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為什麼用「亂槍掃射」的策略?

作者：方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投票他上台的群体就是这个需求，所以特朗普也只能用“乱枪扫射”的方式证明自己在干活了。

美國總統特朗普4月2日在白宮玫瑰園宣布對包括中國在內的185個貿易夥伴加徵「對等關稅」，引發國際社會震動。

全球股市受此影響，在短短幾天大幅下跌，許多歐美城市更是爆發了反對特朗普的遊行。

如果細看特朗普新加徵的關稅，其實很容易發現是經不起推敲的。

所謂「對等關稅」稅率是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聲稱在估算了各國對美國商品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後，科學計算得出的。但實際上，其中存在嚴重的缺陷。

USTR「對等關稅」計算方法的核心假設就是認為兩個經濟體間不應該存在貿易逆差，將雙邊貿易逆差直接等同於「貿易壁壘」，並以此推算對等關稅稅率。

事實上，貿易逆差是宏觀經濟失衡的結果，受滙率、產業結構等多種因素影響，而非單純由關稅或非關稅壁壘決定，USTR的假設是不合理的。

在具體計算關稅稅率時，USTR稱引入了進口價格彈性和關稅對進口價格的傳遞率令結果更科學。但實際上，這兩個因素在行業間存在很強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難以精確估算，而且USTR也未提供任何數據或方法論來支持其對這兩個變量的估算，二者更像是被用來偽裝科學的形式化符號，而非實際可操作的參數。

更有意思的是，USTR在實際計算中可能將關稅稅率直接簡化成「美國與各國的貿易逆差除以該國對美出口額」乘以0.5後得出的粗糙估算，並對比例低於10%的國家，大而化之地統一加徵10%關稅。

更可笑的是，白宮還將此稱為是對其他國家的「寬大處理」和特朗普總統的「仁慈」，實在是無厘頭。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

在特朗普加徵關稅的大棒背後，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採取的策略。

與過往針對性加個別經濟體的關稅不同，這一次特朗普採取了「亂槍掃射」的策略，幾乎是對所有與美國有貿易往來的經濟體都進行了加徵關稅。

那麼，推動他這樣做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如果純粹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講，美國應該打擊主要競爭對手中國，而要拉攏越南、印度等周邊國家。如果是從解決工業產品貿易赤字的角度講，應該重點打擊美國存在較大貿易逆差的經濟體。

在這方面中國自然是首當其衝，另外就是應該選擇打擊不在中國生產，但通過繞道第三國生產再出口至美國的國家，例如以越南為代表的東南亞國家。

所以如果僅僅是從地緣政治或者貿易赤字看，實際上沒有必要大動干戈對所有國家都徵關稅。

特朗普之所以要採用這種手段，貿易赤字只是表面的原因，背後的原因其實是為了取悅其在美國國內的支持者。

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特朗普的支持者大多是過去世界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受損者。

特朗普通過這種普加關稅的手段，實際上是想這個告訴他的支持者，自己有手段保護他們的利益。而且採用這種戲劇性的手段，也是特朗普為了將其自身與傳統華盛頓政客鮮明地區別開來。

華盛頓傳統政客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也不論左派還是右派，雖然他們也都在口號上主張要保護民眾利益、保護工人階層，但真正做的都是些口惠而實不至或小修小補的補貼政策。

特朗普的舉措實際上是想用這種非常規的手段，來向支持者證明只有他這樣的領袖才能全力捍衞中下層藍領和白領的利益。

美國基層怨憤原因

所以特朗普整個決策看似是針對美國之外的其他經濟體，但實際上是服務其內政的需要，背後折射出的其實是「外交是內政的延伸」。

而在美國內政中，之所以出現一大批不滿的中產階級中下層，實際上有兩大原因。

一是美國製造業競爭力在全球化衝擊下大幅削弱。

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美國曾是主導者和領頭羊，美國不少人一度認為反對全球化的力量將主要來自窮國的人們。但經過全球化幾十年的發展，大量產業及企業轉移到了競爭力更強的中國、印度、越南等亞洲新興國家，美國藍領階層的工作崗位大幅減少，經濟利益受損。

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約翰．加普（John Gapper）曾在十多年前撰文指出，（全球化）贏家是中國和印度的工廠工人，而輸家則是西方的中產階層。

二是美國經濟脫實向虛，社會分配不公加劇。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美國逐漸放棄製造業而選擇利潤更高的金融和高科技產業。

