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社会主义女性叙事，如何才能重回主流？

舒炜

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导读】在当下影视作品普遍沉溺于个人主义叙事或空洞口号化的背景下，《山花烂漫时》凭借其独特的“行动美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深刻实践，成为一部直击人心的现象级作品。本文揭示该剧的核心魅力在于其“行动”构造：这部剧摒弃传统内心戏的铺陈，转而通过张老师骑摩托、翻墙、募资等一连串“永不停歇”的动态叙事，以极具张力的现实主义笔触，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文化中的英雄形象。

针对将该剧简单标签化为“女性剧”的流行解读，作者提出了更具历史纵深的定位：剧中张桂梅的故事置于社会主义女性解放的历史脉络中，揭示了公有制、教育平等与女性命运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更为深远的是，这部剧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笼罩全球的当下，叩击了一个普世命题：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被困在某种连绵的“大山”之中、被它巨大无形的阴影所笼罩？《山花烂漫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超越资本逻辑的可能性：我们面对的不止是金钱、商品、老板等组成的世界；也还能是《诗经》、鲁迅、毛泽东诗词所指向的世界。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4年第6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一

行动，是《山花烂漫时》的核心构造。这不是一部人物传记剧，而是集中在创办免费女子高中这一件事上。不妨说它在追求最古典的戏剧定义：“模仿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具体在每一集，它都在追求各种动作的开展。第一集开场，张老师就蛮干地骑上摩托车，后续的翻墙、冲进灶房救谷雨的头撞脚踢等，立刻显示这部教育题材剧与众不同；同样在第一集，张老师紧接着就在深夜敲打教育局长的家门。行动，促成张老师在不同场合、与各层次人物互动关系的展开。

费振翔导演说：“从第一集开始，我基本上没让张老师停止忙碌……没有一刻是停下来的，一直在动，一直在解决问题。我想拍的是她怎么做。”——比如第八集张老师的至暗时刻，多位老师离开。镜头先是看张老师坐在桌前背影佝偻，然后转过来正面近镜头略有变形地呈现她沮丧的神情和无力的手指动作。在这里，通常的影像处理会做一定时间停留或做相应“内心戏”刻画，然而该剧镜头并不停留，立刻紧接着张老师移坐到办公桌去开始打电话，向几个老板募集钱款。

在当前文艺理论话语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么被弃置，要么就沦为一堆空头口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该是一部行动的词汇大全，用大戏剧家兼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家布莱希特的话说：以描写人的心灵的反应来代替对人的描写，并进而把人溶化在单纯的心灵反应之中，是无法把握现实的；描写人必须描写其反应及其行动。

《山花烂漫时》更为独特之处是对行动的戏剧性处理，它不是悲剧的行动，而是喜剧的行动。剧中有各种搞笑“名场面”：张老师两次骑着摩托车摔进草堆，副县长、教育局长骑自行车跌了个四仰八叉，包括宿舍同学们把着门阻止柳细莺早恋，等等。全剧采取的语言混杂（东北话、西南官话、普通话）可以视为“以言行事”的特殊装置，造成戏谑幽默的喜剧效果。东北话、西南官话的混杂背后，实际蕴含着六七十年代建设时期东北知青支边的一段历史，也落地为实实在在的土壤气味：张老师的东北话爽脆明快且有力，“可劲地活”“甩开膀子干”，同时又带有“鼓鼓秋秋”的幽默；副县长、教育局长的西南官话尤其体现为一种喜剧装置，以简便直接的方式消除官腔，转换成一种诙谐接地气的语言；学生们的西南话更是富有山乡气息。在这部剧中，省委书记，还有老师们（哪怕华坪当地出身）的语言，则仍然保持普通话的某种端正姿态。语言混杂的普通话方言土语本身就构成一部喜剧，一种乐观主义，更暗含着厚重真实的生活碰撞交融图景。 

创作者们在这里追求的是喜剧式娱乐，是好看好玩，一种哭笑不得的捧腹，一种“带泪的笑”（最典型的一段就是陈四海告别女高的点歌《送别》），这恰恰是严肃的追求。戏剧不只是娱乐的形式，而且就是以娱乐为目的；使人获得娱乐，从来就是戏剧的使命，戏剧如果不能把道德的东西变成娱乐，特别是把思维变成好看、有意思的娱乐（道德的东西只能由此产生），就得特别当心，别恰好贬低了它所表演的事物。——布莱希特著名的《戏剧小工具篇》如是说。

▍二

影视剧不可避免地置身于大众文化领域。最近这些年，创作者以及相当多的观众反应，尤其着意于影视剧如何呈现女性形象、女性处境。《山花烂漫时》问世以来更被赋予“女权主义”女性意识觉醒的强烈意涵，处于语义解释争夺的角斗场之中。这里值得追究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晚近十年某种特定样式的“女权主义”、性别话语普遍地引发愈演愈烈的争论？这种话语之所以凸显出来，其历史状况与根源是什么？

回到《山花烂漫时》本身，我们不妨注意这部剧前半部分（直到第十一集）一直受困的乃是“钱”这个玩意儿。从第一集开始，张老师就很实际地用算术公式为谷雨算钱算收入，半夜被敲开房门的教育局长又给张老师算钱算财政账。可以说，“钱”是这部剧里最不喜剧娱乐的东西，是最强硬的东西，实际也是创作者、观众最正襟危坐最头大的东西。我们都熟知马克思的名言：资本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然而，赢得我们笑与泪的，是党委和各级政府启动的200万以及后续的860万，还有就是剧集后半部分马副县长被追迫去关心的工伤赔款，是豆花摊贩、山区阿丽的捐助钱款。如果说《山花烂漫时》非常重要的着力点是关于女性、是一部女性题材剧，那么，更准确地说，它是一部主旨明确的社会主义女性教育解放剧。张桂梅老师的理想信念不是某种空洞的所谓个人“信仰”，而是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历史实践。社会主义正是现代世界最早最明确地追求平等解放、追求公有制的思潮、运动以及生活与制度实践。

