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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代高速公路之称的“秦直道”为什么被放弃

作者|   温骏轩 

来源|  地缘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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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篇> [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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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之北——冀州.并州.幽州(6)

在赵人代表中央之国进入河套平原之时,他们为这片土地打上的标签是颇具浪漫色彩的“云中”二字。而在汉朝重新进入河套地区之后,“朔方”开始取代“云中”,成为整个河套地区最引人注目的行政标签。

狭义的“朔方”,指的是在汉武帝夺取河套之地后,在后套平原所设立的“朔方郡”;广义的“朔方”,则是汉武帝在20年后(公元前106年),创建“十三刺史部”时,扩张成为的“朔方刺史部”。 

  西汉河套四郡地缘结构图(公元前1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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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意指“朔气覆盖的北方”。“朔气”在古汉语中指的是北方的寒气。气候是帝国在这片土地的最大障碍,这一标签的出现,表明当时的汉王朝对这一点已经有了深刻感受,而整个河套地区在气候上的纠结,又与“季风”有关。

所谓“季风”指的是:以一年为周期,大范围的冬夏季风向相反现象。受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影响,每年夏季,东亚大陆每年夏季都会从东南方向迎来夹杂着大量降水及热量的“夏季风”;而到了夏季风消退的冬天,控制东亚大陆的则是由大陆冷高压吹出的“冬季风”。这种受季风现象影响明显的地区被称之为“季风区”。在地球上,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三个板块都属于季风区。其中东亚季风区是唯一处在温带的季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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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虑东北地区的话,无论是用长城还是“十五英寸等雨线”来划定中央之国核心区,或者说农耕区的边界,都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是与东亚季风线相合的。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多雨,是东亚季风区的最显著特点。

这一特点带来的一个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效应,那就是“雨热同期”。作物的生长即需要降水也需要热量。如果这两项条件能够同期出现,自然是极好的。与这一特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亚大陆西端的情况。

在欧洲,气候最宜人的区域是地中海周边。然而“地中海气候”的一大问题就是“雨热不同期”,夏季少雨、冬季多雨。这也造成了地中海周边虽然是欧洲气候最好的区域,并且催生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但从人口潜力来说,却始终无法与处在季风气候区的东亚、东南亚、南亚相比。

1935年,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通过分析中国各地的人口密度,在地图上划出了著名的“胡焕庸线”,这条从东北黑河延伸到云南腾冲的对角线,将中国切割成了两部分:东南部的人口高密度区与西北部的人口低密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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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人口角度的“胡焕庸线”放在气候角度上审查,就会发现它本质就是条“东亚季风线”。只需把受温度限制,当时难以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的东北地区(两辽地区以北部分)去除掉,这条季风线就足以用来解释华夏文明在古代的边界问题。

由于海洋距离过远,并受到山脉阻隔,在东亚季风线以西以北的大陆腹地,海洋性夏季风的作用开始减弱,大陆性影响扩大。夏季依然炎热温润,但降水较季风气候区低;冬季则更加的干冷。这种气候条件影响下的地区,气候类型被称之为“大陆性气候”。

不幸的是,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河套地区正处在两处气候区交汇之处,由季风区而来戍边的战士和农夫明显能感觉到,这一地区的气候与自己的家乡存在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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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控制河套平原,都必须要面对鄂尔多斯草原横亘其间的问题。虽然中原王朝同样可以利用这片草原放牧,将之定位成为自己的畜牧基地,尤其是用来饲养马匹,但却没有办法开展大规模农耕经济以固定人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秦、西汉、东汉三代王朝,尝试了三种方案。其中西汉王朝的解决办法,就是将三个河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以及大部分的陇东、陕北高原放置在了一起,组合而成了“朔方刺史部”。

技术上看,这一方案相当于把关中平原从“雍州”概念中剥离后,补充河套平原。问题在于,关中平原是整个雍州板块的核心,并对境内其它板块辐射影响力和资源。反观河套平原则无法承担这个任务,更因为地处边地的原因,需要从其它地区调配资源。

为此,西汉王朝在设立“朔方刺史部”时做了两个补救措施:一是将西河两岸的高地,包括部分陕北高原和吕梁山地,设立为“西河郡”并归属于并州刺史部。这样设计的好处,在于让来自山西高原的力量,更多参与对前、后套平原的战略支援上来;二是延续秦王朝时的做法,将西套平原与陇东高原东部组合而成了“北地郡”,以让孤悬于西陲的贺兰山麓,更多得到来自关中方向的支撑。