原先支撐美國繁榮的東北及五大湖附近的工業地區製造業逐漸空心化，工廠或倒閉或遷移，城市迅速衰敗、社區凋敝、機器生滿鐵銹，形成了所謂的「鐵銹地帶（Rust Belt）」。

譬如，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的幾十年中，以克利夫蘭、底特律、匹茲堡為代表的城市出現了大量人口遷出和家庭收入中位數下降的問題。

身處其中的白人藍領群體不僅失去了祖輩曾擁有的中產富足生活，還喪失了曾經的身份榮光，陷入社會地位下降的困境。

 特別是在2008年美國量化寬鬆（QE）之後，分配不公令社會兩極分化愈發嚴重。

量化寬鬆令社會中財產性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高於工資性收入的增速，原來主要依靠工資性收入的白領和藍領在新的社會階層分化中再一次下沉。而這些階層下沉的人數眾多，他們對此積累了長期的不滿與憤怒。

後來也正是這些對華盛頓建制派徹底失望的群體將特朗普「抬」入了白宮。

其實特朗普在總統競選時選擇的副總統萬斯（JD Vance）恰恰是從「鐵銹地帶」成長起來的，他在2016年出版的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一度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榜榜首。

書中描述了萬斯自身的成長經歷及其家族的貧困史，側面反映了美國老工業地區逐漸衰敗的歷程，也揭示了美國社會內部所存在的系統性問題。

因此當時有分析者指出，萬斯書中所描述的現象，可以部分解釋為何大量底層白人成為特朗普的擁躉。

各國三類反應姿態

在特朗普向全球揮舞關稅大棒之後，世界各國的反應大致有三類。

第一類是採取了「跪低」的姿態，主要是小國和對美國具有安全依賴的國家，譬如越南、日本、新加坡等。

以越南為例，其率先發表聲明稱願意將越南進口的美國商品關稅降成零，以求饒的姿態希望美國推遲對越南加徵的關稅時間。日本和新加坡也表態放棄對美國採取報復關稅。

第二類則並未有即刻跪低，而是威脅要對美國進行關稅反制，採取了一邊遞橄欖枝，一邊遞大棒的姿態，希望將美國拉到談判桌前。

以此為代表的有法國、德國等歐盟成員國和加拿大。

第三類則是在特朗普宣布加徵關稅的第二天就立即進行對等關稅反制的中國。

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其實是有備而來。中國選擇宣布對美國加徵關稅的時間是在北京時間4月4日傍晚6點（美東時間凌晨6點）左右，這個時間歐洲股市已經開盤，而美國股市即將開盤。

恰恰選擇在美股即將開盤的時間點宣布進行關稅反制，可以看出中方做足了應對準備。

其實在過去幾年中，中國在出口結構上也進行了積極的戰略準備，通過構建多元化市場，降低了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

在數據上，中國對美出口佔全部出口的份額已從2018年的19.2%降至2024年的14.7%，對東盟出口佔比由12.8%提升到16.4%，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出口佔比由38.7%提升到47.8%。

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對中國的加徵關稅並不會造成根本性影響。

在特朗普政府對世界大加關稅的背後，更多的是美國社會結構性的問題，不是特朗普個人特質和性格偏好所決定的。

而且這種右翼民粹崛起的現象不止出現在美國，歐洲許多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

德國民調機構INSA公布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2月德國大選中得票率最高的聯盟黨（基民盟/基社盟）支持率跌至24%，而被德國主流社會標注為右翼的另類選擇黨（AfD）則以24%的支持率首次實現與聯盟黨平起平坐。

這意味着如果德國大選放到今天而不是兩個月前，那另類選擇黨很有可能就成為第一大黨了。

不僅僅是德國，包括意大利、法國甚至是英國等老牌歐洲國家，都出現了右翼民粹政黨快速崛起的現象。

所以對香港來說，需要清醒地認識到歐美出現這種結構性的轉變是不可逆轉的。不必抱有也許美國三年之後換了總統就會出現180度大轉彎的期望。

未來香港的發展要更有意識地配合國家拓展新興市場。

但這個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過去香港傳統主要是做歐美市場的生意，以中間人的身份銜接內地和歐美市場，習慣了歐美的商業模式。

在新興市場中，香港除了對東南亞市場可能較為了解，對中東、非洲、東歐等新興市場其實是不熟悉的。

所以香港未來需要在這方面和國家有更緊密的配合，在國家各類企業「外引內聯」過程中發揮自由港優勢，擔當好平台角色，令內地熟悉新興市場的人才和新興國家想進入內地市場的人才在香港滙聚，成為內地企業與新興市場間的關鍵平台。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