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印投资为何长年低迷难振？莫迪“2047发达国家梦”卡点在此…

编者按

新型经济体转型何其艰？莫迪政府十年间数度呼吁提振投资，却始终难走出印度私营部门资本支出低迷困局。本文剖解其三重核心矛盾：其一，消费增速滞后成最大掣肘，过去十年工厂开工率长期徘徊于低位，企业因缺乏回报预期而怯于扩产；其二，保护主义政策催生市场垄断，财团持续挤压市场份额，重商主义的政策导向既削弱企业出海动力，又通过高溢价与消费税加重消费者负担；其三，政策环境风险陡增，外企频遭税务重罚，叠加历史遗留的追溯征税争议，令国际投资者望而却步。此外，印度虽试图以制造业补贴吸引外资，却因关税壁垒高企、出口竞争力疲软，招商成效寥寥。当前全球贸易格局变革为印度提供倒逼改革的窗口期，若印度仍固守保护主义窠臼，忽视市场机制培育与消费基本面改善，其2047年建成发达经济体的目标或将沦为空谈。值此时节，印度需以实质性改革破除体制性沉疴，而非让投资呼吁再度流于政治口号。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印度总理莫迪，图源：政治家报

2015年，在一场题为“近期全球局势：印度的机遇”的研讨会上，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强调其领导下的印度政府正在加大资本支出力度，并呼吁本国商业巨头效仿。据与会者回忆，他要求在场企业家“承担风险，追加投资”。

2014年以来，印度在莫迪领导下已经历诸多变革，但私营部门的资本支出意愿始终不高。到2023年，莫迪仍在发出相同呼吁，敦促企业“也应当像政府一样增加投资”。2025年早些时候，他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

至少从表面看来，印度理应迎来资本支出的繁荣期，其国内市场庞大且持续扩张，政府正大举提供制造业补贴，经济年增速超过6%，这在所有大国中居首。然而，该国企业投资意愿依旧低迷。2014年莫迪就任总理时，包含家庭投资在内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占GDP的25.3%；而去年仅为25.1%。企业投资仅有一年超过当年12.6%的GDP占比——这个数值本身就远低于历史高点，而2024年更是进一步降至仅11.5%（见图1）。

图1，印度固定资本形成与出口表现的数据图析。图源：《经济学人》

莫迪雄心勃勃，誓言在2047年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百年之际，将印度建设成发达经济体。但世界银行指出，要实现这一目标，印度需保持年均7.8%的经济增长速度，而首要任务正是扩大资本支出。

印度政府已倾尽所能应对这一难题。最初，印度的投资不振可归咎于“双重资产负债表问题”（Twin Balance Sheet Problem，由印度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2012年提出，指企业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问题相互强化，形成“死结”）：企业债台高筑，银行坏账堆积。随着印度政府主动出手整顿，目前，资产负债表状况已显著改善，融资难问题不再突出，利率也在经历新冠疫情后的上行后开始回落。

印度于2017年推行的全国性商品及服务税废除了多数地方税种，整合了国内市场，并且大幅简化跨邦经营流程。2019年，印度大规模削减企业税，将实际税率从35%降至25%。印度政府确实在资本支出（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寄希望于通过创造新的投资机遇，吸引私营企业跟进投资。

然而这些举措收效甚微。据摩根大通数据显示，自减税以来，印度企业的营业利润激增，但资本支出却几无起色。印度国家统计局近期调查显示，2025年资本支出或将整体下滑。

这揭示了印度经济疲软的症结之一：消费增速不足以激励企业投资新产能。过去十年间，除疫情期间的短暂波动外，印度现有工厂的产能利用率始终维持在70%-75%。正如里昂证券分析师维卡什（Vikash Kumar Jain）所言：“没人会把资金投入没有回报的项目。”

印度政府已敦促企业提高员工工资，并开始采取措施刺激消费。在2025年的预算案中，政府宣布对中等收入群体实施大规模减税。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阿贾伊（Ajay Chhibber）认为，此举有望提振市场需求，推动企业利用部分闲置产能。但他同时指出，“该举措的宏观效果将相当有限”——因为印度的工薪阶层仅占劳动力总量的五分之一。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劳动力从农田转向工厂是普遍趋势，然而，印度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长期停滞于12%，这一数字与二十年前基本持平。而疫情后新增的岗位中，更是有半数仍然来自农业。

出口能否带动资本支出？即便不考虑特朗普政府反复调整关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印度的海外出口本就长期面临瓶颈。多年来，印度政府试图吸引企业从中国转移至印度设厂，但收效有限，部分原因在于该国近期同时提高了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目前，印度平均关税水平为16%，较莫迪执政初期高出逾五分之一。

企业垄断格局是另一个隐患。印度储备银行（RBI）前副行长维拉尔·阿查亚（Viral Acharya）指出，自2016年以来，印度国内五大财团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张。保护主义政策助长其在国内市场占据支配地位，从而削弱了这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动力。咨询机构“印度经济学”（Indonomics）分析师里泰什（Ritesh Kumar Singh）认为，印度政府政策本质上“重企业、轻市场”，“当政策偏离市场导向时，消费者利益必然受损”。目前，印度消费者既面临高额商品溢价，又需承担高额消费税。

有意在印度投资的企业也需要确信自身不会遭遇不公对待。近期，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因“进口商品分类涉嫌违规”被印度税务机关指控，或将面临28亿美元罚款，该公司律师表示此案对大众在印业务而言堪称“生死存亡的危机”。此外，韩国三星也因类似指控被要求缴纳5.2亿美元。无论这些争议本身是非曲直如何，此类案件传递的信号无疑令人对印度营商环境感到不安——此前英国沃达丰电信（Vodafone）和凯恩能源公司（Cairn）就曾因追税问题卷入法律争端，这些案例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

2025年2月，莫迪政府宣布将成立“放松管制委员会”（deregulation commission），以减轻企业负担。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幻莫测为改革提供新契机——特殊形势可成为推行艰难决策的合理背景。事实上，特朗普再次执政似乎促使相关方更聚焦改革议题。印度在2月公布的预算案中即包含关税削减计划，历时3年的印英贸易协定谈判也于5月达成协议；同时，印度与欧盟的谈判已加速推进，印美双方的谈判代表正就相关条款展开密集磋商。

换言之，印度如今有必要开放市场、激发竞争并提振消费。阿查亚指出：“眼下是个黄金窗口期，因为压力来自外部环境。”自莫迪首次呼吁加大投资至今已过去十年，近期国际局势的变化再次为印度创造了机遇。这次，印度或许需要切实把握这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