容易被人忽视的,是两世而亡的大秦帝国,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前瞻性设计。笃信自己强大中央控制力的秦帝国,并没有在中央与地方诸郡之前设立“州”一级的连接层。在河套平原,除了保留云中郡的建制以外,汉朝后来所分立的朔方、五原二郡,在秦王朝都属于九原郡辖区。

换句话说,整个前、后套平原的行政建制,在赵、秦、汉三代,经历了一拆二、二拆三的变化。吕布的出身地,今名包头的“九原城”,在变身成为汉“五原郡”郡治之前,则是秦“九原郡”的郡治所在。

在战略支援河套平原的问题上,崛起于关中平原的秦王朝,更多将担子压在了陕西部分。以陇东高原为核心的“北地郡”覆盖了西套平原,以及大部分鄂尔多斯高原的中西部。其北境直接与九原郡相对接;以陕北高原为核心的“上郡”,则向北与云中郡接壤。然而不管在地图上怎么调整,都无法解决鄂尔多斯草原的阻隔问题。尤其上郡、北地两郡的地缘潜力有限,秦帝国更多希望在得到预警后,利用关中平原的力量对阴山防线进行支援。

想要做到点,秦帝国首先要在陕北或者陇东高原上修建尽量便捷的道路。沿河谷修建道路是最常见的通行方式。纵横于陇东高原的水系是“泾河水系”,这条水质较清的河流,在关中平原与夹杂着大量黄土的渭河相交之时,还造就了一句著名的成语——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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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陕北高原的水系则稍显复杂些。这是因为,陕北高原向北一直延伸到前套平原南部,没有一条河流能够纵穿其间,串连起分布于高原的所有河流。其与陇东高原相接的南部,为“北洛河”水系所覆盖。而自延安及其以北的延伸部分,则渐次分布着很多独流向东,注入西河的河流。

如滋养了红色圣地延安的延河、留下“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一千古绝句的无定河(米脂和绥德及榆林属于无定河流域);以煤矿资源丰富而闻名于世的窟野河(诞生了鄂尔多斯和神木两座黑金之城)。

整个陕北高原位置最北端的河流,是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政府所在的“塔哈拉川”。这条横穿县城注入黄河的河流,长度还不到20公里,与河套平原的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

理论上,如果能够打通一条纵穿陕北高原的道路,秦军就可以避开鄂尔多斯草原,从关中一路向北直达前套平原。只是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陕北高原并没有一条纵贯整个高原的河流。在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上,修筑一条横切诸多河谷的道路,在技术上的难度可想而知。

高原东侧被称之为“西河”的这段黄河,看起来倒是可以承担这样一个任务。由于身处晋陕两省之间,这段西河河谷又被称之为“晋陕大峡谷”。从位置上看,这样一条近乎直线的峡谷,就像是一条天然通道般的存在。

2017年8月,沿晋陕大峡谷修建的公路开通。这条南起华山,北至陕西最北端的府谷县,全长800多公里的沿黄公路,一经开通便以其沿途串连起诸多自然、人文景观,而引发了世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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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秦人当年也能够沿晋陕大峡谷修建一条不间断道路,那么关中平原与河套平原之间的连接问题将完美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条完全处于农业区内部的道路。然而“沿黄公路”的开通时间,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这在这两千多年前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即使不考虑峡谷沿岸有很多断崖式的地形,秦人也很难在每一个支流河口修筑一座桥梁。就算秦人能够做到,对于一条纵横千里的快速通道来说,任何一座桥梁的受损(尤其是在山洪爆发的夏季)也都可能让整个行动陷于瘫痪。

当然,如果不考虑快速机动问题,在诸河谷中不断切换的方案,还是足以帮助秦人打通一条,连接关中与河套的交通线的。问题只在于,秦帝国需要的是让帝国中央直接对河套平原的安全负责。那么,这项任务在技术上就真的完全无解了吗?

