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牛”如何一路升级？

以下内容来自久谦中台行业研究工具

从上海滩的黑市票务到现代互联网的技术黄牛，中国的“黄牛”现象经历了从个人倒卖到团伙运作，再到如今的自动化与黑客化演变。每一个时代的“黄牛”都精准把握了市场中的供需空隙，利用各种手段赚取高额差价。

随着社会进步，监管不断加强。但新的套利空间似乎总在不断涌现，黄牛产业如影随形，始终游走在法律与灰色地带之间。这背后，是市场机制不完善、技术飞速发展等深层次原因。

起源：从单打独斗到团伙运作

“黄牛”一词的起源，与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的金融投机活动息息相关。

当时，银元、外币和紧缺商品的黑市交易盛行，一些倒卖者在银行、戏院和码头附近活跃，因其在拥挤人群中“挤来挤去”的形象，被称为“黄牛党”。

“上海作家路明在《黄牛野史》中提到的‘瓦西里’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每天在愚园路的红都电影院以0.15元的价格购买20张最好的场次电影票，晚上再以数倍价格转卖给需要‘谈朋友、压马路’的小青年。”

耐心等待、察言观色、脸皮要厚、保持分寸、灵活转向——成为早期黄牛的生存法则。

在这种单人业务初见成效之后，黄牛逐渐形成组织化的特征。部分黄牛开始与黑帮勾结，划分地盘，垄断戏票、货品等资源。

建国后，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粮油布匹等生活物资均凭票供应，票证稀缺。在官方渠道之外，粮票、布票、工业券等便成为黑市交易硬通货，由此催生了新一代“票证黄牛”。

90年代，外汇券成为新的套利工具，黄牛通过低买高卖赚取汇率差。更专业的外汇黄牛则利用“双轨制价差”开展套利。

“1993年官方汇率1美元兑5元人民币，而外汇调剂市场达8元，黑市高达11元。黄牛以1060元人民币收购外国游客的100美元，再以1070元卖给下家，赚取差价。”

随后，黄牛业务逐步扩展到专家挂号和火车票领域，用“人海战术”囤积货品再加以倒卖。

“1996年，北京某医院一个300元的专家号被炒至4500元，导致外地求医者‘排队一整天也挂不上号’；春运期间火车站出现裹着军大衣、手提小马扎的‘蹲点黄牛’，他们通过通宵排队囤积整列车票再加价出售。”

20世纪末，黄牛大多已从散户转为团伙运作，部分势力甚至渗透进公共运输、劳动监管部门，形成利益链条。

这一时期的黄牛，本质上是计划经济与市场并存背景下的套利者，其生存空间源于商品供给短缺与价格管制造成的巨大套利空间。

随着市场经济完善和物资丰富，电影票、外汇券等业务逐渐消失，但公共资源短缺问题仍未解决，为黄牛产业向新领域转型埋下伏笔。

互联网时代：技术升级，业务转型

进入21世纪后，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普及，黄牛产业从“体力型”转向了“技术型”。

2000-2010年，黄牛通过购买、盗用或虚构大量身份证信息，突破购票数量限制。这些身份数据主要来源于地下黑市，每条信息成本仅0.5-2元，却能让黄牛批量抢占号源。

“2014年，某黄牛团伙10分钟内刷了1245张火车票。”

此外，黄牛还通过系统退票回流机制进行“占坑转售”，即先用虚构身份抢占热门场次门票，待买家出现后立即退票，再迅速用买家信息重新购买。

“镇江警方某次打掉的黄牛团伙中，设置了专人负责‘退票监测岗’，退票信息弹窗后0.35秒内即可完成重新锁定。”

2020年代初，黄牛产业进入自动化工具主导阶段，定制化程序取代了人工操作，实现毫秒级抢票。

普通用户完成一次购票操作需要10至30秒，而警方查获的黄牛抢票软件可以在0.02秒内发送请求，每分钟操作量达到3000次，效率提升了3000倍。

“故宫博物院实测数据显示，真人购票流程至少需3秒，而自动化脚本仅用0.5秒即可完成全流程。”

2023年以后，黄牛技术进一步升级，进入黑客化阶段。

黄牛通过“速通插件”（Speed Pass）绕过前端交互步骤，直接连接支付网关完成交易，这些插件可以在用户未看到选座页面时就锁票，比普通外挂提速5倍。

“2025年，林俊杰JJ20巡回演唱会门票开售1秒即告罄，原价1880元的内场票在二手平台被炒至18万元。”

此外，黄牛为了规避IP封禁，还租用菲律宾、柬埔寨等境外服务器，通过IP池轮换进行攻击。

技术黄牛本质上是算力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当票务系统成为技术竞技场，普通用户在数字鸿沟中失去公平机会。这种技术异化不仅扭曲了资源分配，也催生了专业化、跨区域的犯罪网络。

新业务扩张：稀缺资源与虚拟商品

随着监管加强，传统黄牛市场空间逐渐缩小，但新兴市场的供需差距为黄牛带来了新的商机。

限量商品早已不是新鲜事物，一双限量球鞋、一件大牌联名衣服都能成为疯抢对象，一件限量商品能够被“炒”起来，黄牛可谓“功不可没”。

然而，限量品价格普遍较高，普通消费者很难承担。近年来，盲盒经济的火爆正好迎合了广大消费者的需求。盲盒价格通常在70-150元，不会对普通打工人的生活造成太大负担，却能给人带来“赶上时代潮流”的快感，成为了黄牛生长的温床。

“原价99元的LABUBU挂饰被黄牛炒至2600元，隐藏款甚至达7800元。一支6人黄牛团队通过外挂软件迅速清空线上库存，并用‘人墙战术’霸占门店，首周净赚37万元。”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网红地打卡活动成为年轻人的新宠，但排队时间成本高昂。黄牛代排服务应运而生，无需技术门槛，纯粹依赖人力，利润率可高达300%。

“2025年成都新蜂音乐节开幕前5天，就有粉丝在检票口扎帐篷夜排，代排服务明码标价：1500元可保证第一排中间位置。”

除此之外，黄牛还开始涉足虚拟商品倒卖。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账号成为个人数字身份的重要象征，一些稀缺的短位ID、“靓号”或具有特殊含义的用户名成为黄牛手里的抢手货。

“推特（现X）上的用户名‘@music’‘@news’曾被曝以数万美元高价交易；在国内，游戏《第五人格》ID‘玫瑰’以20万余元人民币价格售出。”

部分黄牛通过脚本抢注、内部渠道购买或黑客手段获取这些账号，再以几十元至数万元不等的价格转卖，甚至形成“代拍”“估价”等产业链。

黄牛业务的持续“创新”，折射出监管滞后性与制度漏洞。当一种套利空间被压缩，新的灰色领域又迅速形成，这种“打地鼠”式的发展模式使黄牛产业始终游走在法律边缘。

根治黄牛现象，需从技术防御、制度完善和消费者抵制三方面入手，否则“人间烟火”终将被黄牛炒作为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