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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难民营写作

今年 5 月,单读与牛津大学校友,共同未来基金会共同发起了前线计划,支持从事国际危机报道和记录的创作者们。今天,我们推出了发自前线的第一篇文章,单读作者晓宇前往位于黎巴嫩贝鲁特的难民营沙提拉(Shatila)进行采访。

在这所因 1982 年发生的大屠杀而声名狼藉的难民营里,有着一群致力写作的人,他们因逃难而背井离乡,却在文字与创作中重新找回自我、找到归宿。在如此极端的境况里,书写的意义被提纯了,而伦理的困境、生活的苦乐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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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提拉的作家,他们在难民营写作 

撰文:晓宇

下午五点九分,我在沙提拉难民营迷路了。更糟糕的是,我迟到了。我要采访的作家正在工作室等我。手机没有网络,黎巴嫩的通信不便宜。过去的几天,我在蹭他人的热点。我可以责怪那个基督徒司机。还没到沙提拉营的时候,他便停下,指指前方。还没到我定位的地方,我说。我不会再往前走了,他说。车掉头,后视镜上挂着的十字架在橙黄的日光里摇晃。沙提拉在贝鲁特的南边,离机场不远。从市内过来,经过一道武装关卡,汽油桶,沙袋,哨岗,红白相间的绘着雪松树的黎巴嫩国旗。1969 年,纳赛尔斡旋黎巴嫩军方和阿拉法特达成《开罗协议》,承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难民营的控制,黎巴嫩的军队和警察不再进入难民营。1982 年黎巴嫩战争后,政府宣布协议失效,但仍没介入难民营的安全事务。黎巴嫩境内的十二个巴勒斯坦难民营依旧是国中之国。出租司机把我送到了国界。

我与马翻译约定在清真寺门口见面。采访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始,还没找到他。我看了一下表,决定先进去。或许能凭记忆找到工作室。比起北边谷地和边境难民营,贝鲁特市的难民区更像城中村。1949 年,沙提拉成为巴勒斯坦难民的聚集地。UNRWA(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这里设立了基本的学校和医院。自叙利亚战争以来,沙提拉难民的数量翻了一番,超过两万人(一说四万)挤在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你先会注意到漫天的电线,似蔓藤不规则地爬满天空。营地被罩在庞大恢宏的蜘蛛网下。两边的楼房倾倒样地压过来,屋檐之间挂着巴解组织的绿旗,哈马斯的黄旗,或是圣战组织的黑旗。经过两个路口,我完全转了向。看上去宽敞的巷子渐渐缩窄,直到一处坍塌的门挡住去路。我退出来,站在交叉路口,明显地引起了旁人的注意。一群年轻人中传来英文,“He is lost”。我相信那是一句没有恶意的描述,略带调侃,但我听到时有被人揭穿的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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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满各色旗帜的巷道天空

我换了一条路,身后跟上了三个年轻男人。我没有回头,刻意放慢了脚步。他们走到我的身后,挡住了光。我在一片阴影中。他们继续向前,绕开我,到了前面,回头望了一眼。我等他们走远了些,沿着路继续走。这条巷子始终透着光,把我引到主路上,两边是琳琅满目的小店,来往的人熙熙攘攘。我走到路边,摆出在等人的样子。看了手机,已经迟到十五分钟了。没有路名,也没人听说过工作室。真是穷途末路。走进一家手机店,吱吱响的电扇,盖鸭舌帽的年轻店员。我掏出美元,在纸上给他写出需要的流量,置办电话卡。在我等待信号的时候,他对我说,你需要 Wifi 吗?我反应过来,当然!两分钟后,我找到了藏匿在巷子的工作室。

工作室平日提供给妇女编织刺绣,她们的手工艺品和画作售给访者。德国作家 Meike 在这里组织了难民作家的工作坊,教他们写出第一份正式的作品。九个单独的故事后来被编织在一起,穿插地描绘沙提拉的生活。Meike 同我说,开第一场工作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迟到了。我今天成了迟到的人,大汗淋漓地到了现场。Omar 已经等我半小时了。我一眼认出他是故事中 Adam 的原型,礼貌腼腆,心地善良,又自我怀疑,忧心忡忡。如他所说,Adam 有百分之九十是自己。Omar 出生在大马士革的雅尔矛克难民营(Yarmouk Camp)。1957 年起,雅尔矛克成为巴勒斯坦难民的居留地。保留了难民营的名称,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它已和大马士革市区无异,设施齐全,道路宽敞,有十六万居民。2011 年,叙利亚内战开始,雅尔矛克成了反复争夺的阵地。“叙利亚自由军”与叙利亚政府军交锋,巴勒斯坦民兵武装也分裂成两派对抗。2015 年后,“伊斯兰国”进入雅尔矛克,局势更为复杂。等 2018 年政府军收复此地时,留下的平民已不足两百人,六成的营地化作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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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里的画家老奶奶

