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豪言“让全球吃上印度菜”，却喂不饱自家国民？

【导读】近日，莫迪在一场投资者会议上提出，要“让全世界都吃上印度食品”，引发高度关注。作为农业大国，在全球饥饿指数排名中，印度在125个国家中排名第111位，35%的印度儿童发育不良，超过2.3亿人仍生活在贫困中。农村地区生存处境的恶化直接导致了2020~2021年席卷大半个印度的农业抗议运动。那么，即便国人挨饿也要推行“美食外交”的莫迪政府，到底是受何种利益驱动？

本文以历史上的“印度粮仓”——旁遮普邦的衰落为线索，分析了印度农业危机的根源。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印度推行的“绿色革命”带来了新技术和高资本投入模式，但大量小农户面临日益失衡的投入产出比，在大地主和国外大财团面前愈发弱势。尽管越来越多的边缘农民和小农破产，但该地区的中小型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空间十分有限，导致农民失业率和自杀率畸高。

本文指出，旁遮普邦的抗议运动本质上是针对新殖民主义农业体系的反抗——既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瓦解小农经济的应激反应，也是对跨国资本农业垄断的集体防御。然而，更严峻的是，作为“农民运动”的策源地，左翼力量在运动中的结构性失语直接导致了两重政治危机：未能阻止分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本应包含无地农工权益的八项核心诉求，被收缩为废除法案的技术性抗争，致使反抗运动转向维护现状，异化为农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放任运动领导层与跨国资本达成根本性妥协——表面废除法案的“胜利”背后，实则是农业资本集团与金融全球化势力的重新缔约。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5年第3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印度农民为何反对莫迪？

——旁遮普农业危机溯源

王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2020~2021年席卷大半个印度的农业抗议运动，深刻揭示了印度现代化进程中长期被掩盖的“光鲜背后的阴影”。尽管印度政府在国际上极力塑造“闪亮印度”“不可思议的印度”“印度制造”以及“全球南方领导者”等积极形象，但这些宣传与印度社会的现实相去甚远。印度在一些部门和领域确实出现了中上阶层的繁荣景象，但这种局部繁荣掩盖不了农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严重滞后和被忽视。

印度至今仍有巨量人口依赖农业或农业相关产业链为生，未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奠基性任务。更为严峻的是，“危机”已成为印度农业的关键词。尽管20世纪50年代印度曾试图通过“土地改革”推动农业现代化，但这一以失败告终的改革既未能为印度的工业化注入持久动力，也未能有效缩小社会差距以及充分挖掘经济和社会的潜力。“两个印度”（富裕的印度和贫穷的印度）的现实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在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加剧。原本应该作为印度经济社会基石的农业长期遭到忽视，这种忽视不仅阻碍了农业本身的发展，也制约了印度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短板”。

作为新一轮农民运动的策源地，旁遮普在印度农业史上的代表性不容忽视。历经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及失败，印度政府又采取了通过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绿色革命”替代战略。受此驱动，继“英属印度粮仓”之后，旁遮普再次跻身为“印度粮仓”。然而，到了90年代，旁遮普又成为“绿色革命”后遗症以及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突出受害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到生态全部陷入危机。如今，旁遮普“危机四伏”，再次处于十字路口。

▍所谓“旁遮普模式”

旁遮普是英国征服南亚次大陆过程中的最后区域之一，在印度统治史上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一方面，这片从西北入侵印度者的必经之地充当了英属印度与处于不断扩张中的俄罗斯帝国之间的缓冲带；另一方面，通过构建错综复杂的运河灌溉网络，英国殖民者充分挖掘了这片位于印度河源头、被誉为“五河之地”的农业潜力。旁遮普在英属印度的农业方面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到了殖民地晚期，得益于公路和铁路的大力建设，旁遮普的农产品远销世界各地，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英属印度粮仓”。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殖民者将锡克军团作为维持英属印度及其他海外殖民地统治的军事支柱，这一做法延续至二战后。仅就上述意义而言，旁遮普是一个与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今称金奈）截然不同的殖民地典范。

