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外卖电动车事故，车轮下的困局人人都是受害者

● 作者｜乙水

● 编辑｜局某

一起发生在城市里的意外交通事故，急刹声、撞击声、混着餐盒倾倒的闷响，相撞的双方都倒在路边，类似的场景，每天都在不同的城市高频重演。

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抽样调查显示，全国约有1.7亿人以电动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很多人用电动车往返工作和生活的两点一线，其中外卖骑手，更是靠电动车实现“用速度换金钱”的典型。

外卖骑手的工作机制，注定需要让他们在限定之间内赌命狂奔，紧迫的派送时间和超时的压力，会造成电动车事故风险频发，而每场和外卖骑手相关的意外，都是效率之下的代价。

在骑手电动车故事频发的今天，大多数人仍不知道应当怎么维权，不知道骑手和行人之间，究竟哪一方应当为伤损买单。

然而，在每一个具体的事故案例之中，受害者只有普通人。

被撞半年后，

未完成的赔偿和被搁置的生活

2024年11月29日中午，小冰骑着电动车在临近家门的最后一个路口左转时，从左后方突然冲上来一辆外卖电动车，回过神来以后，她已经连人带车都躺在路上。

“当时我人已经懵了，那个外卖骑手把我扶起来，上来第一句是指责我为什么不看后面。”

小冰脚踝上被撞了个大包，坐在路牙边还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骑手急匆匆问询了几句她有没有事，紧接着就说自己要急着送餐要先走。小冰没能在当场拦住要去继续送餐的骑手，只在慌乱中给车拍了张照片，再主动要了一个骑手的电话号码。

坐在路边，上网搜了一下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后，就报了警在原地等待交警过来处理，与此同时，她脚踝上的大包开始愈加疼痛。

通过交警拨打骑手电话后，才发现骑手给小冰留的电话是错的，联系不上骑手。虽然拍下了车牌号，但以当时的情况，交警没有暂时权利直接根据车牌号找人。

如果联系不到这个人就无法立案，是小冰在事故维权过程中，遇到的第一道阻碍。

她只能凭借记忆中骑手车后黄色外卖箱的信息，找到对应平台，试试看能不能找到骑手。期间小冰去到医院急诊鉴伤，诊断为左踝韧带损伤、巨䠊前韧带撕裂。

医院建议小冰动手术，几番考虑下，她还是决定保守治疗。

为了生活奔波且毫无防备的普通人，哪怕一场轻微的相撞事故，都能将工作和生活彻底打乱。

事故发生当时伤情轻微，不代表后续没有问题

再通过送餐时间、路径找到骑手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小冰和骑手一起去了交警大队。在责任认定书出来前，肇事骑手还是坚称自己无责，至于之前留错的手机号，骑手给出的解释是冰冰自己记错了。

最终责任认定书给出了骑手全责，小冰无责的判定，骑手当即告诉她“我没钱，你有事一切走保险。”

至此之后，小冰的工作停止了一个月，误工费、医疗费、车损物损都是实打实的支出，整个过程也只能先都由小冰全程自付。

“保险一开始给出的理赔方案是80%，我和保险在医药费上其实也是拉扯了几次，最终决定保险赔90%，骑手付额外的部分，当时骑手也同意了。”

事故发生5个月后，小冰经过漫长的鉴伤、申请工伤、康复、收集车损物损维修清单发票后，最终通过保险拿到了90%的赔偿，只是不在保险范围内的支具费、交通费需要向骑手追讨。就是这一千块的赔付，小冰始终没有等来下文，最终选择起诉骑手。

这位撞了小冰的全责骑手年龄偏大，看起来和她父母是同辈人，她能理解对方有一定生活上压力，但也想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事发后半年，小冰还是没能获得全额赔付。

“该找谁要赔偿”是大多数维权者都想问的问题

观察相似事件，维权时间过长是外卖电动车事故中的共通性。

保险赔付范围有限、被撞者在平台、保险、三方公司之间踢皮球的随着事故频发，也开始变得更加常见。

在互联网分享贴文的评论区中，同一批交通事故的维权者中，大家会将已经收到保险赔付的人常被称为“幸运者”，显然，迟迟没有收到赔付、甚至维权无门的情况更为普遍。且在一些案例中，维权成本早已超过赔偿本身。

维权迷宫：从流程到博弈的现实困境

“在一场事故中，不管被撞一方是什么身份，需要维权的一定是受伤的一方。”