Omar 一家五口人2013年迁往黎巴嫩,他们周转多地,居无定所。到了沙提拉,Omar 对黎巴嫩难民营的混乱无序司空见惯,变得麻木,失掉知觉。学校里,黎巴嫩人羞辱叙利亚人,两方动手打架,校园变成一个战场。Omar 点点眉间说,瞧,打得这里流血不止。在叙利亚,他写诗,搬家时手稿全失。打过架回到家,不想出门,不愿打开窗户,免得受人辱骂。绝望加深,像是被活埋了。醒来时,天空似乎比前一天更小。这时候,他开始想要重新写作。当失去其他所有权利的时候,写作成了无法失去的权利。午夜过后,沙提拉陷入一片寂静,微风拂过,他拿起笔,跟着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格桑·卡纳法尼,巴勒斯坦民族作家的步子。  

他从窗外盘根错节的电线写起。电,希望,光明。难民营每六小时停电一回,光明每六小时中断一次。稀缺的电,权力的交集点。霸占,偷窃,内外倒卖,每一条电线的走向都成了权力争斗和妥协的见证。难民营中的事物,似乎带着两极的隐喻,引人无限遐想的光明能顷刻消失,坠入谷底的黑暗峰回路转。外界把难民营认作是冲突暴力之地,这也是生命存在之所。外界写不出来切身感受,好比健康人无法形容疾病。

故事里,Adam 走投无路,在空巷唱歌,意外结识了 Shatha,两人相互鼓励,成了贯穿全书的爱情桥段。Shatha 争取到加拿大的奖学金,不顾家人的反对,决定前往他乡。这给 Adam 带来希望,开始寻找去加拿大的机会,想象两人在海外的新生活。Shatha 的角色不是 Omar 的创造。她的故事来自于另一个作家,两人的命运在最终的编辑里走到一起。Shatha 的触电身亡却是出自 Adam 之手。这样的事故在沙提拉司空见惯。Omar 说到这里,又摸了摸眉心,低下头,说这是因为我朋友便是如此死去。他无法继续的话,是这样写在故事里的:

突然间,我的心痛了起来,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我努力拨开人群,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她。Shatha 仰面躺在地上,已经失去了意识。我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Shatha!”我听到自己尖叫着,眼泪止不住地流下。

这时,一个苍老而绝望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Shatha 在哪儿?我的女儿在哪儿?

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让一个佝偻着身躯的老头通过。我认出了他,他是 Shatha 的父亲,我之前在才艺大赛上见过他。几个人把我拉离了 Shatha。然后 Youssef ——难民营的药商出现在了 Shatha 父亲的身旁。我感到这一切都好像电影场景一般。不,这不是真的,这不应该是真的。Shatha 就这样躺在地上一动不动。Youseef 和 Shatha 的父亲交谈着。然后他弯下腰,抱起她的身体,迅速地把她放到停在小巷尽头的车上。

我毫不犹豫地跟上了他们,挤进 Shatha 和她父亲所在的后排座跟在车后。汽车发动了,我用力地关上身侧的车门。在那一瞬间,Shatha 的父亲和我对视了一眼。没有人能把我从这辆车上带走,即使是军队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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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Adam和Shatha的爱情故事制作的刺绣外套

六年零五十九天。我们快谈完时,Omar 对我说。他瞥了一眼手机。没错,六年零五十九天。我数着在黎巴嫩的日子。

还有七个小时。第二天,做过第一个访谈,我心里数着。晨光中,我们穿过门口黑纱妇女,她们在等待工作机会。一排孩子靠墙,不安分地站着,时而因为奔跑撞到什么被训止。我做好在斋节不吃午饭的打算。七个小时,还有一升水,只有我和小孩能在工作室里喝水。饥饿不是最难熬的,熬两个小时就过劲了。难缠的是渴,口干舌燥,嗓子眼冒着火。对面坐着滴水不进、口舌不歇的马翻译,看着也渴。强烈的日光把屋子晒瘫,不一会儿就晕晕沉沉。水还剩下三分之一时,我开始找到访谈中的交叉点,他们的人生和笔下故事的重叠。虚构和现实的区分明显起来,晕沉就深潜到下一层。我有时觉得上位作家没走,时刻能插话进来。有时,我分不清是他们在讲角色还是在讲自己。

