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何者接近自由民主？捧道家恐抱错大腿

台湾驻荷兰代表处外交人员某君，近日于台媒发表了一篇“台湾不应独尊儒家思想”的文章，批判儒家文化早已与自由民主的台湾格格不入，应予以扬弃，并认为老庄学说与现代自由民主思潮“十分契合”云云。

该文用99%的比例批判儒家崇拜权威，钳制思想，鼓励盲从，不适合今天的台湾，至于老庄学说哪里符合自由民主，一字未提。我认为台独观点下的老庄思想，只有四个字: 小国寡民。该文批孔，若还有下文，应该就是“捧老”之“小国寡民”思想。

批判儒家历来都有，台独说法最可笑，若不提老庄与自由民主较为契合，此文不过老梗，不值一提，但既然用现代社会的角度“贬儒扬道”，就应该澄清些基本误解。

台湾走哪一派儒家路线？

儒学发展了两千多年，早已超越了孔子学说的范畴，而在玲琅满目的孔学流派里，蒋介石在台湾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是王阳明的儒学，他的行馆，称为草山行馆，而这草山就被改名为阳明山。

王阳明学说在明代就传入了日本，并成为显学，影响明治维新。蒋介石在提到中日两国差距时曾说: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日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

某君批判儒家文化，一字未提王阳明，显然意不在批判台湾传承的儒家文化，而是在操作民国初年批判礼教的老梗。简言之，就是骂儒家“崇拜威权”，“表里不一”，“保护特定阶级利益”，“党同伐异”，“戕害独立思考”，以至于“与现代的群我关系脱节”，不适合自由民主的台湾。

想来，某君也没有那个学力，去了解蒋介石为何推崇王阳明，而王阳明的儒学，又与他所批判的儒家文化，差距有多远。仅能肤浅地继续死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儒学表象而已，连“唾余”都谈不上。

本文不谈王阳明，就浅谈儒学与道家(黄老)缠斗下的“尊君”主张，检视道家是否与自由民主概念较为契合。

儒学与黄老学的缠斗：尊君

大哉问: 儒学若不“尊君”，能存活吗？

批判儒家“崇拜威权”，是用今天的眼光看古代，缺乏基本史学素养。有水平的角度应是: 儒学是如何在秦火灰烬中，与汉初大行其道的黄老学一争长短的？答案也很简单，就是“尊君”二字。

儒学为何被刘邦所看不起呢？因为此前儒家喜欢强调“制约君权”，“征诛无道之君”，“王道”，“德治”，这类掌权者不喜欢，或唱高调的论述。儒学后来又为何被刘邦看得起了呢？因为儒家特别讲究“威仪”，“上下之别”，这类形式主义与伦理概念，让原本流于土匪的刘邦，成了“望似人君”。于是儒家一门，就靠这个特质，存活了下来，但也仅止于存活，仍不被当权者重视。

汉初政治的指导思想是黄老学，因为此学强调君权至上，强调重法的刑治，儒学显然与之立场迥异。汉景帝时，儒道两家有一个著名的辩论，ㄧ方是代表黄老主张的黄生，另ㄧ方是代表儒家立场的名儒辕固生:

黄生认为商汤周武的革命，是弑君，是以下逆上的错误行动。辕固生反对，认为天下人都心归汤武，他们是不得已才革命，是顺天应人的行动，所以当然是正确的。黄生说，帽子烂，也得戴在头上，鞋子新不合脚，还是得穿。桀纣暴虐失道，但他们是君主，君主有过，是臣下没有善尽匡正之责，错在臣下，怎么反过来征讨君主呢？辕固生反唇相讥，按照您的说法，(汉)高祖征讨暴秦，也是错的吗？此话一出，场面顿时僵硬起来，景帝忙打圆场说，吃马肉不吃有毒的马肝，不算不知马肉的美味，谈学问不谈汤武受命，也不算愚笨。以毒马肝形容汤武受命，景帝袒护黄老绝对尊君的立场已经很清楚了，从此儒者不敢再谈汤武受命。辕固生后来因为讥刺黄老学而差点被窦太后所害，幸得景帝救了他ㄧ命。

这个有名的案例显示，儒家是讲革命的，是敢于挑战权威的，从这个基本调性来看，谁说儒学不民主？道家比较民主？当然，现代的“民主”概念，不适宜直接套在儒学头上，民本与民主仍有差异，但上述争论，明确显示儒家对威权采取的是戒慎的态度。

为了扭转儒家在政治上的弱势，儒学开始吸收黄老与阴阳家的政治论述，并补强了宇宙论(天)与人伦说(人)的系统性理论，直到汉武帝想要削弱贵族，对外扩张的时候，董仲舒才备足了弹药，以“天人三策”，取得了当权者的认同。

董仲舒的理论最明显之处，就是强调君王受命于天的学理根据，王者不但是上天意志展现的结果，并且也是民心之所归。董老师借此缓和了传统儒学在尊君问题上的尖锐。

可是可是可是，董仲舒在君权天授的框架里，埋藏了一条革命的幽僻路径。简单说，既然君王受命于天，那天意的展现也就象征着君王的治理优劣。当天降灾难或异象时，代表人间政治出现了问题，君王必须自我检讨施政，以回应天意。这就叫做“灾异论”，君王言行施政必须符合天意，而臣民则必须担负起提醒的义务，以匡正缺失。