覆盖三个省份的法律服务团队主任黄露露，每个月都要经手一定数量的交通事故维权案件。

在正常的维权流程中，根据人损和车损物损得到的鉴定结论，无非就是两个处理策略，一个是理赔，双方和解，就同一场事故看双方能不能在赔偿方案、付款时间等等约定上达成一致。

如果无法达成一致，就导向第二个方案，起诉。

工伤鉴定在事故赔偿中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图源：受访者）

黄露露团队近期接手两辆电动车相撞的案件，其中一方就是外卖骑手，另一方电动车上是驾驶员加一名王姓乘客。

王姓乘客在事故后，脚踝关节处骨折，打了内钉，且六个月后依然影响活动度，经过鉴定已经达到“人身损害十级”的标准，光伤残赔偿金就达到了十万出头。

黄露露提到，维权的过程中，每个人会因为角色和立场不同，在自身立场上对责任进行推诿。

所以即便平台和第三方公司为肇事骑手投了骑手险，也很可能用免责条款来尽可能的少赔，以及把一部分责任推给投保人的骑手一方。

作为维权要求赔偿的一方，首先一定是希望赔偿金能到位，而为了能实现赔偿金到位，需要被告有一定的赔偿能力，所以黄露露的服务团队在这场事故中，选择起诉了五个被告。

第一个是驾驶电动车的骑手，第二是电动车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第三是互联网服务人员意外伤害保险，第四是和骑手的第三方公司，第五是和骑手有劳务关系的美团平台。

“有了5个被告，虽然在庭审过程中会相互推诿，但这样官司打赢了，付款的结果会比让其中某一方承担更好一些，我们也是尽可能希望让更有能力的被告来赔偿。”

这起电动车交通事故案件最终获赔19.6万元，全部由保险公司承担。

“外卖平台在整个过程中只是提供一个供各方达成交易的平台，骑手属于第三方，在履行职务中发生事故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也就需要用人单位来承担。”

黄露露所在团队负责处理在事故发生后

至开庭前的工作（伤情鉴定、证据收集等）

黄露露透露，发生此类事故后，无论被撞的一方还是行人，常常都不完全清楚保险的理赔范围。

平台推向第三方，第三方推向保险，保险不配合，常常是普通人陷入维权迷宫的主要原因。

法律从业人员观察下，如果没有专业律师团队对整个案件进行梳理，根据事故过程、买保险的过程、相应证据材料去层层确认，普通人很容易被看似合情合理的拒赔理由击退。

“很多骑手，甚至第三方公司去买保险的时候，都没有对保险免责条款认真分析确认，这些分别是什么意思，条款具体要结合什么场景，所以即便骑手是肇事方，也是受害人，毕竟他的保险没有被得到保险。”

骑手在发生事故后的“一切走保险”，很有可能是被承诺过的保障，是骑手心中发生事故后的唯一应对方案，毕竟每天都能从后台看到有扣掉一份保险钱。

从个体维权到制度重构

当下因非机动车交通违法引发交通事故维权的群体，已经不算少数，其中外卖快递配送人员在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据上海交警微发布数据总结，2025年5月期间，一周内快递外卖违法总数就万起，宏观数据下的具体事故，都直观变成伤情鉴定窗口排起的长队。

图源：第4焦点上海交警微发布

外卖平台的用工模式模糊化，让很多被撞的普通人不知道怎么维权，生活在鉴伤、复健、起诉、开庭、等待赔偿中反复失序，维权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对每个普通人来说都很沉重。

更没有一个骑手愿意发生事故，他们的日常工作，原本就是在算法和限时中的一场重压竞速赛，即使在发生事故后也更担心能不能把餐送完，平台和公司他们承诺的保险，是众多骑手的唯一保险丝。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保险之外还有自付赔偿，一场轻微的交通事故赔偿也能耗掉他们一周的辛苦钱。

在一场事故中，责任分配和赔偿都是明确的，是被写上白纸黑字的，但到底谁才该为这些事故负责？而在这个问题之上，更重要的，是外卖配送制度需要怎样被优化、需要平台和第三方公司进行怎样的监管、如何体系性的从源头控制，才能这类交通事故少发生。

直至今天，骑手还是在为冲单量冒险违规，被撞者同样因多方推诿陷入维权泥潭。

两者本质上都是外卖平台“效率至上”规则下的牺牲品，区别在于前者用生命换生计，后者用时间换公道。

在这些交通事故中，无论是被撞者还是肇事者，都只有赔偿没有赢家。

*本文受访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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