最起码对于自认“德兼三皇,功盖五帝”的始皇陛下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能完成的。公元前212年,距离帝国陷入崩溃还有两年时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东巡期间驾崩),帝国开始着手修建一条始无前例的古代高速公路——秦直道

秦直道在设计上的巧妙之处,在于它选择了一个能够避免河谷切割的筑路方案。两片相连的土地,之所以会被分割为两个地理单元,在于它们在地势上能够自成体系。水系结构是这种自成体系的直接映射。在陇东高原及陕北高原南部,泾河与北洛水会通过各自独立的水系,将降落在各自覆盖范围内的降水,汇集起来送往关中平原。找到这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不仅意味着找到了两大高原的分割线,更意味着找到了一条不会被河谷切割的天然路基。

  秦直道战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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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分水岭,都可以承担这项任务。能够这样做的分水岭,在海拔上不能够太高。帮助秦军由关中进入河套地区的分水岭,名字叫作“子午岭”。其延伸路径,大体与今甘肃庆阳与陕西延安两地区的分界线相近。从“岭”这个后缀上,你应该也能感觉到它的海拔并不算太高。1300~1800 米的高度,能够保证秦直道这项伟大工程得以实现。

在秦汉之际,子午岭被称之为“桥山”,被认为是轩辕黄帝氏族部落的起源之地。至于说当年的黄帝部落,有没有顺着子午岭通道南下,已经无从考证了。可以推断的是,最初利用这条快速通道的,应该是南下侵扰关中的游牧者。只不过在中央之国的力量第一次被强力整合在一起之后,这条天然通道反过来成为了帝国中央,将力量延伸入草原地带利剑。

在子午岭上修筑的“直道”并不是“秦直道”的全部,进入鄂尔多斯高原之后,道路开始向东北方向延伸,以贴合陕北高原西麓,直至抵达九原。这样做的好处是即能避免跨越河道,又能让道路接近水源地,以利于沿途补给。

从长安到九原之间的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最终打通的“秦直道”,交通距离则超过了1000公里。能够在2200年前做到这点,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在后来的历史中,这条构筑于山脊之上的古代高速之路,虽然一直到清朝都还有使用过的痕迹,但却没有再发挥直通河套的快速通道作用。

究其根源,在于以当时的机动条件来说,横跨1000公里调动军队和补给的想法还是太过超前。更何况秦直道的后半段处在鄂尔多斯草原的边缘。那些远离农业区的补给点,在为过往人员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必定吸引着游牧者的目光。这意味着即使河套平原处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之下,你也很难保证这条穿越游牧优势区的交通线,不被驰骋于此的游牧者所切断。

如果连“秦直道”这样的史诗级工程,都不能解决连接关中与阴山防线的战略任务,那么汉武帝将河套地区与子午岭两侧高原,组合在一起建制“朔方刺史部”的做法,实际作用也就不大了。真正能够在帝国控制前、后套平原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是来自山西高原的力量。

技术上看,东汉王朝将陕北高原的北部与黄河以东的吕梁山地组合在一起,建制成“西河郡”,并与剩余的陕北高原(上郡)一起纳入“并州”板块的做法,不仅能够扩张山西高原与河套地区的连接面,将大同高原的防御压力分散到高原的中南部。更为关中地区的安全又增加了一层保障。

  东汉十三州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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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正视的是,不管是秦直道的修筑,还是两汉在河套地区的行政调整,本质都只是在优化内部资源,以增强对这片农牧相杂之地的控制力。这些做法固然能起到作用,但无助于解决根本。从地缘角度来说,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将鄂尔多斯高原变成一片农耕之地。

当来自中央之国的农民,能够将整个河套地区都开发成农田之时,即便王朝陷入内乱,它的土地性质日后也会帮助这片土地,留在中央之国的概念中。只是“人定胜天”永远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最起码在降水这个问题上,工业时代的现代人亦无法有太大的作为。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势,又使得当时的人类无法通过灌溉工程,引黄河之水进行开发。

那么,真的就没有办法缓解鄂尔多斯草原的游牧威胁吗?暂时还是不要那么悲观。在没有办法改变土地性质的情况下,折中的解决方案是在鄂尔多斯草原,引入一支愿意接受中原政权领导的游牧势力。在汉王朝,具体被用来落实这一方案的游牧势力,是著名的南匈奴。