然而，在维持表面繁荣和对英国人虚假忠诚的背后，旁遮普成为20世纪初农民运动的勃兴之地。在著名的共产党逮捕案“密拉特阴谋案”（1929~1933年）中，就有三名印度共产党人来自旁遮普。此外，该地区还相继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农民运动，例如1907年的帕格里·桑巴尔·贾塔运动，1938年的尼利·巴尔达·莫尔查运动、查尔希克起义和阿姆利则大游行，1939年的拉合尔运动，1941年的科洛塔纳战役以及1947年的坦达·乌玛·莫尔查运动等。英国学者沙利尼·夏尔玛分析指出，殖民地时期的农民运动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特征：一是独特的“旁遮普”气质。“在旁遮普独有的军事文化传统中，殉难和牺牲往往被视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有效的政治行动经常和‘男子气概’联系在一起，这一点给共产主义、左翼激进主义和主流民族主义丰富而奇怪的组合带来一种独特气质。”二是以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名义展开的“混杂特性”。除印度共产党之外，“分治前许多旁遮普团体，包括荣耀农民运动、印度斯坦共和协会、印度青年协会以及国大党等，尽管并不完全认同共产国际制定的共同意识形态策略，但都试图通过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和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变体来吸引旁遮普人民”。英国统治者对该省存在的“极端主义”威胁也一直保持警惕。“显然，从最严格的意义讲，旁遮普的繁荣被认为是人为的，因为它依赖一个极其复杂的人造机器的有效运行，政治稳定是首要且必要的条件。在打击左翼政治行动中，旁遮普被视为战略上最敏感的地区和关键所在。”[1]

在1947年英国殖民者撤离后，印度经历了大动荡。旁遮普也没能逃脱社会、政治和经济支离破碎的命运——土地数次被切割，边界也多次被重新划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时，英属印度旁遮普省被一分为二；独立后新成立的旁遮普邦，其边界（主要是东部地区）又于1966年再次发生改变。目前旁遮普邦土地面积仅为全国总面积的1.5%，人口也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左右，属于印度土地和人口规模都较小的邦。即便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转变发展战略并释放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之前，旁遮普长期居于最富有邦之列，其繁荣源自充满活力的农业。毫无讳言，旁遮普邦在印度农业中所具有的代表性是独一无二的。

独立后，印度人口出现了爆炸性增长，增长率由20世纪上半叶的0.8%左右提高至2.2%。在新兴的地缘政治和知识语境下，印度被视为粮食生产难以支撑人口快速增长的典型案例。在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进行了一场并不成功的土地改革。就旁遮普的具体情况而言，尽管拥有开展农民运动的强大历史传统，但土地改革也未取得成功。究其原因，与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等共产党左翼力量强大的地区有所不同，旁遮普邦的整体政治生态对实施土改非常不利。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于，旁遮普邦的政治天平严重倾斜至对土改形成严重滞碍的地主阶层。苏查·辛格·吉尔和兰吉特·辛格·古曼的调研结果即表明，“由于地主可随意操纵土地记录，中央政府规定的最高土地限额完全失效，仅在少数地主软弱或不识字的情况下，土地才会被分配给贫穷的耕种者”。再据70年代印度工会报告，尽管旁遮普具有农民斗争的历史传统，但“在阶级、种姓和宗教关系复杂交织的背景下，工会领导人无法对佃农及地主加以有效辨识和区分”。因此，即便历经土改，旁遮普仍然维持着旧有的土地关系，仅有部分小而边缘的土地被分配给低种姓佃农，土地高度集中于高种姓地主手中，占总人口2/3的达利特人依旧是传统高种姓地主的主要劳动力来源。