社会主义公有制、女权运动、文化符号的重构，这三者是互相支撑缺一不可的立体。从张桂梅老师本人自身经历来说，她在早期任教时就资助、关心过很多男学生；而从她无数次翻山越岭的家访经验中，她认识到贫困家境的女性接受教育尤为重要根本，正如她在人民大会堂这一重大场合所说：“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让自己不再成为依附他人的藤蔓，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人生；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变三代人的命运！”实际上这也正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从早期开始就致力于妇女解放的思考进程并付诸历史实践：男女平等，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女性有平等的工作权利、独立的经济收入、受教育权利，国有单位设置托儿所幼儿园，废除“太太”“小姐”之类的称谓，新中国在影像系统里更是彻底淘洗旧上海银幕淑女贫弱女的符号，打造《红色娘子军》《李双双》战士劳动妇女强健爽朗形象：宋佳饰演的张老师明亮爽利，这个女性形象里无疑流淌着社会主义新传统的血液。

实质上这一社会主义女性解放运动承续的也正是18、19世纪以来欧洲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的遗产。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女权主义”却与早期传统日趋断裂。我们不妨借用英国理论家伊格尔顿的明快描述来说明这一不断“降维”的过程。伊格尔顿及其妻子都是女权主义的同情支持者，早在90年代，他就指出：欧美新理论形态“女权主义”70年代兴起时所论及的，仍在于文化符号解构、社会主义、身体性态这三者，及至80年代则限于符号游戏消解与身体性态，到了90年代，就只剩下身体性态在谈了，尤其在缺乏社会主义传统的北美，则转而降格为“性政治”；由于西方在7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的消退，妇女运动开始拒绝反资本主义的总体化政治斗争，伊格尔顿对此严厉批评道：个人的就是个人的，政治的就是政治的；声称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很可能陷入个人经验性情绪反抗。西方女权问题提出来的实质是批判私有化资本主义的整体系统，各种文化差异性别符号消解也是针对意识形态规训建制，但现在却失落目标，只在抽象化性别身份政治里打转，这无形中恰恰迎合资本的个人主义消费所要求的原子化逻辑。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互联网这一看似中立的技术更以表面宣称的解放与光明，构建了一个笼罩全球的技术-资本-金融复合体。所谓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数字化货币等虚拟在线工具化消费关系，正在取代真实社会生活关系，正彻底侵蚀、切割、分裂共同生活，造成一种普遍的“自恋型社会冷漠”、幻想的性别觉醒与自主、数字化封闭自我，不断助长反社会共同生活者的冷酷自利和同情心的丧失。当前很多思潮运动，其实质乃是碎片化社会所大量催生的各种脆弱投射型自我保护自恋人格，是高技术高度资本时代的异化结晶。

以上这些宏大的描述，在我们看来，正是一些激烈情绪化极端争吵的理论背景和历史根源。《山花烂漫时》在这一背景下获得的广泛赞叹喜爱因此有着更为深长的意味。它的评分自播出后节节攀升，从刚播出的9.0分慢热到达现在9.5分，进入中国当代电视剧“神剧”之列。它是一声应者云集的召唤。它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传统的扎根式力量，更意味着一种批判型的力量，一种批判资本现实的力量。这一“力量现象学”有待我们更深入地描述。

▍三

《山花烂漫时》影像视听语言当中，实质蕴含的是一部社会主义信念教育剧。它提示我们不能完全陷入一个所谓资本的利益世界，不必总认为私有化资本的世界是最正常的，是生活的全部内容，甚至构成生活的所有形式框架。我们知道当代西方的批判理论家哀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已是最大的难以超克的现实主义；他们哀叹：“想象世界末日，都比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更容易”，他们也因此不断徒劳召唤各种若有若无的乌托邦力量。但《山花烂漫时》全剧结尾高高飘扬的国旗镜头所显示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切实的社会制度、深厚的革命遗产、广泛葆有的社会主义人人平等信念根基，仍然处处显现，迸发着难以磨灭的基石般力量，昭示人类生活更丰富更直接的具体行动层面，指向世界的另一种可能。

这个剧对于许多观众最根本的一个触动，我相信，就是中国大地有如此平凡如此真实如此投身教育事业的一个人一群人，这个世界并非全由各式各样利益攫取、形形色色商品交易、眼花缭乱直播带货所构成，还有另外一种脚踏实地的现实，另外一种现实主义，另外一种可能。

剧中张老师讲述她办女高梦想的一段台词，无疑会让所有观众动容：

“我想让她们走出大山，看看天有多高、地有多阔；我想让她们知道，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黯淡的，除了像她们的妈妈一样，在生孩子、做家务里消耗掉一辈子，生活可以有别的模样，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在我看来，这段台词更深刻的含义在于，我们所有人也正困在某种连绵大山之中，被它巨大无形的阴影所笼罩。资本-技术的复合体困扰着、渗透到我们生活的诸多层面，但大多数人都知道，它并不必然会产生完全自私自利的人。资本无疑在制造各种非人化，同时也在创造激发人心种种高贵的面向。人之高尚正体现在与种种非人化的较量之中。我们有可能摆脱精致化利益、技术化自恋的生活；生活可以有别的模样——我们可以真实地面对面相见，建立具体的共同联系，可以成为互相承担责任、共同生活的主体。我们面对的不止是金钱、商品、老板等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一面——那至少是《诗经》、鲁迅、毛泽东诗词所指向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