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飞升成演技派了?别开玩笑

​作者 | 我是影小妹

  看完内地清明节档期的电影票房成绩,业内一片哀嚎。

  想到会差,但没想到那么差。

  很多人分析是没有大体量的片子上映,再加上《哪吒》的虹吸效应,导致观众急剧流失。

  当然,新上映的电影里,质量没有特别拔萃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今天要说的,是清明节档期里评分最高的一部,也是争吵最激烈的一部——

  《不说话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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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有剧透

  此片预售票房一路飙升,不仅刷新了近三年清明档国产片的纪录,点映期间更是收获了观众们一片“看哭了”的赞叹。

  要说话题性,聋人父亲与听人女儿之间的亲情故事并不能真正做到吸引观众。

  而真正在前期有讨论度的,其实是主演张艺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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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情节并不复杂。

  聋人父亲小马(张艺兴饰)在离婚后独自承担起抚养女儿木木(李珞桉饰)的重任。

  木木虽然能听见声音,但从小与父亲用手语交流,几乎不开口说话。

  父女俩蜗居在一家由聋人经营的麻将馆里,日子虽然过得并不富裕,但那份相依为命的温情却让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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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前妻的突然归来打破了这份宁静,她提出争夺抚养权,让小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前妻经济条件优越,承诺给木木更好的生活,而小马既无稳定收入,又因听障在职场上屡屡受挫。

  为了争夺女儿,他铤而走险加入诈骗团伙,通过故意撞车骗保来赚钱。

  最终,小马被捕入狱,女儿在法庭上崩溃大哭,一句“我爸爸是好人”让反派临时翻供,案件得以从轻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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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后,木木成为了一名法律工作者,致力于帮助像父亲一样的听障群体。

  导演沙漠延续了原版短片的风格,通过独特的视听语言强化了聋人群体的主观视角。

  听人的对话被消音处理,画面变得模糊,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小马的无声世界。

  父女互动的细节设计尤为用心:

  两人睡上下铺时通过镜子用手语交流,在墙上比划出飞鸟的光影,木木用吹笛子来表达爱意,而听不见的小马只能用力鼓掌回应。

  这些片段确实让人感动落泪,但问题在于,这些温情瞬间更像是精心设计的“情感按钮”,而非真实生活的自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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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木木突然决定跟随母亲移民,只为逼迫父亲放弃危险行径;

  机场离别时,小马被误认为罪犯按倒在地,木木哭喊着“放开我爸爸”——

  这些情节的戏剧冲突过于刻意,仿佛是专门为了触动观众的泪腺而设计的。

  张艺兴的表演成为了观众们争议的焦点。

  客观来说,他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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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演好聋人父亲这个角色,他学习了手语,模仿听障者的肢体习惯,在某些日常场景中甚至让人忘记了他原本是一位偶像歌手。

  然而,当他需要展现角色更深层次的复杂性时,表演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小马这个角色不仅仅是聋人,更是一个被前妻抛弃的单身父亲,一个明知女儿跟着母亲会过得更好却执意争夺抚养权的自私者,一个被生活逼入绝境的底层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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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身份本应交织出扭曲的欲望与挣扎,但张艺兴的诠释大多停留在“憨笑”与“突然黑化”的两极。

  面对前妻时的暴怒、被警察逮捕时的凶狠、陷入诈骗团伙时的道德崩塌,这些情绪转折都缺乏足够的铺垫,显得过于生硬和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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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更大的问题在于逻辑上的断裂。

  小马争夺抚养权的动机始终模糊不清。

  他明明知道前妻能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甚至原本约定等木木上学后就让前妻接手抚养权,却在关键时刻突然变得偏执起来。

  编剧试图用“父爱”来解释一切,但实在难以说服观众。

  一个聋哑人父亲,是出于什么心理,让孩子跟着自己颠沛流离?是父爱?

  而诈骗团伙的设计更是显得儿戏,女销售仅凭一句“打官司需要钱”就让小马甘心卖命,犯罪过程毫无技术含量可言,仿佛聋人天生就是容易被利用的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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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漏洞被密集的煽情片段所掩盖:

  雨中骑电动车接女儿、父女在工地相依为命、木木说出“要是没有我就好了”。

  导演不断用滤镜、慢镜头和悲情配乐来轰炸观众,让人无暇思考故事的合理性。

  影片一方面在试图打破刻板印象,展现聋人之间的互助温情。

  麻将馆里的聋人们为了保护木木的纯真而掩饰打架纠纷,搬迁时集体沉默目送木木离开,希望她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但另一方面,它又不自觉地将听障群体置于对立的两极。

  前妻是冷漠的闯入者,诈骗团伙是纯粹的恶人,法官武断地认定“聋人不值得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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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非黑即白的塑造方式恰恰加深了“聋人=善良受害者”的刻板印象。

  更遗憾的是,电影避开了真正的社会症结。

  小马找不到工作、被酒店开除、依赖女儿当翻译才能接活。

  这些细节本可以引出教育资源不均、就业歧视、社会福利缺失等结构性困境,但影片只是草草带过。

  当成年木木在法庭上高喊“聋人需要更多包容”时,口号式的呼吁显得苍白无力,仿佛社会问题只需靠道德感化就能解决。    

  这种创作思路暴露了当下国产现实题材电影的普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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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的作品将镜头对准边缘群体,演员们也热衷于通过“自毁形象”来寻求转型。

  赵丽颖演听障母亲、王俊凯演口吃少年、易烊千玺挑战脑瘫患者……

  这种探索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若只把残障当作演技跳板、把苦难简化为催泪工具,最终呈现的仍是悬浮的伪现实主义。

  不可否认,《不说话的爱》确实有其存在的价值。

  它让更多观众开始关注听障群体,影院里的抽泣声至少证明人们愿意为陌生人的苦难共情。

  然而,当电影将残酷现实包装成糖果色的童话、用“哭就完了”来取代真正的思考时,这种感动终究是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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