在土地改革失败的背景下，受到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赞助的大批西方学者鼓吹，印度于20世纪60年代推出了“绿色革命”或曰“新农业战略”。这一被标榜为会使所有人受益且不会扰乱政治力量平衡，也有利于解决印度长期粮食短缺问题的“中性战略”的要点在于，在最有可能产生实效的高产地区投放高产品种、化肥、农药和机械等，同时配合商业银行的廉价信用贷款和农业补贴等激励措施。作为拥有必要基础灌溉设施且农业水平相对发达的地区，旁遮普迅速成为这一新国家战略的受益者。自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旁遮普邦以6.4%的农业产值增速位列全国第一，哈里亚纳邦和古吉拉特邦紧随其后，而同时期印度全国农业产值增速仅为2.6%。与此同时，旁遮普邦的农作物种植品种也由1960年的21个减少至70年代末的9个，主要以轮种小麦和水稻两季作物为主。[2]在短短10余年时间里，旁遮普成为全印度“绿色革命”的核心区和成功采用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典范。在公共分配体系下，中央政府以最低保障支持价格采购旁遮普邦及临近哈里亚纳邦等地区的多余粮食，再以补贴价卖给其他粮食短缺地区。旁遮普邦成为印度中央储备粮食的主要贡献者和名副其实的“印度粮仓”。

另一方面，在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延续了殖民地时期的惯性，旁遮普的重要农民运动大多仍由左翼政党和团体领导。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旁遮普的农民运动开始发生一系列分裂和重要转向。如果不考虑“绿色革命”引起的阶级、种姓内部日益加剧的分化以及地方和区域层面的政治和阶级平衡变化，将无法理解这一现象。在印度学者苏林德·S.乔德卡看来，“农业商业化、机械化以及民主政治的引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旁遮普农村地区的等级关系。在过去大约20年的时间里，旁遮普很大比例的达利特人与他们的传统职业脱钩，‘绿色革命’的受益者主要是高种姓的大地主和大农场主”。因此，“支持旧有等级制度的观念和社会结构近乎瓦解，这对旁遮普农民阶级的政治代理阶层的改变产生了直接影响”。换言之，真正引起旁遮普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并非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而是60~70年代的“绿色革命”。以1972年“农民地主联盟”（KZU）[3]成立为标志，旁遮普农民运动的领导权落入高种姓地主手中，由此该地区农民运动的性质和政治重心开始发生转变。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绿色革命”之后，一个素有农民运动传统的农业大邦在农业持续陷入危机后并未天然导向“红色革命”。到了90年代，主导旁遮普邦农民运动的“印度农民联盟”旁遮普分支又相继分裂为四个派别，而原有左翼政党领导的农会和工会也在继续发挥作用。总体而言，有十余个组织声称代表旁遮普邦的农民利益，其中一些有时会联合起来，但在多数时候存在分歧。

▍旁遮普的农业结构变化：“反向租赁”和“去农民化”

到了20世纪90年代，“危机”已成为印度农业的关键词。旁遮普邦也逐步由“绿色革命”的受益者，转为“绿色革命”后遗症乃至新自由主义改革延伸至农业的突出受害者。尽管作物产量有所增长，但净回报率不断下降，旁遮普邦的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增长率下降到4.3%，低于全印度的平均水平（6.1%）。作为农业增长率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农业大邦，此时旁遮普邦的表现令人失望。而且，土地退化、地下水枯竭和土壤污染等危机也开始显现。

“绿色革命”带来的新技术和高资本投入模式，改变了旁遮普邦的生产关系和农业结构。到了20世纪80、90年代，虽然土地总量维持不变，但旁遮普邦的边缘农户和小农所拥有土地量不断减少。具体而言，在“绿色革命”之后，依靠农药、化肥和种子等极高边际成本投入增加，旁遮普邦实现了作物产量不断增加。但是，按照成本收益计算，拥有土地数量等于或者少于4公顷的农户根本无法靠农业维持生计。因此，旁遮普邦越来越多的边缘农户和小农被迫放弃高成本种植而选择退出农业，将土地转租给大土地所有者，这一过程被命名为“反向租赁”。这与全印度边缘农户和小农数量持续增加的整体趋势恰恰相反。据2015~2016年农业普查数据，印度高达86%的经营性土地属于小规模（小于2公顷）和边缘（小于1公顷），占可耕种面积的47%；而在旁遮普，只有33%的经营土地属于小规模或边缘规模，仅占该邦耕地总面积的9%。在“反向租赁”作用下，土地迅速向大土地所有者集中，以规定土地最高持有“限额”和将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为特征的“土地改革”彻底失去了社会意义。