崛起于战国末期的匈奴,是第一个完成蒙古草原统一工作游牧帝国。只是没有哪个政权能够长盛不衰。在西汉王朝的持续攻击之下,被压缩至漠北草原的匈奴人,内部矛盾逐渐激化。及至公元前一世纪中,以匈奴为标签的北亚游牧联盟开始出现“五单于争位”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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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争斗中落败的一支匈奴部落,跨越蒙古高原中部的大漠戈壁,向被汉帝国控制的漠南地区迁徙,并试图得到汉朝的保护。这使得 “南匈奴”的称号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对于西汉王朝来说,并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支前来投诚的游牧部落。在得到汉朝的支援之后,南匈奴得以击败北匈奴,成为漠北的统治者(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和亲事件——“昭君出塞”,对象即为南匈奴单于)

进入公元1世纪中,相似的一幕再次出现。匈奴内部又一次以大漠戈壁为界分裂为南北两部分。新生的“南匈奴”政权仍然希望通过向汉帝国称臣的举动,赢得这场内部战争。然而这一次,东汉王朝的创建者“汉光武帝”的想法却有些不同。具体来说,游牧于阴山北麓的南匈奴并没有像100年前的“南匈奴”一样,在汉帝国的支援下重返漠北,而是基于分而治之的原则,安置到了河套地区。

最开始,南匈奴的王庭被允许驻扎于长城之南的阴山山脉中(今内蒙古固阳县境),属五原郡辖区。与汉朝在河套地区的地缘枢纽“九原”相隔仅80里。对于游牧者来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安置点,尤其五原郡一带向来是游牧政权在漠南地区的活动中心。

只是这样的安排,并不能让汉帝国感到安心。毕竟这种做法,相当于把河套平原,变成了一片胡汉混居的农牧相杂之地。即便不考虑这些南匈奴的忠诚度,这种格局也不利于管理。

很快,随南匈奴内迁的游牧部落,被进一步内迁安置在了鄂尔多斯草原之上,其王庭则被允许设帐于降水条件相对较好的,陕北高原最北端的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纳林乡,西距鄂尔多斯约90公里)。

在这里,南匈奴的核心部落可以沿一条名叫“湳水”的黄河支流放牧。而在湳水下游,今陕西府谷县古城镇,汉朝当时还设置了一个县——富昌县。1999年之前,准格尔旗的旗政府亦同样设置湳水中游的沙圪堵镇(后北迁至今址)。

由此可见,汉朝是有意识的将一块有农业开发潜力的土地,交付给南匈奴设立王庭。这种做法即可显示对南匈奴贵族的优待,又便于就近管理。回想之前对于鄂尔多斯市地理结构的解读,你会发现它的设置几乎就是当年安置南匈奴内迁事件的翻版。

没有人生来就是劫掠者,游牧民族对农耕区的侵扰,初衷是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使之缺乏度过困难时期的能力。与农耕民族可以储存粮食以备不时之需不同的是,游牧者的财富和食物来源很大程度依赖畜群。一旦因天灾造成牲畜大范围死亡,劫掠农耕区便成为了一种自救手段。只不过,当游牧者发现将分散的力量集合起来,能够让他们轻易从农业区获取资源时,他们也会很愿意在秋高马肥之时,将这种行为作为一种正常的渔猎活动。

  匈奴地缘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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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对于东汉王朝与南匈奴来说,这看起来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获准进入长城以南的南匈奴部落,能够从汉王朝那里得到粮食安全。而在东汉王朝抵御其它游牧者入侵的战争中,接受汉朝调度的南匈奴部落,则可用来冲抵对方的马上优势。然而这种平衡的前提,是汉朝能够稳定控制三个河套平原。一旦中央帝国因为内乱而无力控制这三个战略要点,那么无论是内附于鄂尔多斯草原的南匈奴人,还是那些在长城以外虎视眈眈的游牧部落,都有可能主动出击打破这一平衡。

在了解河套地区在东汉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后,相信即便对历史不够了解的人,也能预感到在诸侯并起的东汉末年,河套地区将会发生些什么了。不过这一切的展开,要等我们顺着“十三刺史部”的脉络,将中央之国的基本地缘结构过一遍之后,再会沿历史线逐次展开。

下一节,我们将把目光再次转回山西高原的北部,去探究一下幽并两州是以什么样的原则进行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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