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文化改造
叶鹏飞:新加坡成功的底层逻辑
在华校还没有完全谢幕的个人求学时代,长辈对受英文教育的“读红毛册”华人,总有一股不以为然的情绪,不是蔑称他们“呷甘丹”(马铃薯的马来语,不吃华人米饭之谓),就是嘲笑他们“红毛直”,觉得他们说话行事直来直往,缺乏华人传统文化“为尊者讳”的委婉细致,彬彬有礼。
在如今华文教育退场,大部分国人都是双语制度产物的时代,于建国60周年国庆之际回看,“红毛直”或许并非缺点,恐怕还更贴近现代文明的道德标准,甚至还可能隐藏着新加坡建国成功的底层逻辑。
印象中,“读红毛册”的华人相对较少讲情面,最常听到的口头禅就是“law by law”(照章行事),黑白分明,没有拐弯抹角的余地。对于习惯“情先于理、理先于法”“见面三分情”的传统华人,这简直就是野蛮人行径。而且,不少“读红毛册”的同时也“呷皇教”,取英文教名,相信“天父”,坐实了“无父无君”的非我族类指控。当然,这不等于“呷皇教”的就不受华文教育——在华语之外,本地有一些教会还用方言布道。
应当说,中国社会学奠基人费孝通在名著《乡土中国》里所描绘的“熟人社会”——人际信任建立在彼此熟悉程度之上,社会秩序靠人情的“给予”“亏欠”等交易方式维系——同样能套用在南洋华人社会,早期的新加坡概莫能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熟人社会的规范和默契,便逐渐让位给law by law的红毛直。文绉绉地说,法治取代人情,成为各族新加坡人共同服膺的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新加坡已非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那样的“华人社会”,虽然华族占人口多数,但在精神上已经“呷甘丹”了。
经常语出惊人的已故台湾作家李敖,曾笑话新加坡人“笨”。借用中国文豪鲁迅的寓言散文诗《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或许会更容易理解李敖这一说法背后的逻辑。聪明人的圆滑,是在熟人社会生存且吃香的技能,是孔子一再告诫的乡愿。新加坡人不够聪明或者“笨”,是因为在法治环境里,是非对错都有公开透明的客观标准,不必根据人际关系亲疏而差别对待。所以,聪明人不容易占太多便宜,直来直往的傻子能够笨笨而坦然地生活,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社会,自然也容不下欺负奴才的主人。
到台湾旅行的新加坡人总会对台湾社会浓郁的人情味赞誉有加,虽然在这方面不如台湾,讲究法治的新加坡也并非六亲不认,冷酷无情,而更多是体现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客观精神。只要不涉及利益交换,特别是公共利益,本地华人社会基本的人情世故传统还是被尊重的,可一旦牵扯利害关系,新加坡人不分种族,都会本能地law by law,避免瓜田李下的质疑。这与华人社会“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人生智慧,无疑南辕北辙。
据称美国总统肯尼迪曾感叹:“成功有一百个父亲,失败则是孤儿”,新加坡的成功,当然包含各种偶然因素,包括对权力有着高度清醒分寸感的建国元勋,从政生涯始终高度自律,坚持法治精神。但《圣经·马太福音》也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成功的概率又非常小,国家成功的例子犹然。无论从各种经济、社会数据,以及移民流向,世界上成功富裕的国家寥寥无几,且都具备高度相似的特点:拒绝特权的法治。
换言之,新加坡赖以成功的窄门小路,就是坚持法治精神,且经过60年的软硬兼施,已经逐渐内化为国民特质。《圣经·马太福音》这段话所暗示的意义,在于人生失败的绝大概率,来自于任性放纵,为所欲为,所以必然引到灭亡;能克己复礼,才能找着致胜门路,引到永生。但胜利的诀窍尽管并不神秘,要抗拒欲望的诱惑身体力行,才是挑战所在。建国元勋持之以恒的法治精神,让新加坡人成为少数极幸运“找着的人”。
然而,找着门路这复杂曲折的过程,并非像今人想象的一帆风顺。虽然英国殖民者长期经营,奠定法治基础,但不是所有英殖民地在独立后,都能顺利继承衣钵。法治精神的培养和灌输,对新加坡占多数的华人社会,犹如一场脱胎换骨的心灵和文化革命,期间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惨痛代价,相信足以构成新加坡华社自身的伤痕文学。今日享受法治红利的非亲历者,或许很难体会当年在文化意识上蜕皮的煎熬挣扎。
由是观之,华社伴随各族同胞内化法治精神,或是解释新加坡成功的底层逻辑。台湾社会民主氛围更强,但法治精神较弱,所以台湾社会比新加坡有活力,但政治却相对不稳定。两相对比,或许更能看清其中要害。
至于法治精神的底层逻辑又是什么,这恐怕需要一本书的篇幅来深入探讨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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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只是“华人组成的国家”,已经谈不上“华人国家”了,在文化和认同上,已经与中国的关系不大了。在某种意义上,新加坡或许是20-30年代全盘细化的理想结果:中学为表,西学为里。
也与20-30年代中国人对西学的态度一样:接受好的方面,忽略坏的方面。现在看看蔡元培、严复等对西学的理解,充满理想主义滤镜,与西方的现实并不符合,即使是当年的西方。
这也是西方人喜欢新加坡的原因:在这里,既找得到西方文明中正面的东西,又有“异族臣服西方”的优越感。
但我一直记得吉隆坡一个Grab(相当于欧美的Uber或者中国的滴滴打车)女司机对新加坡华人的话:狗眼看人低。
新加坡人确实有这个感觉:西人之下、华人之上,更在东南亚的蛮人之上。
华人感觉在东南亚土著之上,这是东南亚人排华的原因之一。这样的情节可能早就存在,但在二战后民族解放、民族平等的情节下,容易走极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道扬镳,就是马来人拒绝接受华人少数的统治造成的,哪怕是选举上台、只在任期内的统治。印尼也是穆斯林国家,印尼穆斯林拒绝华人的政治领导,索性从法律上规定只有穆斯林能当总统,雅加达的华人市长日子很不好过。
Meritocracy是个敏感的话题。一味反对容易掉入族群政治的陷阱,一味追捧则可能多数人利益被少数人带偏。怎么办?西方的办法是分治,各人过各人的。在现实中,族群早就杂居,于是造成各种悲剧。
中国和美国都是某种形式的“民族熔炉”,但也有各自的问题。
这事真不好办。
呃,讲新加坡怎么扯到“民族熔炉”了?咳,新加坡不自诩“小民族熔炉”嘛,在这里,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在理论上平等,在实际上,好像华人和印度人比马来人“更平等”,否则也不会有新马分治了。
这与中国有关吗?有关。在任何国际冲突中,别指望新加坡站队中国,因为新加坡只是“华人组成的国家”,不是“华人国家”。这倒未必意味着新加坡必然站队西方。冷静、不感情冲动、law by law(其实这是奇怪的表述,英美好像没有这样的说法)或许意味着新加坡将根据自己的利益站队。说起来,这好像也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