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青年暴君的画像

从很多角度看，1381年叛乱塑造了理查二世国王。幼年继位的君主在长大成人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幼主一般需要一个重大时刻才能摆脱那些为他摄政的人的束缚。幼主需要表达自己已经是男子汉，拥有治国的能力。爱德华三世亲政的重大时刻是在他登基三年之后，他推翻了母亲及其情夫罗杰·莫蒂默的暴政。一个多世纪之后，都铎王朝的国王亨利八世用第一次对法作战来标志自己的成年。理查二世的重大时刻发生在史密斯菲尔德。

在1381年之前，理查二世是个孩童。史密斯菲尔德事件之后，他成了男子汉。他的婚礼和安妮的加冕礼打断了11月议会。到那时，议会已经正式大赦天下，并开始讨论继续筹措军费的最佳办法是什么。从那以后，理查二世努力为自己和内廷争取不受议会监管的自由，并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统治。

但理查二世的个性与判断力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扭曲。他的童年结束，尤其是1381年结束之后，他对自己的臣民，尤其是贵族，抱有深刻的不信任感。他成长为一个满脑子迫害妄想狂并且斤斤计较的人。任何人若是企图引导他或者改善他的治理，都会让他暴跳如雷。他更喜欢和特里希林与尼古拉斯•布雷姆布利那样的人待在一起，而不是与高级贵族相处，而高级贵族原本应当是他的天然盟友才对。（特里希林和布雷姆布利都被1387年所谓的“无情的议会”下令处决，该届议会试图铲除理查二世内廷危害性最大的若干成员。）理查二世的政府垮台，贵族和宗亲企图强迫他改过自新的时候，他就大发雷霆，凶狠地攻击他们。他时刻怀疑有人要害自己，又喜欢欺侮别人。他状态好的时候具有消极攻击人格，而状态差的时候就是暴君和野兽。

（理查二世）

在1397至1399年的黑暗年代，他强迫有贵族身份的政敌在“空白特许状”上加盖印章，用这种手段敲诈勒索对方[1]。正如他的曾祖父爱德华二世被迫退位之前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理查二世在1399年被废黜（从而丢掉王位、导致金雀花王朝主系血脉断绝）的时候已经耗尽了臣民的耐心。

这些事情不能全怪他在1381年的经历。但理查二世后来的很多问题在1381年的血夏已经初现端倪。他的统治每况愈下并最终失控的部分原因是，刚开始出问题的时候，他身边没有一个人懂得国家治理和危机管理的艺术。这不是暂时性地缺乏良臣辅佐，而是他的统治和他的个性出了根本性的问题。

理查二世的最大不幸是他没有一个可以仰视和学习的贤君的榜样。他在幼年看到的祖父爱德华三世正处于最糟糕的状态：年老昏聩，周围簇拥着贪得无厌的奸臣。理查二世的父亲英年早逝，没能把儿子培养成自己那样。最后，理查二世真正的榜样是叔父冈特的约翰。作为教导国王治理国家的人，冈特的约翰可以说是最差的选择。孩童国王学会了冈特的约翰所有最糟糕的缺点，却没有学到他的一点才干。冈特的约翰喜欢欺负人，但没有足够的威权；捍卫君主权益的时候咄咄逼人，但并不真正理解君主的沉重责任；睚眦必报，喜欢与人争斗，与别人和解时却过于天真。

同样，在叛乱平息之后，理查二世严酷而容易造成不和的个性暴露在所有人眼前。他喜欢孜孜不倦地报复敌人，品性不值得信赖。1381年11月的议会看清了他这两点，所以要求他停止对反叛者的惩罚；也正是这两点让很多人反对他，包括他的最后克星、堂弟和继承者：冈特的约翰的儿子德比的亨利。

理查二世和亨利的故事从很多角度看，可以说是从伦敦塔开始的。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事实上，在1381至1382年冬季，理查二世准备结婚、准备成为男子汉和真正的国王、准备把叛乱抛在脑后的时候，距离他的末日已经不是那么远了。

如果说这是1381年大叛乱对理查二世的影响，那么英格兰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首先，赤裸裸的事实是，统治阶级终于承认，人头税既愚蠢又不公平。1381年11月的议会想方设法对贸易征收一笔长期赋税，为战争和国防提供了新的经费。之后好几代人的时间里，朝廷再也没有尝试通过征收直接的累退税来扩大课税基础。后来朝廷再次尝试这么做的时候，也就是1497年亨利七世在位时期，果然引发了新一轮叛乱。英格兰人一直憎恨人头税，也许将来也会永远憎恨它。

