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讲坛』现场实录｜黄群慧：以新型工业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025年6月30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67讲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举行。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教授发表了题为“以新型工业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彩演讲。本文根据黄群慧教授发言整理，已经本人审定。

今天我想谈的题目叫“以新型工业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我想真正深入地从学理上进行一下梳理。

第一，梳理一下新型工业化、新质生产力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

第二，围绕着推进新型工业化谈6个方面的内容，包括技术先进性、战略协同性、体系完整性、对外开放性、产业安全性和过程包容性。

▌新型工业化、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

在发展经济学里，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一个很古老的命题。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发展过程，工业化过程本身可以被视为推动现代化的力量。从经济视角来看，工业化常被理解为现代化的同义词。通过工业化，国家或经济体能够跻身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动力引擎和核心内涵。工业化可以认为是经济现代化的过程，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和经济结构高级化的过程。按张培刚先生的界定，工业化是一系列基本生产函数连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突破性过程。通俗地讲，工业化实际上是通过技术革命带动经济范式的革命，最终实现产出的持续增长和生产力的显著提升，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化无疑推动了国家或经济体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我们还会讨论生产力这一概念。那么，生产力与工业化关系是什么呢？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的工业化概念能否相互关联理解？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构成要素的发展过程，是通过三个要素的组合与进步推动的。从历史上看，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往往归因于工业革命所推动的工业化进程。马克思对此已有论述。实际上，自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发展进程发生了改变，现代化的序幕被迅速推进，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由此开启。

200多年的工业化历史表明，凡是生产力快速发展、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国家，尤其是大国，通常都经历了工业化过程。因此，如果将工业化视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又推动了工业化进程，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我们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力来促进工业化。当然，工业化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战略。通常，工业化可以分为两类：原生的自然演进过程和后发国家为了提升工业化水平、推动现代化而采取的战略。如果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和提高生产力水平则是工业化进程的驱动因素；如果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战略，通过推进工业化进程则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力水平提升。关键在于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理解这一概念。因此，生产力、工业化、现代化之间是紧密相关的、互相促进相互依赖的关系。

现在我们讨论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以及新型工业化。虽然工业化、生产力和现代化这三个概念源自西方的知识体系，但在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我们已经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工业化模式。从相互关系来看，新质生产力、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与生产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概念相对应。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和平发展。这些方面之间是紧密相连、相互支持的。

除了我们讨论的本质特征之外，中国式现代化也有其一般规律。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这些规律既有本国特色，也有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包括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包括智能化和数字化），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规律实际上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聚焦经济领域，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首要的任务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称之为“新四化”。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全面阐述，并指明了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各个区域、城市乃至乡镇，鼓励大家探索并实践各自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篇章和愿景。“新四化”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关键的推动力和经济现代化战略。

当我们深入分析时会发现，新型工业化这一概念实际上涵盖了众多领域，包括制造业、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及实体经济等。这些领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不断强调的重点。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了围绕新型工业化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建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关于工业化水平的评估，我们进行了长期的追踪研究，已经持续了至少二十年，并且已经建立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这套体系主要基于六个方面：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的比重、人口城市化率以及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基于国际标准，我们又把工业化划分为五个阶段，并制定了相应的评价指标和标准，并进行了测评。基于我们的测评，到2020年，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这也是我们党实现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然这里需要强调，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并不意味着工业化不重要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影响下，传统工业化的发展路径、方向和要求已经发生了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整个产业乃至整个社会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传统的指标体系下，到2021年，我们确实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基本实现工业化。但在新型工业化要求看，要真正实现新型工业化还需要到2035年。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按现有的潜在增长率进行外推预测，到“十四五”结束时，进一步延伸至2027年，我们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据2035年的目标规划，人均GDP也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大致界定为2万美元以上，当然这并非一个严格的标准。所谓中等发达国家，并非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是根据人均GDP水平从低到高排序，大家公认的36个经济体或国家中，前12位为初等，中间12位为中等，后12位为高等。因此，实际上我们达到人均GDP的第13位水平，就相当于跨越到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大约是2万美元左右。展望未来，按照现代化的规划，到2050年，我们的人均GDP有望达到5万美元左右。届时，我们可以说成为了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步入高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当然，这是基于当前潜在增速能够实现的外推预测。

