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得勇 许弘：逐条批驳何新先生的西方伪史论观点

摘要：历史学作为一门严谨的学术学科，其核心在于对各种形式证据的批判性分析与综合，这些证据包括考古发现、原始文本资料、语言学分析，以及日益重要的遗传学数据。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领域，通过不断发现新证据和严格的重新评估来完善对过去的理解。然而，近年来，一些挑战既定历史共识的“伪历史”叙事不断涌现，这些叙事往往受意识形态或民族主义议程驱动，而非基于严谨的实证研究。

一、人类起源：解析“非洲起源说”共识

何新观点：教科书只宣传“非洲起源说”，是为美国人服务的误导，完全不提吴新智院士等中国学者支持的“亚洲起源说”或“多地起源说”。

事实辨析：“近期非洲起源说”（Recent African Origin, RAO），通常被称为“走出非洲说”，是关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智人）起源的压倒性科学共识。这一共识建立在来自多个科学领域的可靠且相互印证的证据之上。

分子生物学证据（遗传数据）： 全球范围内的遗传学研究一致表明，所有现代人类的谱系都可以追溯到非洲的共同祖先。对线粒体DNA（mtDNA）的研究（母系遗传）将非洲确定为人类mtDNA基因库的起源地。非洲人群表现出最高的遗传多样性，这表明他们是历史最悠久、多样性最高的群体。同样，对Y染色体（父系遗传）的研究估计，所有现代人类的共同男性祖先（“Y染色体亚当”）存在于约12万至20万年前，这与mtDNA的发现相符。非非洲裔现代人携带1%至4%的尼安德特人DNA，这表明现代人类在走出非洲后，在欧亚大陆遇到了尼安德特人并与之发生了基因交流。这一现象支持了一个“以非洲起源为主，伴随局部杂交”的模型，这是对最初“完全替代”理论的完善，而非对其核心非洲起源的否定。 

化石记录证据： 非洲拥有智人（Homo sapiens）最古老、最完整的化石记录。埃塞俄比亚的奥莫一号（Omo I）遗骸被广泛认为是早期智人，其年代可追溯至至少23万年前 。同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赫托人（Herto Man）化石，年代介于15.4万至16万年前 。摩洛哥杰贝尔伊鲁德（Jebel Irhoud）发现的更古老的智人遗骸，其年代约为31.5万年前。这些非洲发现构成了非洲大陆内部从古老型智人到现代智人相对连续的演化链。相比之下，东亚地区在约10万至5万年前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化石记录中存在显著的空白 ，这使得支持亚洲地区智人连续本地演化的观点在缺乏大量新发现的情况下难以成立。

吴新智院士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多地区起源说）： 吴新智院士是中国著名古人类学家，是多地区起源假说的共同提出者之一 。他提出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模型认为，东亚地区的古人类是连续进化的，并与外部人群（如来自非洲的移民）有过基因交流 。然而，多地区起源说，包括吴院士的变体，在与压倒性的全球遗传学证据（指向所有现代人类的近期非洲共同祖先）相协调方面面临显著挑战。遗传数据显示，非洲以外任何古老型人类的线粒体或Y染色体谱系，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现代人类的谱系所取代。在中国以外，多地区起源说在古人类学界的支持者有限。

教科书的呈现方式： 标准历史和科学教科书旨在呈现该领域最广泛接受和有证据支持的科学共识。由于多种科学证据的汇聚支持，“走出非洲说”代表了这一共识。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主流观点是通识教育读本的教学惯例，这并非“倾向性”或“误导”，而是科学性和普适性的要求。将科学发现与现代地缘政治框架挂钩，例如声称“非洲起源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伪科学”或“服务于美国利益”，是对科学探究本质的误解。科学理论的评估基于其解释力和经验支持，而非提出者的国籍或其潜在的政治用途。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共识是国际合作研究的成果，而非某个国家叙事的产物。

二、古代文明：超越神话与虚构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的真实性

何新观点：提及“阿摩利人”建立古巴比伦，是在暗示犹太人创造了人类古文明，因为“阿摩利人”就是犹太人的祖先，这是根据《圣经》伪造的伪史。

事实辨析：学术界的共识是，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经过大量考古发现和已破译的同期文本所重建的、有充分历史依据的真实存在，这些重建完全独立于《圣经》叙事。