难民不只短暂的状态,它是根本的身份。至少有三位作家来自雅尔矛克难民营。他们从出生就是难民,且只是难民。他们的祖辈 1948 年后便没有回到巴勒斯坦,祖国成了代代相传的念想。从叙利亚到黎巴嫩,仍然是巴勒斯坦人住在一起,关系不至糟糕。除了巴勒斯坦,他们还有物质上的统一:钥匙。沙提拉的水塔上,横着一把铁钥匙,庞大,锈迹斑斑。它象征巴勒斯坦人在 1948 年流亡时,随身携带的房门钥匙。他们相信自己很快就会回去。直到如今,多数巴勒斯坦家庭仍保留这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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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a与水塔上的铁钥匙


很难置信是不是。Heba 看出我一脸怀疑的样子。她没戴头巾,丰饶的栗色头发,墨绿的裙子,说起话来有条有理,时不时补充英文解释。她的自信只在一瞬间漏了馅。我问,你对于家的概念是什么。旁边大妈经过,听到我们的对话,说,那自然是找到老公。Heba 摊开双手,转过头去,好像是说,嘿,你这样让我还怎么认真讲。当她把头转过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她双颊涨红。她呼了一口气,拿手扇扇风,尝试恢复认真的神情跟我说,写作,是为了注入希望,保留一段历史。

希望,那是因为我们女人内心要光明正义一些。眼前的面孔变成了 Fatima。她写东西,也是积极的活动家。黑色头巾搭过肩膀的一处总落到前面,她伸手把它搭回去。她笑起来腼腆,一直不停,说话轻柔。她在大学修心理学,同时在“玩具世界”兼职做售货员。她说,难民营是堆积的秘密。如果你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比起什么阴暗或是积极的概括,你最受触动的是无处不在的秘密,无法抵御的细节。她的神情像是在描绘窗檐上的雕花,一片初冬落雪的形状。男人被推向社会,他们要负责生存,拜托未谋面的远亲,找到非正式的工作。两居室在难民营里租下来要花上 300 美元,一天赚上 1 万叙利亚镑(约 6.6 美元),供五六人吃饭。难民还只能在三个行业里干活(农业,服务业,建筑业)。传统意义上,这是男人的责任。他们要去接触阴暗,以此谋生,难免受到感染。你看街角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泛滥成灾的毒品。由于生存的艰难,我们女人也开始工作,但这提供了来之不易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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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ima腼腆地笑着

流亡生活打破了日常秩序,巧妙带来性别结构的瓦解。没有稳定工作支撑权威的男人,要借助非常规的手段,精明游走,不惮暴力。即便他们大体保住了经济地位,在道德上却是无可挽回地失败和沉沦了。不只是 Fatima,每一位女作家都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点变化。她们的视角此处变得客观冷峻,不留情面,超越捆绑在一起的不分性别的难民命运。这解释了作品中异常强烈的道德感,对下一代的规劝,在秩序的真空里寻找新的伦理力量。

叙利亚人 Safa 创造了 Youseef 的形象,后者是沙提拉比比皆是的混混及恶霸。他腰上别着枪,一边一个,牵扯毒品、走私、人口倒卖的生意,欺良压善。他是难民营里反道德的集合。Safa 说,这样的人没有闪光点,没有品质,特别不喜欢孩子,唯独是在想尽办法控制别人。流亡是逐步上缴对生活的控制,Youseef 代表的即是难民营对自我场域的吞噬。他的原型是 Safa 的兄弟们。一位去了德国,留胡子,文身,戴粗戒指。在沙提拉的兄弟则开始凶狠地酗酒,向她索钱。难民的状态,不论地理区分地侵蚀人心。它形成强烈的道德反差。变化不是悄然发生,而是即刻而至。长久以来的教育陷入危机,人要不然变坏,要不然颓废。过去,成了一场善良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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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a

谈及自己亲密兄弟的还有 Safiya。她的家乡在叙利亚伊德利卜,此时仍是活跃的战区。和其他作家不同, 32 岁的 Safiya 成了家,和老公及两个孩子抵达黎巴嫩。她的大哥在意大利,人脉广阔,黑白通吃。在叙利亚,她的一位兄弟被政府关押,另一位兄弟翻进监狱要去会面,两人都被抓获,都要上绞刑架了,大哥出手捞出二人,送到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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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iya

