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岂止在汗青?——从“鱼化寨之谜”说起

      历史离我们其实可以很近很近。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为靳生禾、谢鸿喜著《长平之战:中国古代最大战役之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作的序言中说:

    “犹忆50年代不佞在西安西南郊外鱼化寨考察时,于断崖间挖掘出高逾丈余重叠积累的白骨堆,白骨之间并无杂土,纵横杂列,阴森无比。鱼化寨在汉长安城之南,唐长安城之西,当地无有关战争的文献记载,已难知其间的曲折。”

     为《长平之战》作序时,因为作者提到了对长平之战遗址赵军尸骨坑的考察,引发史先生回忆起自己四十多年前在西安看到的白骨及其来历之谜。史先生推测鱼化寨这些堆积的白骨也应是战争遗留,但又没有查到当地有战争的记录,因而一直毫无头绪,只能承认“已难知其间的曲折”。

     于是我问了一下AI:“西安鱼化寨附近发生过战争吗?”

     AI答:“发生过。”并指出:1867年,西捻军入陕与清军在此作战失利。据清军战报,西捻军此役牺牲了一千四五百人。

     我担心AI瞎编(AI经常煞有介事地瞎编,而且史念海先生毕竟是史学泰斗,如确有此役,他似乎应该知道),又下载了一本《捻军史》。其中果然有如下记载:

     “围攻西安后,西捻军曾分军至附近地区活动。2月10日,他们乘刚到的湘军立足未稳之机发起进攻,在西安城西雨花寨同刘松山、总兵李祥和等部激战,旋稍为退却,复以大批马步队分三面包抄,尽管敌人施放连环枪炮,西捻军仍顶住不退,马队又从敌后围攻,前翰林院编修张锡嵘带领亲军100余人深人,陷于围阵之中,登时毙命。随后敌人拼命反扑,又鏖战了数个时辰,西捻军不利,损失1000多人,遂退守秦渡镇、花园铺、梁家桥等地。”(郭豫明《捻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2页)

     此处讲的“雨花寨”,就是“鱼化寨”的别称。所以我推测,史先生当年看到的那些层叠的白骨,很有可能就是这次激战的阵亡者。

     史先生四十余年没能解开这个谜,今天我也不能肯定我的推测一定对。但我想:当年的战斗阵亡了那么多人,他们的遗体一定是埋葬在附近的,而且战事仍在继续,也不会埋得很仔细;而史先生恰好在这附近发现了草草叠压而葬的大量白骨——这两者应该不是巧合。通过史先生的眼睛与史书记述的耦合,我感到历史并不遥远,而是可以走近的:鱼化寨不仅见证了七八千年前先民们的生息繁衍(这里有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投射下了农民战士们与封建统治者殊死搏斗的英姿。

    

     再说我曾与人谈到的战国时燕国内乱引起齐人伐燕的史事。

   这段历史并不只留存于《孟子》《史记》《战国策》等书本上,而是同样可以实实在在地走近的:

     “1966年春,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都城南解村东发现战国墓1座,人头骨丛葬14座(编号为YNXC1-C14)。它们分布在东西向的一条直线上,方向为100°。人头骨丛葬之间,地势平坦,无任何文化遗存。1974年5月,为了解燕下都都城南解村附近人头骨丛葬埋葬情况和更好地保护这些人头骨丛葬,抢救发掘了5号人头骨丛葬。人头骨的放置没有一定的布局和规律,也没有一定的秩序,看来是随意掩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韩康信、潘其风对5号人头骨丛葬中较完整的221个个体进行了性别、年龄的观察,‘这批人骨几乎全是男性成丁个体’,‘头骨中最多的属于18-35岁的青壮年,约占观察数的80%’,没有发现幼年个体,55岁以上的老年个体几乎没有。在发掘清理过程中,发现有2个人头骨中有三棱式铁铤铜镞,有3个人头骨的下颌骨被砍去一部分,有的枕骨被砍去一部分。‘因此,5号人头骨丛葬中所掩埋的显系战争中被杀或受伤后被杀掉的战俘。’根据文献记载,在燕国内乱时期,‘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根据5号人头骨丛葬掩埋人头骨在2000以上的数字计算,已发现的14座人头骨丛葬所掩埋的人头骨总数将接近3万或3万颗以上,与文献记载大体相符。因此,‘这3座墓葬和14座人头骨丛葬可能与上述燕国内乱有关’,‘其具体墓葬年代应在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即位前的前4年,即公元前315年齐、中山伐燕之前’。”

     在《燕国八百年》(彭华著,中华书局2018年第99页)读到这些考古发现的时候,我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不但看到了这些骷髅,还依稀能看见2000多年前这些年轻人鲜活的面容和他们互相厮杀的身影。

    此外,该书还告诉我们,有关齐人伐燕的另一个谜也被揭开了。《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齐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这里的“北地之众”是什么人?过去的史家只能说是“齐国北部靠近燕国一带的人”。但1974年在河北平山出土的古中山国三件青铜礼器(即所谓“平山三器”)上的铭文则证明“北地之众”其实不是齐军,而是与齐国联合伐燕的中山国的军队。(同上,第101—102页)中山伐燕一事,过去人们是不知道的,幸亏有了“平山三器”的出土,才揭开了历史的尘封(参见李学勤、李零《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再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长平之战》一书。在此书之后,山西高平的贺宛旦、杨红保、郜和平三人又出了一本《战国长平之战新考》(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书的“后记”是如此叙述他们写作的缘起的:

     “我们三个都是高平人,和平是寺庄镇西阳村人,红保是寺庄村人,晚旦是永录乡东庄村人。寺庄永录一带正是当年秦赵长平之战的主战场,其遗址遗物分布之密集,其故事传说流布之深广,外地人怕是想像不到的。也许在你耕田放牧修渠垒灶的不经意间,就挖出几枚古兵器古钱币甚或一坑枯骨;也许在你探亲访友问路寻廊的闲扯漫谈中,就引出一段有关此村地名来历的遥远血腥的故事。版本不同,详简不等,但叙述主题永恒,描述对象特定。这些物事,对于启蒙向学的顽童们,虽不如逮兔捉鸟有趣,也不如觅食填饥重要,但却在不知不觉间永远地溶汇到终生不灭的孩提时代的记忆里。

     两千多年前的秦赵长平之战,对于古代中国的统一太重要了,对于长平人民的历史记忆太深刻了!”( 第244页)

     读着这两段文字,我想起了在电视上看过的两部纪录片的片段:

    1993年中央电视台《望长城》剧组去探访战国魏长城遗迹。主持人站在一道土梁子上问村民:“老乡,请问这儿的古长城往哪儿走?”

   “就是你站的地方。”村民波澜不惊。

    “什么?”主持人不信。

    村民于是走上土梁子,拂去浮土,说:“你看,这是夯过的,这就是当年的长城。”

     主持人感叹,这岂止是“长城两边是故乡”,这是“长城上面是故乡”。

    而在甘肃临洮,主持人则是被当地一位探访秦长城数十年的老师带到了一个叫“杀王坡”的地方的一道夯土的残墙前面,并被告知:

  “史书说的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所谓西起临洮,就是这个杀王坡。”500   而央视十套一部关于西夏历史的纪录片里,宁夏西吉县一所乡村中学的教室里,历史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讲“宋与西夏的和战”。

  下课后,这位老师领着央视摄制组的记者来到教室外面的一处土坡上,告诉她这就是北宋与西夏之间著名的“好水川之战”的战场。见记者不信,老师随手就从土坡上扒出一根带着箭镞的腿骨,并指给她看散落和半埋在山坡上的那些头骨和兵器残片。

   读着《战国长平之战新考》三位作者的文字,想起看过的这些电视画面,我感觉他们已经不是“接近”历史,而是就生活在历史之中。

    不过,太接近历史,有时也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比如高平的三位作者认为长平之战后白起不可能活埋40万赵军俘虏,因为赵军同时出现在战场上的人数不超过10万。说赵军有45万,那是历经3年赵国前后派往长平的总兵力,而且经过了3年伤亡惨重的战争,最后被俘的最多两三万人左右,不可能有40万之众。而且从永禄尸骨坑发掘的多具赵兵尸骨身上的创伤来看,他们是被击杀于战场而不是被活埋的。

   到这里,我认为他们说的很合情理。

   可是,他们还脑洞大开给了这样一个“论证”来证明赵军不可能有40万之众:

    “前边说过,赵军在长平邑的主阵地,是从长平关——故关——金门镇——长平关,地域成三角形,每边长约20千米,域内总面积约200平方千米。假设在这块地域内布置10万军兵,那么,不排除域内陵谷、河泊、树木、庄禾等不能站人的因素,也不扣减域内房舍碾井居民牲畜的占地量,平均每2平方米要安置一名军兵﹣﹣这当然不可能……”(第93页)

    换言之,他们认为200平方千米的阵地连10万人都安置不下(因为要2平方米站1人),更不可能安置下40万人(那就得1平方米站2人)了。

    问题是他们犯了一个小学生都不会犯的数学错误,即误以为“1平方千米=1千平方米”,所以“200平方千米=20万平方米”,所以10万士兵只能两平方米站一人,挤不下……

    但谁都知道,1平方千米=100万平方米,200平方千米=2亿平方米,所以根本不存在“两平方米安置一名士兵”或“一平方米安置两名士兵”的“困难”。

     也不知道军事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们审稿的时候怎么连这样一个大bug也看不出来。

    但他们这本书还是很有价值的,尤其是考察了当地很多地名以及民间文化、传说等与长平之战的关联,确实令我们感到两千多年前的刀光剑影、战马嘶鸣不但一直投影回荡在那里的山间田野,也一直激荡在每个人的血脉深处。

     它不但教会了人们分辨善与恶、忠与奸、智与愚,也谆谆告诫着每一个炎黄子孙:

     我们的祖先用如此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四海为家、山河一统,决不容许任何人来动摇与分裂。

     我们的历史,是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历史,是制礼作乐创造文明的历史,也是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历史,更是人民革命举义伐暴终于当家做主的历史。

    我们应该更加亲近这雄壮多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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