古埃及文明的实证性： 古埃及文明的存在拥有无可辩驳的考古证据。像吉萨金字塔群这样的宏伟建筑是高度组织化和技术先进文明的不可否认的物理证明。对这些遗址有机材料进行的碳14测年法证实，它们的建造年代介于公元前2589年至2504年之间，比《希伯来圣经》（主要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或更晚）的成书时间早了数千年。1799年罗塞塔石碑的发现为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关键。这一突破开启了大量本土埃及历史记录的解读，包括王室法令、行政文件和宗教文本。这些文本，连同纳尔迈调色板（约公元前3100年）等考古证据（描绘了上下埃及的统一），确立了埃及法老和王朝的详细年代序列，完全独立于任何《圣经》记载。

古巴比伦文明的实证性：古巴比伦文明的真实性同样有坚实的证据支持。“阿摩利人”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活跃于美索不达米亚和黎凡特地区的、有充分记载的古代西北闪米特语族群。他们在马里（Mari）档案库中数以万计的楔形文字泥板中被广泛记录。这些是当时的行政和王室记录，提供了关于他们的部落、首领和活动的详细信息，完全独立于《圣经》。 

“闪米特人”的语言学定义： “闪米特人”一词是18世纪70年代由学者根据《圣经》中的人物闪（Shem）创造的。然而，在学术用法中，它指的是一个语言家族（包括阿卡德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阿拉米语）以及使用这些语言的各种民族。它是一个语言和文化分类，并非将所有古代近东群体与单一“犹太祖先”联系起来的种族概念，也并非暗示“犹太人创造文明”。基因研究确实显示中东人群存在共同祖先，但这并不支持何新先生的特定阴谋论解读。

古巴比伦的年代与《汉谟拉比法典》的真实性

何新观点：公元前1894年这个精确年代是现代人根据《圣经》杜撰的，是伪史。关于《汉谟拉比法典》的出土及真实性，国际学界是存在争议的。这部所谓法典的出土经过和内容，是可疑的。其出土地是古波斯不是巴比伦。

事实辨析：

年代推算的科学依据：古代近东的年代学是一门非常复杂的科学，其推算依据并非《圣经》，而是综合了多种科学方法。巴比伦第一王朝的精确建立年代（约公元前1894年）是根据古代巴比伦王表和巴比伦天文日志中记录的复杂天文观测推算得出的。这些日志包含详细的天文现象记录，可以通过回溯计算将其定位到具体年份，从而为整个王表提供可靠的“绝对年代”锚点。这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测年方法，而非基于《圣经》的虚构。

《汉谟拉比法典》的真实性：《汉谟拉比法典》石碑于1901年确实由法国考古队在埃兰古都苏萨（今伊朗）遗址发现。然而，这一发现地点并非可疑，反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历史记载和考古证据清晰地表明，公元前12世纪，埃兰国王舒特鲁克-纳洪特入侵巴比伦，并将这块法典石碑以及其他珍贵文物作为战利品掠夺回苏萨。这种将纪念碑作为战利品掠夺的做法在古代近东地区极为常见。因此，在苏萨发现它，不仅没有削弱其真实性，反而恰好印证了一段真实的历史事件。石碑本身包含明确的铭文，指出它是巴比伦第六位国王汉谟拉比所颁布。其条款与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法典，如《乌尔纳姆法典》（约公元前2050年）、《埃什努那法典》（约公元前1930年）和《里皮特-伊什塔尔法典》（约公元前1870年）存在明确的联系和发展关系。这表明美索不达米亚存在一个连续的法律思想和编纂传统，进一步证实了《汉谟拉比法典》作为这一演进法律体系一部分的真实性。

三、古印度：本土发展与全球联系

何新观点：古代印度地区没有统一国家，也没有成文历史。所谓美丽的“孔雀王朝”“孔雀帝国”都是没有可信史书来历的童话虚构（英国人编制的）。古代印度史的可靠史料极度匮乏。主要可信的史料来自中国，即唐玄奘等的《大唐西域记》。一个最最重要的地理认知错误，就是认为古代所说的印度，与现在的南亚印度是一回事儿。实际上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印度，并不是现在南亚次大陆的印度，而是印度河流域的西南亚印度。印度河流域并不在印度，而是位于现在的巴基斯坦。实际上“印度”这个地理名称也是来自印度河。古老著名的印度河文明，并非现在的南亚印度，而也是在印度河流域。教科书提到的各种吠陀，包括著名的《梨俱吠陀》，都不是可信历史或经典。据说这些书长期靠口传，英国人而不是印度人制造了写本，19世纪才由欧洲人第一次刊印成文。根据这种口头传说建构的印度次大陆国家的古史，都是非常不可信的。

