶尖的文理学院已经变得越来越接近藤校。比如，经济学已成为Top20文理学院里最受欢迎的专业。

因此德雷谢维奇认为，那些最具“性价比”的大学，也许是排名上属于“二梯队”的文理学院，比如里德、凯尼恩、维斯理安、曼荷莲等等。这些大学的质量绝非二流，而只是更注重教育真正的价值，没有兴趣在排行榜上与哈佛耶鲁进行竞争罢了。

在比较学校的时候，比起USNEWS的高度商业化榜单，可以关注下其他榜单，如“改变人生的大学排行榜”、“隐藏的常青藤”、《华盛顿月刊》以大学为社会所做的贡献为依据的大学指南与排名。

■ 截图自里德学院官网

03 相信孩子、允许探索

父母看孩子的时候，哪怕孩子已经18岁了，在我们眼里也还是6个月大的婴儿。可我们自己当年也曾是18岁，不也照样走过来了？我们的父母当年可能也觉得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得他们来安排。因此，年轻人要比现在更信任自己，而家长更加信任自己的孩子。

尤其是那些有能力考进美国顶尖大学或者中国一流高校的学生，他们本身很可能已经处在最顶尖的1%或3%的行列——无论是天赋、资源，还是努力程度。所以，请放轻松一点。

“允许探索”则意味着： 接纳孩子的“非主流”选择，Gap Year（间隔年）、冷门专业、非盈利组织实习、创业尝试……

这些经历，都可能成为孩子认识自我、发现热情的宝贵契机。

爸爸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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