刚才我谈到了生产力、工业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那么自然而然就有一个问题，新质生产力、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里最关键的主线是高质量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其内在要求和关键支撑点”，我们甚至可以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就是对高质量发展理论基础的阐释。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已经形成，并展现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和支撑力。新质生产力代表了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而高质量发展是用新发展理念指导的发展。两者内在统一于新发展理念。

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最关键的是，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我们在理解新发展理念时，不要将其五大理念割裂开去理解，而应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理念内在统一地理解和把握。在发展过程中，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共享是发展的目标，协调、绿色和开放发展理念是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一系列重大关系应遵循的原则，协调理念是指各方面发展要素之间关系要协调，绿色理念是指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原则，而开放理念是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需遵循的理念。

因此，我个人理解，这种新质生产力并不仅仅依靠技术进步，或是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关键在于它必须契合新发展理念。正是通过新发展理念，把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联系起来，而推动高质量发展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同时，新型工业化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进行的，这一变革是由技术进步所驱动。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就把新质生产力、新型工业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就联系在了一起，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就很清楚了。

新质生产力是如何产生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个界定内涵很深刻，需要深入理解。

首先，从产生上看，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这些都构成了一个进程——即生产力发展的进程，实际上也是工业革命的进程，也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及其融合的过程。其次，从内涵上看，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最后，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衡量新质生产力。生产力是一种能力，但若要进行衡量，则必须依据投入产出比，也就是生产率。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有两个来源：首先是创新，正是新质生产力中创新起着主导作用；其次是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重新配置。这两者共同作用产生了全要素生产率。

进一步，可以看一下工业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关系。如马克思所言，正是工业革命使得人的劳动生产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此，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是生产力革命性增加的源泉。虽然科学与技术在本质上有所不同，但它们正逐渐融合。科学通常指的是发现，而技术则是发明，将这些原理应用于生产力，即人们利用科学技术知识和工具改造自然，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能力。通用技术的变革带来了劳动资料、工具以及基础设施的变革，经济范式和生产组织方式也随之改变，最终效率大幅提升。第一次工业革命正是这一过程的体现，那时以蒸汽机和纺织机为动力，以铁为原材料，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其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以电气化为特征，涉及电力、铜、钢和金等原材料的革命新变革，随后的汽车时代，则以石油等资源的使用为标志。这一过程对于关注科技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其基本逻辑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科学原理发现——通用性技术发明——新产业部门产生和传统产业部门转型升级——经济范式变革——生产率的提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了新质生产力，其创新方向重要是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两大方向，其演化逻辑也是一样的。

无论新质生产力是作为一个要素组合，还是作为一种能力，最终都会落到产业上，产业是生产力的载体。现在可以把产业分为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传统产业，这三者之间分类标准在于技术的成熟度。技术最不成熟、技术路径不确定，但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且是未来战略竞争的制高点，通常称之为未来产业。一旦技术路径确定，就需要大量的投入以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前向产业、后向产业的发展，称之为新兴产业。而那些具有强大带动作用，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产业，则被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上，当前具体产业的分类已经非常细致，包括未来制造、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信息等领域。在统计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包括了九大产业。然而，承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不仅在于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在于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这种转型升级是产业间有机联系的结果。一方面，它需要未来数智化技术、智能化技术和绿色技术的支撑；另一方面，也需要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逐步融合。这就推动了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健全三类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未来产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投资后可能会形成泡沫，一旦失败，由于路径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没有任何回报，这种情况下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大。因此，对于体制机制的发展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面向未来产业的投资增长机制。这正是我们强调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耐心资本的原因。未来的回报率既不确定，又可能很长，但投资仍然不可或缺，因此，未来产业的投资增长机制至关重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尽管我们近年来一直在发展，但也存在一哄而上的问题。因此，总书记在去年江苏代表团谈到高质量发展时，特别强调了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避免各地一哄而上地发展没有基础和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三中全会明确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时，必须针对不同产业健全相应的体制机制。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重点不是大规模发展，而是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就是要强调其治理体系。关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关键在于需要一系列国家标准来引领。