事实辨析：

印度河流域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态：考古发掘，如哈拉帕（Harappa）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遗址，揭示了一个高度先进的青铜时代文明（约公元前2600-1900年）。这些城市展现出复杂的城市规划，包括网格状街道布局、标准化砖块尺寸以及先进的排水和卫生系统。标准化度量衡系统和印章上未破译文字的存在，都指向一个复杂的、有组织的社会，即使它不属于后来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帝国”。这些证据完全是本土的，且早于任何英国殖民影响。

孔雀王朝（统一国家）的历史真实性： 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2-185年）作为一个覆盖印度次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庞大统一国家，其存在得到了多方面证据的明确支持。阿育王（Emperor Ashoka）在今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阿富汗各地竖立了大量石柱和摩崖石刻，以婆罗米文、佉卢文和希腊文等多种文字颁布诏书。这些是关于他统治、政策和帝国广阔版图的直接、第一手资料。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希腊使节麦伽斯提尼（Megasthenes）撰写了《印度志》（Indica），详细描述了孔雀王朝的行政管理、社会状况和首都华氏城（Pataliputra）的繁荣景象。

吠陀文献的可靠性：《梨俱吠陀》（Rigveda）作为吠陀文献中最古老的部分，其年代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500-1000年。尽管它在被书写下来之前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口头传承，但古印度婆罗门祭司发展出了一套极其严谨和精确的口头背诵方法，以确保文本（包括其音调和节奏）的精确保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这一吠陀吟诵传统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表明，“口头”传承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可靠”，尤其当存在特定的文化实践来确保其忠实性时。《梨俱吠陀》与伊朗的《阿维斯陀》（Avesta）在语言和文化上存在显著相似性，两者都源于共同的原始印欧-伊朗语。这种共同的遗产还体现在米坦尼（Mitanni）文献（约公元前1450-1350年）中提及吠陀神祇。

地理认知：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地蓝毗尼（Lumbini）确实位于今尼泊尔境内。然而，在他出生时（约公元前6世纪），蓝毗尼属于迦毗罗卫国（Kapilavastu），这是构成广义“古印度文化圈”的众多王国和共和国之一。佛陀一生中大部分的核心活动，如悟道（菩提伽耶）、初次说法（鹿野苑）和传教，都发生在今印度恒河平原地区。因此，称佛教“产生于印度”是指其在印度次大陆的文化和地理范畴内诞生，而非指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将现代国家边界概念强加于古代历史和文化语境，是典型的时代错置，会扭曲对文化起源和传播的理解。

四、古典希腊：西方思想的基石

何新观点：没有任何可信历史史料可以表明，希腊半岛古代出现过任何主权国家，形成过强大的殖民力量，以至于可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建立殖民于海外的巨大商业帝国。这在人口、资源、技术上对于贫穷而人口稀少的雅典城邦，尤其更是不可能。希腊半岛基本上是山地，没有大河与湖泊，属于不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典型地中海气候，四季不分明，至今粮食农业不能自给自足。古代更不可能存在大规模农业支撑一个什么巨型“希腊帝国”。关于希腊建立过巨大史前殖民地的说法，实际上荒唐可笑。因为当时世界还没有大型的渡海船具。没有大帆船，没有水密舱，没有导航工具，不可能制造可以大规模运输商品的的大型船舰。直到哥伦布时期，欧洲人还没有大型船只。所谓的人力桨船不可能成为远洋贸易运输工具。这些古希腊从事海外军事征服与扩张，以及建立海外殖民地有关的说法，主要是根据荷马史诗。（和希罗多德的伪《历史》“希波战争史”）。但是荷马史诗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后，来源不明，作者不明，内容全部都不是历史，而只是虚拟性故事传说而已。

事实辨析：

希腊殖民与海上能力：古希腊文明拥有强大的海上能力和广泛的殖民活动，这有大量考古证据支持。在地中海盆地（包括意大利、法国、埃及和黑海沿岸）广泛发现的希腊陶器（如科林斯式、雅典式陶器），提供了广泛贸易网络的无可辩驳的物理证据。塞浦路斯凯里尼亚（Kyrenia）沉船（约公元前315年）等沉船考古发现，表明古希腊商船能够承载大量货物（例如，381个装有葡萄酒、橄榄油和杏仁的双耳瓶）。从公元前8世纪起，数百个希腊殖民城邦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对锡拉库萨（Syracuse，西西里岛）和拜占庭（后来的君士坦丁堡）等地的考古发掘揭示了希腊风格的建筑、铭文和城市规划，证实了它们的历史存在和希腊扩张的规模。