她的故事同样关注道德崩塌的那一刻。但是,这个崩塌不是因为流亡,而是因为流亡中新生命的诞生。一对年轻的夫妇,幸福地等待新生儿。得知幼儿的不健全时,平日体贴入微的丈夫换了面孔,他执意要抛弃孩子。这样的例子在难民营里不胜枚举,遗弃养不活或是身有残障的幼儿。妻子力排众议,一人抚养孩子。孩子最终因为先天心脏病早夭。丈夫回来了,她始终无法释然。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挣扎,她决定离婚。此刻,她觉得无所畏惧。

“我不明白,”他说。“我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

“我想要离婚,”我平静地说。

Marwan 用拳头捶了墙,他指责我毫无理智,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会禁止我工作。他像疯子一样扑向我,开始打我。我哭了,尖叫,但是我打不过他。他继续打我,威胁要割了我的喉咙。我蜷缩在角落里,试图用举起手臂保护我的头部。突然,有邻居敲门。正如我希望的一样。在沙提拉,我们都住得那么近,墙那么薄,一点隐私也没有。每个人都了解彼此的一切。许多人在这里变得暴力,男人打女人,女人打她们的孩子。这是施加控制的唯一手段。所以邻居不得不习惯干预,以防止最坏的事情发生。我冲过去,打开门,然后倒在邻居们身后的地上。

尽管我的母亲整晚一直在尝试用电话、WhatsApp 和 Skype 说服我回到 Marwan 身边,但我第二天就去了伊斯兰教法庭,和几位律师谈了下,请求他们帮助我离婚。他们建议我提出离婚申诉,条件是放弃我对丈夫的所有权利。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在听证会上,Marwan 和我站着,面向伊斯兰教法官。他试图说服我回到我丈夫身边。但是在我坚持表示我不会复合,并且我愿意放弃我的所有权利,包括归还我的嫁妆之后,他转向 Marwan 并要求他提交离婚声明。Marwan 愣住了,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他的嘴唇在颤抖。他一句话都说不出,心碎地看着我,恳求我怜悯他。我开始为他和他潜在的悔恨感到难过。

法官重复了对 Marwan 的要求。Marwan 嘶哑地说,如果这是她的意愿并且她不会改变,那么他同意。但他要我留着嫁妆,说不会让我归还。在向法官判定时,我接受了这些条款,并要求将我的嫁妆捐赠给戒毒所。 

我离开法庭时,抱着离婚证像得了奖杯。

而我的小天使 Malak,正在向我微笑。

还有一个访谈在下午五点,距离开斋两个半小时。我的肚子空空,情感的额度极度饱和。我发信息问能否提前。Rayan 说,不行,我五点下班。但我们可以都去 Samin 家,这样你一下子聊两个人。斋节到了下午,人都陷入无精打采的状态。Rayan 是个例外。她活力四射,一路领着我们在沙提拉穿行,我都跟不上她的步子。她在德国之声工作,社交媒体和视觉新闻。她戴着牙套,每月去大马士革检查,那里的牙医便宜。我们上绿色的台阶,挤过余晖中的孩子,到了铁门前。开门的女孩让我等一下,让屋里的人戴上头巾。我进入一间淡黄色的房间,瓷砖地,三排靠墙的沙发。他们问我是要咖啡还是果汁,最后把它们都给了我。我们把两排沙发拉近,面对面坐在电扇的风口。Rayan 先开口,我们以英文交流。

Rayan:我生于沙提拉。四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外婆把我带大。长大一点后,我发现了母亲的书屋。我不仅可以通过照片想念母亲的样子,还能以书一窥她的内心。除了马哈茂德·达尔维什之类的作家,书架上还有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我后来把马尔克斯也补上去。我从小到大就有要了解所有事情的冲动,所有的事情。追在每个人的后面,刨根问底。

我写的故事,那个童婚的故事,外婆是现实中的原型,这都是问东问西问出来的。她和我母亲都是童婚,一个十三岁,一个十岁。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一代巴勒斯坦人中很少了,在生计困难的叙利亚人中还存在。我从小写东西,八年级的时候参加写作比赛得了第一名。奖品是大富翁的桌游(大笑),你能相信吗。

回去讲我的外婆吧。她有身孕的时候,丈夫死掉了,生完孩子后,自己被丈夫的家庭抛弃,在孤儿院一样的机构里生活(这时候她年龄也不大)。那时候,苏联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尚可,她被挑中去苏联学习护工,十八岁回到黎巴嫩。她拒绝戴头巾,加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认识第二任丈夫。她一生养了六个女儿一个儿子。在七十年代高涨的军事行动和袭击中,第二位外公牺牲。这可能是我对夫妻关系感兴趣的原因,它在我的长辈那里总是短暂无常。