如果把将新质生产力理解为一个系统，包括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加上新型基础设施，这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系统；而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传统产业深度转型构成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新质生产力系统的结构。这个系统的功能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我们正推进中国的新型工业化进程。总书记强调，实现新型工业化，是我们新时代新征程中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任务。而这一关键任务需要按照新发展理念来把握，遵循新时代、新征程新型工业化的规律来推动，并在整个过程中始终贯彻高质量发展。到此我就把新型工业化、新质生产力和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清楚了。

我认为，要全面理解新型工业化，以新型工业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从六个方面来强调，即“六性维度”：技术先进性、战略协同性、体系完整性、对外开放性、产业安全性和过程包容性。

▌推进新型工业化要注重把握技术先进性

技术的先进性无疑是工业化进程的关键，制造业与创新紧密相关。当前，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正在深度融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以制造强国建设为着力点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2015年我们确立了制造强国规划的目标，一方面响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另一方面推动制造业从“大而不强”向“大而强”转变。经过评估，现在看我们总体上实现了既定目标。当时，制造强国规划列出了五大工程和十大领域，各地都有政策体系做示范。

在制定制造强国规划时，我们专门梳理了产业基础短板，在十大先进制造业领域中，通常所说的产业“四基”——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行业技术基础——现在甚至扩展到了“五基”或“六基”，因为我们将工业软件和电子元器件单独列出。当时，我们认为有682项短板，十年后我们再来评价，可以说大部分已经攻克了，但仍有一些关键领域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攻克。

自2015年以来，我们在强国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尽管如此，我们仍需持续推动这一进程。如果说到2025年，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期的目标，接下来将继续维进2035年第二步、2050年第三步目标的实现。

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围绕实体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实际上可以归纳为制造业强国建设的关键方向和着力点，包括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目前，我们特别强调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尤其是与制造业的结合，而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实现深度融合的关键所在。

这里面，特别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制造业的比重。我们一直强调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因为虽然产业发展的趋势似乎表明制造业占比会逐渐下降，但关键在于不能过快或过早地去工业化。制造业本身是技术创新的载体，美国反复强调制造业回流，特朗普甚至使用不切实际的关税手段来吸引制造业回流，但是实际上制造环节和创新环节在很多行业是分不开的。一旦制造业环节转移，许多研发活动也会随之转移。美国现在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为时已晚，因为全球产业布局已经形成，想要重新吸引制造业回流变得困难，且美国缺乏必要的条件，包括劳动力成本高等，尤其是不具备我国这样的复杂配套能力。因此，一个大国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例。为了稳定这一比例，必须进行相应的投入。此外，也不应一味追求高比例，现代化的规律表明制造业比重一定会逐渐下降。但是，下降速度不能过快，否则在创新效应尚未充分发挥时，制造业规模过快下降，相当于失去了承载创新的平台。因此，必须保持一个适当的比重，以稳定制造业的地位。

决定技术先进性的关键要素是创新。近年来，我们整体的创新能力显著提升，这一点值得特别强调。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我们的研发投入每年增长0.1个百分点，2024年已达到2.68%，我们前进的步伐是坚实而有力的。这种科技创新的进步，使得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年增长率比一般制造业高出两到三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地优化升级，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增加值已占到10%，同时，制造业投资近年来也保持了较高的增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步伐确实迈得非常稳健。

我们也意识到，尽管近年来研发投资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达到2.68%，甚至接近欧盟的平均水平，但仍然无法与科技强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长期以来的高投入相比。此外，我国大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比也未达到与其地位相匹配的水平。以全球2500家最大公司为例，中国拥有678家，美国有822家。然而，中国公司的平均研发强度仅为美国的一半，无论是在投入量还是研发强度上，都仅达到美国的一半，因此，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此外，我们的基础研发还不够，基础研发占整体研发支出的比例仍需加大。根据“十四五”规划，我们设定的目标是到今年年底基础研发支出占比要达到8%。但是从国际比较来看，美国通常能达到15%。因此，在“十五五”规划期间，我们应考虑将这一指标大幅提升，实现跨越式增长。这种跨越式增长的背景是，从整体创新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主要弱点在于基础研究领域。刚才提到，工业“四基”中的基础研发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以及前沿技术和底层核心技术方面，我们仍然是短板。这些领域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基础研发，因此这一点值得特别强调。