雅典民主制度的真实性： 雅典民主制度的真实性有坚实的史料依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是一部详细记载雅典政治制度及其历史的著作，在失传数世纪后，于1890年在埃及的莎草纸上被重新发现。这一发现非但不是“伪造”，反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雅典民主复杂性的理解，其真实性被学者普遍接受。在雅典卫城和广场遗址中，发掘出数千块“陶片”（用于陶片放逐法，一种流放个人的民主程序）。这些实物提供了雅典公民直接参与民主的有力证据。此外，大量石刻铭文记录了法律、法令及公共账目，详细记载了雅典公民大会和官员的运作。现代学术界，与何新先生声称的“美化”相反，公开讨论雅典民主的局限性，例如公民权仅限于男性公民，排除女性、奴隶和外邦人。

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真实性： 亚历山大大帝并非神话人物，其战役在多种文化中都有广泛记载。同期的巴比伦楔形文字泥板记录了亚历山大进入巴比伦，甚至精确记载了高加米拉战役（公元前331年10月1日）的日期。这些是独立的、非希腊的原始资料。随着他的征服而建立的许多希腊化城市和防御工事，如阿富汗的艾哈努姆（Ai-Khanoum） 和印度的布塞法拉（Bucephala），展现了希腊与当地建筑风格的融合，提供了其帝国影响范围和文化影响的物理证据。亚历山大继承者（继业者）甚至被征服地区当地统治者发行的钱币（例如描绘亚历山大和印度象的“波鲁斯奖章”）带有与他战役相关的希腊铭文和图像，是具体的历史记录。关于其战役因缺乏技术（如马镫）而不可能的说法是时代错置的，并显示出对古代军事能力的误解。包括强大的马其顿伙伴骑兵在内的古代骑兵，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也能有效作战。

荷马史诗的历史基础：荷马史诗并非纯粹的神话，其背后有历史基础。19世纪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对希萨利克（今土耳其）的挖掘揭示了特洛伊古城的多个地层。其中特洛伊VIIa层（约公元前1180年）显示出暴力破坏的痕迹，包括烧焦痕迹和倒塌的砖石，这与特洛伊战争的传统年代相符。同期来自安纳托利亚的赫梯文本提及一个名为“维鲁萨”（Wilusa）的地方，学者普遍认为这与特洛伊的另一个名称“伊利昂”（Ilion）相对应。线形文字B泥板（迈锡尼希腊语行政文本，约公元前1450-1200年）包含与荷马史诗中世界相符的地名和人名。现存最早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莎草纸残片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如P.Petrie I），远早于文艺复兴时期。这驳斥了史诗在中古或近代被“伪造”的说法。

五、中世纪欧洲：城市复兴与帝国命名

何新观点：“中世纪的花朵”是吹嘘性的无稽之谈。据西方自身的可信史料，中世纪欧洲，从公元5世纪到11世纪，欧洲没有出现像样的大规模城市。欧洲主要大城市直到18世纪还没有厕所等公用市政设施。实际上，这部中学教科书还忽略了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历史，就是从公元7世纪到14世纪的800年间，最早进入文明的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地区，是被来自东方的阿拉伯人所占领和统治着的。实际上当时的伊比利亚半岛，也就是现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出现了欧洲最早也是最发达的古代城市，例如科尔多瓦。古代世界最伟大的都市和城市都在东方，包括长安、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君士坦丁堡。意大利人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宋元时期繁华的中国城市，叹为观止，认为欧洲的小城镇根本无法与其相比。

事实辨析：

中世纪西欧城市复兴：“中世纪花朵”这一说法，特别是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所用，指的是西欧城市从11世纪开始的相对复兴和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尤其是在意大利（如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北欧（如汉萨同盟城市）。这一时期，城市从封建领主那里获得了自治特许状，发展出强大的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行会，并向商业和制造业中心转变，为后来的欧洲发展奠定了基础。将“花朵”比喻用于强调它们从早期中世纪（常被称为“黑暗时代”）的相对衰落中崛起，以及它们作为社会和经济变革催化剂的作用。

“拜占庭帝国”名称的正当性

何新观点：这也是伪历史。君士坦丁堡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使用过拜占庭这个名字。历史中根本不存在拜占庭这个国家、这个城市以及名称。1557年，在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亡国（1453年）百年之后，神圣罗马帝国（德国前身）的天主教教士赫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Wolf），在编纂关于东罗马的历史资料时，伪造了这个虚构的名号“拜占庭帝国”。