那么，各种天降灾异如何应对人间政治的缺失呢？重点来了，解释权在儒者手里。或者精确地说，在受过儒学训练的知识分子手里，包含解释天象的史官。

真相大白，儒家从未放弃革命选项，只是在君权至上的政治体制下，必须曲折地制约君权。在这一点上，董仲舒的苦心孤诣，还超越了孔子与其众门徒。也因此之故，汉代儒学才显得那么神秘主义，动不动就指天画地，清谈虚无缥缈的天意，以至于到了西汉末期，衍生出流于胡说八道的“谶纬”文化。

董仲舒的政治地位与他的天人三策，历来颇有争议，不过只要看后来大行其道的灾异论与谶纬文化，我们大约能掌握儒学的“曲折制君”路线。从朴素的孔学角度来看，儒学在汉初时代的转折，或许是一种倒向君权的堕落，一种过度的偏离，但不可否认，儒学想在政治圈里存活下去，Re-Mix当道的几种君王偏好思想，才能得出全新的节奏。

而要说崇拜权威，儒学根本不如道家黄老与法家来得彻底。

道家比较契合现代自由民主？

大哉问: 道家乐见“民主”吗？

无论我们怎么定义民主，它肯定不会是反智的，但“老子”却颇有反智的嫌疑。老子思想到底是否“反智”，是一个争论很久的问题，纯粹从“道德经”几段话，如“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绝圣弃智、民利百倍”(郭店版里是“绝智弃辩”)，“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再再显示道家是反智的。

然而也有另一种看法，认为老子的反智，其实是“反欲”，或是针对性地“反巧”，用白话来说，就是反对一切“玩弄知识”的人，而非反对知识本身。综观老子思想，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正确性。尤其在郭店楚简重见天日后，我们发现愈早的“道德经”版本，与儒家思想的差异愈小。

另一方面，在黄老学于汉初作为政治显学时，“清虚无为”只是一种表象，其最突出的主张是“尊君”，“刑治”，也唯有如此，才能为大一统的政治所接纳。若看黄学的“黄帝四经-十大经.成法”，或马王堆的“伊尹.九主”，可以看到黄老一派对“滑民”，“妄辨”，“朋党”，“诤谏”的排斥，清晰地显示道家对知识分子的戒慎态度。

所以道家比较契合自由民主吗？完全错误吧？顶多只能说，宁愿当泥泞里之打滚猪的庄周，可能比较“自由主义”。

这么看来，当初若武帝独尊的是黄老而非儒学，显然要出现“德治”的政治土壤，机会就小很多。什么是”德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现代的观念来说，就是用一种人文价值来治理国家。

所谓人文价值，是可以随时代思潮而变的，所以要说中国有什么思想能成为自由民主理念生长的沃土，还真的只有儒家具备这种弹性。问题在于，从小习儒的汉元帝，决心走向德治，广开言路后，道家预言的“妄辨”现象立马出现，灾异论变成政治斗争的最佳工具，汉政权自此一路乱到王莽时代。

由此可见，人文价值的弹性，也正是它的弊病，因为就是会有“玩弄知识”的人，毁掉原本立意良善的政策，制度或思想。

元帝的父亲汉宣帝，以“政平讼理”四个字治国，重刑治，也一定程度辅以德治。在他任内政局平稳，民间得以发展，法制严明，社会秩序得以维持，没有势力庞大的地方诸侯，没有功臣子弟把持朝政，没有外戚宦官问题，匈奴分裂内乱，加上他本人起于民间的特殊背景，懂得民之所欲，也懂得如何借由法制管理官僚体系，可说是两汉四百年最平静的治世。

当他发现儿子(元帝)过度信仰儒家思想时，曾训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柰何纯任德敎，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最后长叹: 乱我家者，太子也。 一语成谶。

宣帝认为，不能纯粹用儒教治国，王道与霸道应兼而用之。这也是后来诸葛亮治蜀的概念，“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应该“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王霸兼用，恩威并济，才是治国之道。

结语

在现代社会里，说“独尊儒家”根本是假议题，因为在结束了帝制之后，所有华人社会走的都是西式教育路线。我小学的时候，学校除了教“论语”，还教“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种西方自由主义概念。哪有什么独尊儒家？

虽然个人偏好道家理论，但若问我小学时应该学的国学是什么？我还是会选儒家思想。为什么呢？因为孔子标榜的是“有教无类”，是“因材施教”，讲究教养，礼节，应对进退这类最基本的做人道理。至于道家理论，我还真觉得那是“18禁”，应该要经过一定的人生阅历后，才适合阅读。

至于什么“崇拜威权”，“表里不一”，“保护特定阶级利益”，“党同伐异”，“戕害独立思考”，这些都不该是儒家思想背的锅，因为任何被独尊的学术，都会产生以上弊病。现代人应具备的是多方面的思想学习，我们对国学的态度也应如此。

对儒家思想提出批判，当然也可以，但是不应基于误解，错信，人云亦云，最起码我们得先搞清楚，儒家思想到底是什么？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成因为何？弊端在哪儿？然后寻求解决之道，以适应现代社会。

而不是一味地骂，还骂错，一味地捧，又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