当然，创新过程不仅仅涉及科研和科学家精神，组织内部的要素整合也至关重要。我们提到的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关键在于企业家精神。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企业家精神本质上就是创新精神。此外，制造业的发展还需要工匠精神，即在制造环节追求精益求精。尽管我国制造业的规模庞大，转型升级的速度也很快，但在质量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我们在理论上经常说创新是一个生态系统，它并非一蹴而就，也不仅仅是投入的问题，涉及教育、科技、人才等多方面的全面考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称之为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

在先进性方面，特别是在新质生产力方面，我认为目前还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现代化基础设施。要积极探索有效投资机制，加大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尤其是完善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利用机制，健全大型科学装置和公共科研平台投资和协调利用机制，推进“连接+算力”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

尤其是，“十五五”期间一定要在算力产业重点发力。算力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是大国战略博弈关键，是美国对我打压封锁的重点。1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上任就宣布将与OpenAI、甲骨文和软银合作，共同投资5000亿美元建设“星际之门”（Stargate）项目来支持美国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芯片、存储器、数据库、操作系统以及云计算，这些构成了算力的链条，每个环节我们都存在很明显的短板。在芯片上英伟达在全球市场上极具竞争力，在存储器方面我国自给率不足10%，国产数据库的市场占有率仅为20%。操作系统方面，尽管华为鸿蒙等正在推动应用发展，但其总体占有率仍然不高。在云计算上，通用算力的“七朵云”（阿里云、华为云、腾讯云、百度云、天翼云、移动云、联通云）2022年全球份额低于20%，而美国的“三朵云”（亚马逊AWS、微软智能云、谷歌云）占全球66%市场，营业利润总和超过3700亿元。

今年年初，我们看到了一些颠覆性的创新，以Deepseek为代表的新型生成式人工智能路线降低了人工智能的训练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算力“卡脖子”问题，扩大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对我国推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高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技术先进性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应用范围扩大，算力总需求会增加，而随着算力总需求的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数据流动加速，更高质量的算力网络需求也会越发突出。实际上，随着AI效率提高、易用性增强，算力增长将遵循“杰文斯悖论”和“规模定律”，用户对AI服务的总需求将呈指数级增长，持续强化算力供给仍将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现代化产业体系先进性的关键要求。

▌推进新型工业化要注重把握战略协同性

这要求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体而言，新型工业化战略必须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美丽中国建设相协同；要注意制造强国战略与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战略的协同；要注意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三大战略协同。

我们需要在各大区域之间进行协调，确保要素的自由流动。通常情况下，市场流动的规律会引导要素流向回报率较高的地区，从而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然而，从协调的角度出发，我们仍需通过战略来加以引导，包括加强区域协调，实现主体功能区、新型城镇化以及乡村振兴之间的联动。目前，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由两横三纵19个城市群组成的区域经济格局。新时代以来，我们推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以及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这些都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协同发展，实现产业升级与城镇化人口集聚能够实现良性互动。目前，我们已经有11项国家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些区域协调战略的实施与我们的工业化战略紧密相连。

▌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要注意把握产业体系完整性

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要注意把握产业体系完整性，这是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所要求。中国目前是制造业体系最为完备、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所拥有的由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构成的工业体系，已经涵盖了联合国工业分类目录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30%。从制造业产出的长期趋势来看，1750年工业革命前，我国的发展状况，特别是手工制造业和农业生产，制造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然而，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我们被远远抛在后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引进了156项工程，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我们实施了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制造业实现了巨大发展。进入新时代，我们又提出了制造强国战略。现在我们再次成为全球第一，并且这一地位已经保持了13年。我们常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的现代化目标不是追赶西方的现代化，而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单纯从制造业增加值量上看，我们已经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必须强调的是，尽管这个量达到了工业革命前的地位，我们仍有许多关键问题尚未解决，包括之前提到的工业“四基”等尚未取得突破。