由“农民”转为“非农民”，一般存在“增长型驱动”和“危机型驱动”两种模式。一方面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劳动力从传统农业被吸引至更有利可图的非农业，这是“去农民化”的“拉力因素”。另一方面在传统农业模式下，农业增长率和作物盈利能力显著下降，唯有通过不断追加成本方可增加回报率，这迫使无法负担高成本的农民退出农业。换言之，资本密集型、机械化/高成本、农产品价格上涨水平跟不上农业投入、农民债务增加等因素，共同构成了小规模农户和边缘农户“去农民化”的“推力因素”。

就旁遮普的现实而言，大量小农户和边缘农户在推力因素作用下被迫离开种植农业，但该地区的中小型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空间十分有限，根本无法与国内外大财团大资本竞争。更雪上加霜的是，在农业生产率显著提升后，大土地所有者倾向于雇用临时工而非将土地租赁给佃农，支付报偿的方式也从提供农产品改为支付年工资。而在农会的支持下，当地佃农往往具有较强的薪资谈判能力，因此大土地所有者转向雇用更贫困的比哈尔邦和北方邦的达利特人充当临时劳工以代替当地佃农。如此，旁遮普邦农业劳动力中有相当大比例是非旁遮普移民佃农或者农业工人。由于当地中小型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能力不足，再加上来自其他邦农业工人的激烈竞争，旁遮普邦的失业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按照北方国家的经典路径，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工业代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过程，但这并未成为印度过去30年的总体特征。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现实是，工业没有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印度农业中被边缘化的人口没有非农就业出口。如此，趋于停滞的工业无法吸纳从农业溢出的大量人口，而服务业仅能解决小部分就业。在“去农民化”潮流的背后，小农和边缘农户由于根本找不到就业出口而不得不跌入失业和贫困的大坑。旁遮普农民和农业工人自杀率的迅速上升，即突出反映了农民面临的困境。根据印度发展委员会发布报告显示，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旁遮普农民和无地农业工人自杀事件显著增加，仅1992~1993年间就惊人地增加了51.97%，而同时期全印度的水平仅为5.11%；1993~1994年，旁遮普邦的自杀率为14%，全国水平为5.88%；在1994~1995年间，旁遮普邦的自杀案件也增加了57%。而且，该报告还认为，由于存在瞒报、漏报的情况，自杀事件的实际数量很可能被低估。[4]2004年旁遮普邦农业部门编撰的一份内部报告亦指出，农民自杀现象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了90年代突然增多，仅1997年就记录了418起自杀事件。此外，报告还提供了一些关于自杀事件的事实细节。例如，超过70%自杀者为小农、边缘农户或无地劳工，在大多数情况下，农业是其唯一生计来源；自杀事件主要集中于桑格鲁尔、巴廷达、费罗泽普尔、曼萨和法里德科特等地区。[5]

旁遮普邦一度是印度农业经济最发达和繁荣的省份，但同时也是负债最高的省份。现有文献支持小农、边缘农户和无地工人的高负债与自杀率之间存在明确联系的观点。据统计，高达78.4%的旁遮普农民家庭背有负债，其借贷既有生产性目的（41%），也有非生产性目的（59%）。小农、边缘农户和无地工人，比大土地所有者更为依赖贷款。所有类别的农民都通过大量借款满足社会“需求”，但“非生产性借款”在边缘农户家庭中所占比重高达71%（近一半用于婚礼和炫耀性消费，甚至吸毒）。虽然政府向农民提供了制度性信贷，但在各类农民的短期借贷中，高达61.3%的借款来自谷物市场中间商。事实上，为了满足消费和紧急信贷需求，63.85%的农民经常向这些中间商借款。向中间商借款更为便捷，但也意味着农民需要偿付更高的信贷成本。马尔科姆·达林在《繁荣与债务中的旁遮普农民》一书中将“中间商”这一旁遮普农业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存在描述为“必要的恶人”。