(Samin 加入我们的聊天,Rayan 做临时的翻译。)

Samin:我不是沙提拉人,我 2013 年从雅尔矛克来,全家八个人一起。雅尔矛克的条件可比这儿好。当然,那是战争之前。我们上的也是巴勒斯坦人的学校。回叙利亚吗?我们年轻男人回叙利亚是很难的,你在国外待过四年,法律上必须回到叙利亚服兵役,不然也可以交 8000 美元的罚金。我们既不想送命,也交不起罚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各地都分裂了。长期生活在叙利亚的巴勒斯坦人中,有不少加入了叙利亚的军队,他们和反对派或是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组织各自为营。


谈我的写作?我九岁开始写诗,还是爱情诗。(我:那你太早熟了!)在难民营里谈恋爱是件难事儿。年轻人没有工作,容易卷入暴力。我的那个故事写的是 Shatha。没错,那个谈恋爱的女孩。她自强,上进,善良。(弯起嘴角笑起来)。

我:在沙提拉谈恋爱是怎么样的?

(噔的一下,屋子的光灭了。电扇苟延残喘地转完最后几圈。大家摊摊手,知道每日的停电又来了。里面和外面,突兀的宁静,热气还没来及起来,给人一股短暂虚渺的的清凉。这时候,我看见瓷砖上的夕阳。过了不久,电灯恢复,夕阳的影子黯淡了,电风扇又开始嗡嗡地劳作。Samin 想说些什么,Rayan 先开了口。)

Rayan:好吧,这是个秘密,要告诉你。我俩就在谈恋爱。(他们相视一笑。)

我:等等……所以,Samin,你的女主角 Shatha 其实是 Rayan?你写诗是写给她的吗?

Samin:也没有这么简单。

Rayan:(站起身子,装作生气的样子)难道你还有别的女主角?这提醒我了,你都没给我写过诗。快,我的诗呢?

我:那比起故事,现实里谈恋爱的困难是什么?

Rayan:还能是什么。当然是家庭了。Samin 的家里人对我没问题。

我:那你家里人不同意了?

Rayan:你应该理解老居民和新来者的关系。

我:(问 Samin)那为什么故事里是去加拿大呢?

Samin:加拿大是个甜美的国家,他们了解难民的生活状态。还有一层更深的原因。去加拿大的话,只能坐飞机。坐船是难民更普遍的交通方式,但太多人死在了水上。坐船,离死亡太近。飞机去的地方,是想象和寄托。

Rayan:他不会游泳(大笑)。死对我们来说太日常了。故事里 Shatha 触电身亡,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认识触过电的人。一天大雨,我领着侄女,积水深,我怕她触电,把她举起来,只听头顶噼里啪啦一阵。我居然没注意头顶的电线!吓死我了,赶紧放她下来,幸好没事。这件事,我想起来就后怕。死亡,是会时刻提醒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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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an 和 Samin

在他们开饭之前,我起身结束对话。下次来参加你们的婚礼,我说。我们还年轻,Rayan 回答。他俩笑出声来,向我们挥手道别。夕阳还没撤出沙提拉,营地陷入一片橙黄色的光晕。接连的羊肠小巷,头顶的天罗地网,我走起路来小心翼翼,又很自由,和迷路的时候是不一样了。我们经过沙提拉大屠杀纪念堂,门前挂着阿拉法特的头像。1982 年的黎巴嫩内战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撤出黎巴嫩。以色列军队进入贝鲁特,包围了沙提拉。九月的夜晚,黎巴嫩长枪党下的基督教民兵,在以色列的默许下,进入沙提拉。屠杀持续了三天,遇难者上千,包括妇女和儿童。我是因为这场屠杀,第一次读到这三字:沙——提——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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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提拉大屠杀纪念堂

纪念堂是几十平方米的房间,白色的瓷砖地,角落摆着风扇呼呼作响,仿佛下一秒要因年迈倒下。一面墙上,密密麻麻的可查的遇难者名单和照片。从窗户上交叉的铁杆望出去,一位母亲正领着孩子,在糖果铺前挑选今晚的甜点。旁边的墙上,色彩绚丽的涂鸦,伊斯兰古城在五彩的云朵上。下面是巴勒斯坦的国旗。旁边是政党的竞选海报和持枪的烈士照片。他们都在笑。身后,马翻译拿起吸满污水的拖把,试图把白瓷砖上我们留下的泥脚印抹去。他横竖几下,黄昏和脚印一同消失了。我想起沙提拉一处的标语:不了解这里,就不要谈论这里。记不清是故事里,还是现实中,或两者兼有。他们只是一笔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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