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中国经济难题不在于缺乏创新 应利用特朗普上台契机修补与西方关系

“中国经济现在出现严重的困难，显然不是因为它没有继续创新。”

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黄亚生，在谈到中国经济现状时，首先这样回答。

黄亚生娓娓解释他的逻辑：“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电动车、高铁……有很多这方面的产品，它在规模生产、商业模式、用户体验的方面，确实是非常杰出。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整体现在出现严重的困难，比如消费不足和就业困难；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中国全要素生产力出现相当程度的下滑，显然中国经济和技术之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在2023年的发明专利申请位居全球第一。对此，黄亚生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也指出，许多学术研究都表明，如果对质量严格把关，就会发现中国的专利并不特别杰出。

他分析，中国投入大量资金来开发建设设备，建设基础设施等来实现量产，但“显然没有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也显然没有创造很多收入的增长，另外也没有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力。”

“所以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经济增长当然要靠技术推动，但是总体上，经济增长是要靠全体社会的收入增长，然后增加消费。中国经济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不成功的。”

对于外国人惊叹的中国产品价廉物美，外卖等生活服务无微不至，黄亚生认为，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因为这背后是提供服务的快递员极大的付出，“如果一个经济体制仅仅是强调低成本，而没有增加收入的话，它绝对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中国是这一个方面的典型例子。如果有人说中国有低成本的优势，那中国也就有低收入的劣势，就是这么回事。”

他说：“劣势就是人很穷嘛，你生产这么多东西，他买不起你的东西。”

一般人会将庞大的人口规模视为中国低成本现象的原因。黄亚生则是从制度与结构上看到其他情况，比如农村土地廉价转化为工业用地，成了对工业的极大补贴。他也看到有调查数据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征地的成本可能是卖地收入的1%到10%左右，巨大价差成了地方政府的的财政收入。与此相对，农民人均的年财产性收入只有300多元人民币（60新元），也不享有城市居民相等的社会保障，导致中国农民群体难以像其他经济体的农民一样，成为有消费力的群体。 黄亚生说：“去年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两位是我在MIT（麻省理工大学）的同事，讲的就是一种掠夺性的经济制度，它会在一段时间取得进步，但是早晚会出问题。”

不过，黄亚生并不赞同国际上隔一阵即泛起的“中国崩溃论”，他在1995年代还写过文章，题目就是“中国为什么不会崩溃”。199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全球化还是国际主流，世界相对和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大力推进对外开放，中国国企进行私有化，学术界与媒体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黄亚生还描述说，当时北京对于解决台湾问题也不是那么强调，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上不那么咄咄逼人，当时的中国虽然也面临许多问题，但还是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今天的中国继续面对各种问题，但他看不到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和意图，加上外资大规模撤退、中美关系紧张还在加剧经济压力。黄亚生表示，他不认同美国对中国的定性与打压，不认为中国有意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不主张中国发生激烈的政治变革，马上成为像“台湾、韩国一样的民主体制”，但他相信中国大陆完全可以成为“温和、理智、务实的一党制度”，政治改革可以循序渐进，甚至比较慢。他担忧的是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地走回头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原籍湖北的黄亚生出生于红色世家，祖父黄负生是中共成立时最早的57名党员之一，父亲黄钢是红色报告文学作家和剧作家，黄亚生则选择以不同方式履行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公共责任。他1981年留学哈佛大学后留美，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之后在哈佛完成博士学位。

黄亚生经常公开发言，对美国与中国的现状都直言不讳地做出批评。他重实证研究，学术论著《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曾被英国《经济学人》评为2008年度最佳图书之一。他的《EAST的兴衰：科举、专制、稳定与科技如何带给中国成功，又为何可能导致其衰退》入选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23年度的最佳图书。黄亚生还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创办了中国和印度实验室，帮助两个国家的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

他相信，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相辅相成，经济的完全自由与政治的完全独裁不可能在一个国家长时间同时存在，经济自由迟早会推进政治自由的提升；过去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做了政治改革的尝试。

尽管对于中国“走回头路”感到担忧，他依然有乐观的理由，那就是：“中国毕竟不是北朝鲜。中国人已经知道经济发展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样子，这个是最大的区别。”

此外，中国执政党的认受性与合法性，来自于推动经济增长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庞大的中国政府也需要经济增长来维持政府自身的开支。黄亚生说：“我的判断是，接下来两三年，这种现状不会这么持续下去，something is going to change（必然会出现改变），比如有一个办法就是：与西方改善关系。”

应抓住契机改善与西方关系

黄亚生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对中国而言，是让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契机，毕竟是新政府上台，何况特朗普可以用交易方式“买断”。 他也对中国喊话说：“如果你停止支持俄国，基本上就改变欧洲对你的看法。东南亚这边，对菲律宾的那些……你就稍微地收敛一点。你可以说水域岛礁都是你的，但不要去拿水枪喷人家。东南亚总的来讲还是比较倾向于中国的，它不愿意跟中国作对，但你得给他个台阶下。”

这个主张的原因在于，中国提振内部消费是非常漫长的过程，外部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而非市场，如果改善与西方和美国的关系，中国经济的现状可以缓解，至少不会更糟。

他也提醒，中国自身与外界的“捧杀”者应有清醒认识：算人均GDP，中国是美国的大约15%；算人均居民家庭收入，中国只相当于美国的8%，这种情形下中国如果挑战美国，靠什么？为什么？

“原始的民族主义者非常会做乘法，人口乘以人均GDP得出一个很大的数；理智的民族主义者在考虑中国的发展时，是做除法。民族主义本身没有错，但是你应该考虑的是人民的生活水平。”　

看好东南亚的机遇

黄亚生近年把目光投向东南亚，而且是以他一贯重视实证的方式去进行研究。三年前，他在麻省理工大学开设了该大学史上第一个关于东南亚的课程，授课方式特别，学生不是通过考试满足学分要求，而是让学生到东南亚，为当地企业做咨询。

他评估，过去几十年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是不发达国家的巨大的机会，中国抓住了机会，而其他国家没有抓住机会。

“现在等于是逆全球化，逆全球化说得精确一点的话，是逆中国化。这个时候又得去看哪些国家能抓住新的机会，我对东南亚是蛮看好，新加坡在这里面应该起更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