▍作为2020~2021年农民运动策源地的旁遮普

20世纪60~70年代的“绿色革命”以及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从不同向度诱发并深化了旁遮普邦农业危机，曾经以经济活力和进步著称的农业大邦逐步退变成一个政治上“危机四伏”的动荡地区。在2020~2021年席卷大半个印度的“农民运动”中，旁遮普邦甚至扮演了策源地的角色。这场运动持续了14个月，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时长刷新了印度农民斗争的历史。其间，印度工会发动了一场2.5亿工人参与的大罢工以示声援。基于旁遮普邦的特定历史和社会政治基础，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150年时间里海外锡克人逐步形成了一个紧密交织、重叠、全球化程度高且具有敏锐的政治意识和强大的适应力的跨地区社群网络。在此次印度农民抗议活动中，这一跨国网络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极大增强了此轮运动的持久性和韧性。在海外锡克人的推波助澜下，运动影响力拓展到了全球。

与以往的反抗运动相比，这场运动呈现出些许与众不同的特质：即便在高度分裂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由于众多参与者的精心安排和巧妙保护，该运动呈现出罕见的“团结”和韧性；该运动还得到了“尽管存在意识形态差异，但仍以最低共同纲领走到一起”的不同地区、阶层、宗教和党派的广泛支持。这一点得益于运动采取了极为特殊的组织形式——全国500多个“农民”（Kisan）组织聚合在“联合农民阵线”（Samyukt Kisan Morcha）下并接受其领导。印共（马）领导的“全国农民大会”和高种姓地主领导下的“印度农民联盟”尽管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但也共同参与其中。

正是因为此次运动阵容的“包容性”，基于维持国内农会团结的需要，“阶级议题”被暂时掩盖起来。对印度政府颁布的三项新自由主义农业法案的反对居于农民抗议的核心，农民中的各个部分共同抵制城市资本和外国资本对农业和农村的“侵蚀”，并直接将新法案斥为“反农民法”。尽管印度人民党政府反复声称，引入私人资本不仅有利于打破政府对农业的垄断，还会使已陷入危机的农业面貌焕然一新。而在反对者看来，印度人民党政府的主要意图在于对现有粮食采购、存储、分发和营销进行彻底的市场导向改革，以迎合印度垄断财团从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拓至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需求。简言之，新农业法案是激进新自由主义改革从制造业和服务业延伸至农业的产物。一旦政府的保护机制遭到撤除，印度农业进入全球经济大循环之后，必将呈现出极大不稳定性。以2002年旁遮普邦农业数据为例，如果考虑运输和仓储成本，旁遮普邦的小麦对印度食品公司的“经济成本”为每公担850卢比；而同期国际市场上的小麦售价每吨不到100美元，相当于每公担475卢比，即便是美国最好的小麦在国际市场的售价为127美元，也仅相当于每公担620卢比。[6]为了保护印度国内农业发展，印度政府目前不允许自由进口小麦，并对农产品征收高额进口税，一旦政府取消进口限制，旁遮普邦的粮食营销将陷入困境。

