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单车“重获新生”》——打了中国人的脸

       凤凰网报道：当首批3300辆共享单车从新加坡的单车“坟场”抵达缅甸的仰光港口时，缅甸企业家迈克·丹顿温(Mike Than Tun Win)长舒了一口气，这一天，他期盼了将近一年之久。一年前，新加坡oBike共享单车公司宣告破产清算。随后，中国的ofo和Mobike也陆续关停海外市场，一夜之间，大批共享单车沦为“弃儿”，等待它们的只有一种命运：以低于成本价数倍的价格被废品回收站收购，而后变为上亿吨钢铁垃圾。看到这个消息时，丹顿温感到有点沮丧，“我想把第一世界国家的资源浪费问题，转变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机遇”，他决定把这些单车从“坟场”运往缅甸。很快，1万个缅甸孩子将收到他们梦寐以求的自行车，从前步行一两个小时的上学路似乎不再那么漫长，因为上学路途艰辛而被迫辍学的情况也将改善很多。33岁的丹顿温感到自己刚刚迈出了一小步，他的目标是为缅甸的孩子们收购10万辆自行车。

      转过来看中国，共享单车确系中国创新事物。不过似乎一直不受待见：一是一开始就缺乏区域整体规划意识；二是市民公共意识较差——不是自家的东西随便来；三是一开始商家也缺乏运行模式的经验；四是所有各方之间没有基本的沟通（更别说充分的共同了）。也就是说，这项重大的社会创新就是在一种严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所以概括四个字就是“无序无规”。这就是以后一系列的混乱的基本起因。

      从整个运行过程来看，关键就在“取车”和“收车”，尤其是收车这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商家和政府都有责任，关键是沟通不够和政府没有意识到“非机动交通”发展带来的重大影响。比如，共享单车的出现，实际上使城市的自行车保有量的增幅大幅降低，出行也更方便。当然从自行车产业来讲，也是一个洗牌的结局。从近几年“创城”来看，废弃和闲置的自行车大大减少，甚至有的地方几乎看不见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自愿的优化配置。但总的来说从一开始，政府并没有敏锐的注意到这些方面的必然变化和效应。如果政府与商家有充分的沟通，再加上专业机构的论证和评估，最后协商出初始的方案作为城市试点推行，那效果就不一样了。共享单车这事说白了就是“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关键还在“取车”和“收车”这两个环节上：一是管理模式，二是计费模式这两个方面的可行性。实践也证明后来的冲突和调整都集中在这两点上。所以从一开始，政府就应讲明“我希望的目标和需要的结果是什么”；而商家则应提供“我能提供的解决方案有哪些，需要政府协调的有哪些以及整体的运行机制和秩序保障有哪些”。实际上很长时间里商家和政府之间都没有充分的沟通。

      共享单车这事实际上需要政、商和市民三方都有较充分的共识才行。 “共享单车”本身是市场机制下的刚性需求，不是那一方想不想就可以万事大吉的事情。这些年来共享单车的风风雨雨背后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从官的“不屑一顾”，到商的“盲目冒进”，再加上“公民社会的缺失”，不出“一锅粥”就怪了。好在商家“吃了一堑”，政府觉察到了“好事也要好办”，市民也意识到讲“公德”，也是与己方便。这样，才有了后来共享单车的有序和方便。也就是说历经磨难才有了如今共享单车的“彩虹”。

      其实，共享单车确实是一件伟大的创新模式，如果从一开始就动动脑子把事情的整体结构与过程充分考虑一下或许洋人也会伸大拇指说声“GOOD 我们国家也需要”。共享单车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发达国家乃至贫困国家都有存在的客观需求。如果我们一开始就重视起来，协同做好验证推广工作，那么“共享单车”的效应也不比“大国重器”的分量低多少，因为它在世界上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服务模式。一种模式所具有的潜在效应往往会被忽视，所以如果自省的话，那中国人自己该打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