除了仇恨人头税之外，英格兰人还怨恨劳工法律，因为它实际上施加了一种新的农奴制，这是法律层面的人身依附，而不是直接与土地捆绑。1381年大叛乱对劳工方面的立法几乎没有直接影响，对农奴制的恐惧在一代人时间里就逐渐消失了。大叛乱之后的劳工法律和之前的同样不切实际，同样荒唐。

但是，1381年叛乱当然不仅仅是抗税的造反，也不仅仅是针对糟糕的劳工法律的反抗。1381年叛乱是能够表明英格兰普通百姓已经有了政治觉悟、能够愤怒地奋起反抗恶政的第一个迹象。英格兰百姓关心外交政策，关心腐败的大臣，也关心恶劣的法律。说到底，他们关心的是郎兰[2]在《农夫皮尔斯》里描写的那种社会契约。在这个故事里，皮尔斯告诉骑士：“为了你，也为了我，我会艰辛劳动和耕作/我会为了你的爱劳动一辈子/换取你保卫神圣教会，保卫我。”人民深刻地感到，社会上层的人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即保护和保卫社会下层的人。泰勒的叛军其实非常保守。真正相信鲍尔的完全平均主义思想的人应当很少，绝大多数人只是希望社会和社会关系能够重新正常运转。

（理查二世镇压1381年农民起义）

这个时代并非只有英格兰发生了农民叛乱。英格兰叛军模仿了在14世纪50年代令法兰西贵族心惊胆寒的“扎克雷农民军”。而在15和16世纪，欧洲各地爆发了许多类似的下层阶级叛乱。泰勒叛乱之后的250年里，德意志、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芬兰和瑞士发生了极其激烈的农民与下层市民起义。这些起义的形式各不相同，涉及的具体社会问题也不同，但都表明，在从中世纪过渡到现代早期的时候，欧洲诸国的普通男女开始逐渐理解、认识、保卫和表达自己在社会契约中的地位。他们有能力表达复杂的思想，有能力集体行动去追寻抽象的目标。他们有能力任命和追随自己的领袖，模仿他们所在国家的政治结构。他们也做好了准备，为了自己的正义事业去承受叛乱带来的残酷惩罚。但泰勒叛乱表明，从政治觉悟发展的角度看，英格兰的下层阶级是欧洲最进步的人群之一，后来也一直如此。1450年杰克•凯德叛乱（英格兰人民的下一次大规模叛乱，也是从东南部发起的）的时候，社会契约的封建色彩已经消失。农奴制在英格兰已经消亡。凯德领导的是非常政治化的叛乱，而不是要求结束领主制或大规模改革社会。他的叛军抗议的是具体的政策，而不是社会的根本原则。但即便在凯德的语境里，社会契约仍然存在：小民辛苦劳作，主人保护他们。这种社会契约正常运转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不能正常运转的时候，结果就是血流成河。

[1]1397年夏季，理查二世开始强迫臣民向他借款。他向各郡发出盖着御玺的书信，索要具体数目的金钱。信中债权人的名字是空白。理查二世的官吏向所有他们认为有油水的人发出这种信，实际上是合法的盗窃。大约在同一时期，国王还开始迫使臣民签署文书，承诺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无条件奉献给国王。如果这些人得罪了国王，国王就可以用这些文书一夜之间让他们倾家荡产。随着国王的妄想狂越来越严重，他甚至要求臣民在“空白特许状”上加盖印章。据沃尔辛厄姆说，“不管国王何时想对签章的人发起攻击，都可以各个击破”。实在找不出比这更明目张胆地违反《大宪章》的做法了。

[2]威廉·郎兰（约1332—约1386）是中世纪英格兰诗人，著有宗教预言诗《农夫皮尔斯》，对教会有很多批评，可能是约翰·威克里夫的追随者。

本文节选自我的译作

血夏：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

1381年夏天的农民起义是英格兰历史上最血腥的事件之一。面对英法百年战争造成的沉重税负与黑死病之后严苛的劳工法律，曾经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裹挟教士与城镇居民揭竿而起，向英格兰王国的权力中心——伦敦进发。默默无闻的平民如何组织起来与统治国家的贵族、教会和豪商对抗？年少的国王理查二世如何处理这场威胁金雀花王朝统治的重大危机，又从中学到了什么？知名历史作家丹·琼斯出道之作，为读者讲述这段中世纪英格兰血腥而狂乱的民众抗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