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西式人文知识分子”

　　先引述一段话。这段话是一位自以为很有“使命感”的“人文知识分子”讲述的：

　　由此我想起了去年和某位史学泰斗老师在东京相见，老师刚一见面就跟我说的一段话：他说，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到了海外是不好混饭吃的，因为我们知道的那些东西，在人家国外都是常识，人家这方面的阐发，远比我们在国内吊着胆子，七弯八绕、费劲巴力传播的那点知识更直白、更透彻、更成体系。

　　所以一个（正经的）人文知识分子到了海外，就像一个日语专业的人到了日本，你相当于没有了专业一样﹣﹣你充其量算是具有了这里一个普通公民应有的那点基础觉悟，你在大学甚至研究生才学到的那些人文常识，人家恨不得在中学时代就已经给学生系统的阐述过了。

　　而你中学的时候，学的那些东西则都是糟粕，想要活明白，要被自我否定和当狼奶挤掉的。毕竟我听说，20世纪初非洲的食人生番到欧洲作展览也挺吃香的，欧洲人觉得好奇啊﹣﹣都二十世纪了，居然有人觉得吃人天经地义。而且，如果你能把吃人说出个花儿来，老外就更觉得新奇了﹣﹣舌尖上的原始人，东亚汉尼拔啊！

　　这段话也算是有自知之明。中国所谓的“西式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水平，大概也就是西方中学生的水平，甚至还有所不如。

　　过去百余年，中国的所谓“人文知识分子”一直努力扮演的就是“高高在上搞启蒙”。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蛮荒国家，中国人就是原始人，类似非洲的食人生番。而他们这些“人文知识分子”不一样，是被西方文明开化过的。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开启民智，教导民众。

　　然而，他们又没有能力自己发展一套理论体系。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儒家理论被证明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无法与西方国家抗争。他们就只能去吸收西方的人文科学，翻译西方的理论，引入中国，寻找支持救国强国的理论体系。不可否认，在百余年前，这些“人文知识分子”的翻译引入，对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也是舶来品，也是翻译过来的。

　　搞翻译没问题，念西洋经也没问题。但想做成事，就不能只靠念经。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靠舶来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诞生的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的成功，也是靠结合了舶来的西方市场经济的各种理念和社会主义中国现状，诞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真正做事的人，态度从来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人文科学的种种理论，是为我所用的，而不是支配我的，是“六经注我”。

　　但“人文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却始终没意识到这一点。总是喜欢搞“教条主义”，信奉“绝对真理”。举一个例子：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分类 -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 很明显是一个针对西欧历史的分类，马克思也承认这个分类不适用于西欧外的国家。

　　但当年中国的历史学家，却非要把这个分类扯到中国身上，把秦到清都成为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周。秦之后的所谓“秦制两千年”是中央集权官僚制，和西欧的封建制完全不是一回儿事。前三十年的人文知识分子，把马克思的著作当成绝对真理，教条式诠释马克思主义。

　　改开以后，“人文知识分子”喜欢“教条主义”，“绝对真理”的毛病还是没改。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西方资本主义都是错的”，变成了“西方资本主义都是对的”。

　　他们希望打造一个三级等级体系，西方在最上，中间是“人文知识分子”，底层是普通中国人。“人文知识分子”虽然远不如西方人，可能只是西方世界的中学生水平，但至少更接近西方文明。最底层是普通中国人。他们定义为野蛮的原始人，东亚汉尼拔。

　　过去百余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方社会变化没这么大，但也不少。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让西方社会也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和西方制度的种种问题，出现了各种新的人文思想和理论。

　　因为这些理论包含很多对西方社会的反思，不够“绝对真理，永远正确”。中国的“西式人文知识分子”反而不喜欢这些更新更现代的西方人文社会理论。他们喜欢的是“西方体制伟光正，高大全”。所以，他们拿出的的理论都是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那些东西，翻来覆去炒冷饭。当时那些东西，主要目的是服务资本主义和封建君主的斗争，有很强的宣传目的。对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只说好的，不说坏的。 

　　中国的很大一部分“西式人文知识分子”，不学习现代知识，也不观察社会现实，只会翻来覆去念几百年前资本主义的那套经文。把西方的几百年前过时理论当成万世不变的教条，然后不敢在西方教条基础上有任何创新，也不敢睁眼看现实世界。辩论不过，就对事更要对人，发明一些“舌尖上的原始人，东亚汉尼拔”这些词儿，然后宣布胜利。

　　他们的知识结构落后时代几百年。一个搞物理学研究的，知识结构却只限于牛顿力学，水平连中学生都不如，肯定混不到饭吃呀。

　　中国的“西式人文知识分子”的主要问题不是观点，而是水平。水平太次，还不愿意与时俱进，学习新东西。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