全球左翼知识界高度聚焦这场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对2020~2021年印度农民运动的批判性研究中，印度及国际左翼学者达成了基本共识：这场运动本质上是针对新殖民主义农业体系的反抗——既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瓦解小农经济的应激反应，也是对跨国资本农业垄断的集体防御。学者们普遍强调其超乎寻常的动员规模（持续一年余的帐篷抗议）、坚韧的抗争形态（跨国资本-国家机器双重挤压下的组织存续）以及跨宗教-种姓的阶级联合实践（锡克教农民与低种姓农业工人的策略性同盟）。美国批判理论家诺姆·乔姆斯基在解读其历史意义时，将之置于全球抵抗政治光谱中：“这不只是照亮印度黑暗的灯塔，更是重构反资本斗争范式的火种……其集体行动范式，正在重塑南方国家对抗新自由主义的战术工具箱。”然而，学者们的分析也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或侧重点的不同。例如，印度粮食主权倡导者、被誉为“粮食甘地”的范达娜·席瓦指出：新自由主义农业政策不仅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及印度本土粮食系统，更使农民深陷市场波动风险与跨国资本的盘剥之中。她认为，当前这场农民抗争实质上是在捍卫印度文明的根基——通过守护传统农业体系，既避免了土地资源的荒漠化，也阻遏了精神家园的荒芜化，从而维系着印度社会的可持续发展。[7]印度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普拉巴特·帕特奈克深刻指出：这场农民运动不仅精准击中了印度新自由主义议程的深层矛盾，既在重燃反殖民主义斗争历史自觉的同时，构建起抵御帝国主义农业渗透的防御体系，更在意识形态层面形成了对印人党“印度教特性”治理范式——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消解了社会公平，隐蔽的法西斯化倾向则威胁着民主根基——的双重解构。他特别强调，这场运动通过跨阶层的社会政治动员，正在重塑印度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力结构，展现出推动系统性变革的政治潜能。[8]与帕特奈克的积极看法有所不同，印度左翼思想平台“社会主义工程”对运动做出深度研判：这场本应成为反新自由主义阵地的抗争，在政治博弈中发生了根本性异化。运动最初虽以反对三项农业法案为切入点——该法案实质是国家权力与跨国垄断资本集团对印度农业生态的系统性重构——但领导权迅速被旁遮普邦的锡克教分离势力和农业民粹主义联盟所裹挟。由高种姓地主主导的农民联盟，通过议程收缩策略将包含无地农工权益的八项核心诉求，狭隘化为仅聚焦废除法案的技术性抗争，暴露出其作为农业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的本质属性。该平台尖锐地指出，左翼力量在运动中的结构性失语直接导致两个层面的政治危机：其一，未能阻止分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致使反抗运动从一个潜在的进步政治运动转向维护现状，未能实现更深层次的社会主义转型；其二，放任运动领导层与跨国资本达成根本性妥协——表面废除法案的“胜利”背后，实则是农业资本集团与金融全球化势力的重新缔约。[9]

自印度独立至今，印度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广泛讨论了印度农业陷入严重危机的成因并寻求解决办法，但都未触及导致农村不平等和贫困的根本性结构问题，未能采取实质性措施缓解危机。为了防止社会因政治动荡而脱轨，莫迪政府临时撤回了新自由主义农业改革政策，2020~2021年的农业政治“危机”暂时得到缓解。但普遍存在于印度农业中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存在，围绕印度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斗争远未收场，只是斗争形式将不同于以往。

参考文献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项目（项目编号：DF2023YS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Shalini Sharma, Radical Politics in Colonial Punjab Governance and Sedition, Routledge Taylor Francis Group, 2010, p. 13.

[2] Economic Survey, Punjab 2018-2019, pp. 63~64.

[3] 该组织在1982年转为“印度农民联盟”（BKU）在旁遮普邦的分支。所谓“印度农民联盟”，最初是由北方邦的贾特政治领袖、印度前总理夏尔查兰辛格在北方邦领导的农民运动，其理念是“将农业置于工业之上”，倡导“农村优先”，强化农民农业，并为无地农民创造就业。该运动蔓延至其他邦，并最终催生了“印度农民联盟”。

[4] Surinder Jodhka,“Beyond‘Crises’: Rethinking Contemporary Punjab Agricultur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41, No. 16, 2006.

[5]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IDC), Suicides in Rural Punjab, Institute and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Chandigarh, 1998.

[6] H. S. Sidhu,“Crisis in Agrarian Economy in Punjab: Some Urgent Steps,”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37, No. 30, 2002.

[7] Vandana Shiva,“How India Can Restore its Food Sovereignty,”Think Landscape, March 4, 2024.

[8] Prabhat Patnaik,“The Peasantry’Victory over Imperialism,”People’s Democracy, November 28, 2021.

[9] Paramjit Singh,“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Neoliberal India: The 2020-21 Peasant Movement,”Socialist Project, August 8,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