事实辨析：

学术起源：何新先生指出该名称并非帝国自身使用，这一点是正确的。它是由16世纪德国学者希罗尼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于1557年在其著作《拜占庭历史全集》（Corpus Historiae Byzantinae）中创造的。这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为了区分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讲希腊语、信仰东正教的罗马帝国，与讲拉丁语、信仰天主教的西罗马帝国而采用的学术惯例。

自我认同：在其整个存在期间，东罗马帝国的居民始终自称为“罗马人”（希腊语：Rhōmaîoi），并称其国家为“罗马帝国”（希腊语：Basileia Rhomaion）。他们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直接和合法延续。

史学惯例与历史现实：现代历史学家使用“拜占庭帝国”一词是为了学术交流和分析的便利和精确性，同时承认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部在文化、语言和政治上确实发生了显著分化。这种用法是一种史学惯例，并非“伪造”或否认帝国合法的罗马身份或连续性。没有严肃的学者会用这个词来暗示其不合法性。

六、其他争议点：阿基米德与教科书评价

何新观点：事实上没有任何可信历史资料可以证明——阿基米德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而且，传说中的阿基米德是意大利地区西西里岛人，与希腊半岛的雅典远隔千里，并不是什么“古希腊”的科学家。编造此说无非是为了鼓吹人类文明与科学之“光明来自希腊”，把一切非希腊人物归于希腊，是西方伪史造史之惯技。现行中学版历史教科书中世界古代史部分，是根据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毫无历史批判意识地构制出来的，其对西方政治（例如所谓“希腊城邦民主”）的推崇无以复加。希望历史教科书摆脱西方中心论影响，至少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

事实辨析：

阿基米德的真实性： 阿基米德并非虚构人物。我们对阿基米德的了解，主要来自稍晚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 、罗马作家李维（Livy）和传记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记载。他们详细描述了阿基米德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为保卫叙拉古而发明的各种军事器械。尽管缺乏阿基米德本人留下的自传性文字（这在古代科学家中很正常），但后世作者对其科学成就（如浮力定律、杠杆原理）的详细转述和数学著作的流传，都证明了其真实性。此外，10世纪的希腊文抄本《阿基米德手稿》（Archimedes Palimpsest）的发现，包含了他失传的著作《方法论》，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存在和学术贡献。  

“古希腊”科学家身份： 何新先生犯了以现代国界衡量古代世界的错误。古代的西西里岛东部和意大利南部，是希腊人重要的殖民地区，被称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叙拉古（Syracuse，阿基米德的家乡）是当时地中海世界最强大、最富裕的希腊城邦之一，其文化、语言、宗教都完全是希腊的。因此，说一个生活在叙拉古的希腊人不是“古希腊科学家”，是忽视了古代文化身份的复杂性。

对教科书的总体评价：

教科书确实可能存在“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这是全球史学界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努力纠正的问题，提倡“全球史”视角。对此进行批判是合理的。然而，何新先生的批判并非建立在学术基础上，而是用一套基于错误事实和逻辑谬误的“伪史”去替代主流学术共识。这绝非客观中立，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建立在臆想和民族主义情绪上的虚无主义和伪历史。现代教科书在呈现希腊民主时，也普遍会指出其局限性，例如公民权仅限于男性公民，排除女性、奴隶和外邦人，这表明学术界致力于客观分析，而非不加批判地美化。教科书也普遍强调东方文明的贡献，例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和阿拉伯文明在科学、数学等领域的桥梁作用。

结论

何新先生的论点在方法论上存在根本性缺陷。他倾向于采用一种极端的“证伪主义”形式：抓住任何一个疑点或史料的模糊之处，就全盘否定整个历史事实，而不是像严谨的学者那样，通过多元证据进行综合评估。

他的论证过度依赖对文献的（往往是错误的）解读，而系统性地忽视或否定了过去200年里最重要的历史学进展——考古学。铭文、遗址、钱币、艺术品、人骨等物质证据，是构建古代史的基石，而这些在何新先生的论述中似乎都不存在。

何新先生的所有论点最终都指向一个单一的、未经证实的宏大叙事：即存在一个以西方（特别是犹太-盎格鲁撒克逊）为核心的学术阴谋集团，系统性地伪造了整个人类古代史，以贬低东方和中华文明。这种阴谋论取代了严谨的证据分析。

总而言之，何新先生提出的几乎所有观点，都与世界主流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经过上百年积累的证据和共识相悖。其论证方式充满了事实错误、逻辑跳跃和阴谋论色彩，不具备学术上的严肃性和可信度。真正的历史批判应基于实证，而非预设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