另外，还值得提及的是，近期大家广泛关注的是制造业“内卷式”竞争问题。尽管现在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已经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然而，我们制造业的利润却迅速下降。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实施“蓝海战略”的过程中，面临巨大的压力，技术创新难以实现，只能寻求成本压缩，在“红海”中拼杀。近年来，制造业的利润，尤其是去年和今年，成本利润比下降趋势明显。以汽车制造业为例，2018年的行业成本利润比为11.8，现在已上升至20，翻了一番。政府工作报告甚至将解决“内卷式”竞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当然，这不仅仅是单方面制造业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问题。

▌推进新型工业化要注重把握对外开放性

推进新型工业化要注重把握对外开放性，这是推进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开放对我们的工业化进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当前的开放与上世纪90年代以及上一轮经济全球化时期相比，对中国而言有三点不同之处。首先，我们的优势正在变化。过去，低成本劳动力是我们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但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完善的产业体系和配套能力，主要优势是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基于这样的比较优势，我们现在开放的核心是为了创新这一要素，以推动技术的先进性。其次，我们强调的是制度型开放，包括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开放，目的是吸引高水平、高素质的要素集聚。当然，这涉及到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还需要做一些测试，这需要通过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把自贸区作为高标准规则测试高地。最后，最关键的是，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产业安全性的问题。这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

▌推进新型工业化要注重把握产业安全性

产业安全问题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类别。首先是技术能力、制造能力缺失型，特别是高端发动机和工业软件等。这类问题需要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和梯度培育战略来逐步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尽管过去十年，制造强国战略已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仍有许多难题需要我们持续攻关。此外，尤其是疫情以及美国对我们的打压，我们面临了另一类安全问题——能力破坏型。过去，许多链条在国内企业中能够生产，但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敏感型企业开始转移向东南亚国家。美国对我们的打压导致所谓的“友岸外包”“近岸外包”，也使许多企业不得不转移。如果这种转移过多，可能会导致整个链条断裂，这就是能力破坏型。第三类是能力响应型，指的是在遭遇如战争、疫情等意外冲击时，产业链条中断，企业无法迅速恢复到正常状态，引发的产业链安全问题。

针对这三类安全问题，我们采取的解决方法各不相同。对于第一类安全问题，我们需要全链条推动技术攻关。对于第二类安全问题，需要实现国内梯度有序的产业转移，避免产业转移到国外，而是从东部向中部、西部转移。这一策略我们已经实施多年，中西部地区也在积极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目前看来成效显著，但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对此，我认为可以参考日本“母工厂”的做法，在鼓励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进行大量对外投资，但要在国内建设“母工厂”。“母工厂”集中所有的现代化能力，包括技术人员、设备、工艺以及管理人员等各种要素。国外的工厂应完全复制国内母工厂的模式，确保企业走出去的同时，核心能力得以保留。这种“母工厂”再叠加上智能制造，这种模式可以称之为“智能母工厂”。联想集团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他们称之为智能制造的母本工厂。对于第三类安全问题，我们只能采取备份策略。目前，我们正强调构建国家战略腹地，来确保关键产业的备份。

▌推进新型工业化要注重把握过程包容性

通常情况下，谈及推进新型工业化，很少提及包容性，而是倾向于从产业角度进行思考。然而，我认为在当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包容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作为一个现代化战略，新型工业化既要满足人口规模巨大的这个“条件约束”，又要满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函数”

一方面，要十分注意避免工业化进程中“极化效应”，技术创新要考虑社会责任，推进制造业高级化、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中，要注意弥补“数字鸿沟”，使得更多人群参与到新型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通过分配制度的完善来提高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包容性，使得全体人民都能够分享到新型工业化的成果。

尤其是，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三重极化”效应：“超级明星企业”（ superstar firms）占有了绝大部分利润、数据和市场份额；相对于资本要素所得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数据、技术等数字化资本要素深度参与利润分配对劳动收入产生了“挤出效应”）；数字技术对操作性技能劳动者替代（人工智能对中等技能劳动者替代趋势明显）引发收入分配极化趋势。这就更加要求我们提升发展新型工业化过程包容性，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具体而言，还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在高质量就业方面，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同步推进户籍、用人、档案等服务改革，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完善促进机会公平制度机制，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

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62%），提高劳动报酬（55%）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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