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婕 | 节奏与“时间的生产”：日常生活批判的时间盲域

邱婕｜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探索与争鸣》第五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征文二等奖获得者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2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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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婕

为什么时间和节奏越来越偏离人类社会轨道

回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1980年代初，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蛇口工业区，就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动员口号，“中国速度”引领“赶超型现代化”，城镇化率和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当前现代化进程走到“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遇到传统、现代、后现代以及农业、工业、后工业不同发展阶段“时间压缩”“三期叠加”的挑战。过去40多年中国现代化建设付出了巨大的时间代价，2020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与欧盟劳动生产率的追赶系数提高至33.5%，同时却有42.57%的从业者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时间压力和焦虑的社会心态日益蔓延。近些年来，日本社会“穷忙族”“过劳死”现象爆发也给我们以警示。我国早在1995年前后已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等来限定劳动时间，但时间引发的社会矛盾仍然严峻，如快递员、外卖小哥的时间之困尤其引发社会关注。

“时间”作为社会构成要素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是当代社会理论需要回应的重要主题。但现有的时间研究侧重将时间简化为物理时间或历史时间变量来解释劳动过程、消费行为、城市规划、社会变迁等议题，往往避开了时间的社会性。当下，我们需要从物理时间面向或者说“社会的时间性”回到“时间的社会性”。回溯涂尔干学派关于社会时间的经典解释，涂尔干和莫斯曾关注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十二生肖等时间象征，从略带神圣色彩的社会分类体系和集体意识论证时间的社会性质，明确定义“时间范畴的基础就是社会生活的节奏”。涂尔干的理论抱负意在通过“时间范畴”的社会性定义来挑战康德“先验范畴”的认识框架，提供了时间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理解思路。但是，他过于强调集体先于个人的总体主义立场，在力图证明社会事实以及社会如何可能的宏大叙事中滑向了社会决定论的倾向。因此，节奏也被涂尔干学派解释为一种社会现象，独立于个人的外在集体表征。为了避免时间范畴陷入宏大叙事的阐释困境，列斐伏尔最先把“节奏”作为研究专题，通过“节奏分析”将对时间的宏大讨论带回到以往被忽视的日常琐事和生活时间，强调自然节奏和社会节奏、自我节奏和他者节奏的失衡关系，并以此尝试给出新的现代性诊断。

作为日常生活批判的收官之作，时间的“节奏”一如“空间的生产”，是另一条隐藏的批判线索。遗憾的是，列斐伏尔在晚年定论之际提出的节奏分析却一直被失察。列斐伏尔理论广为人知的是空间生产、空间正义，尤其是二战后欧洲快速城市化的弊病暴露，促使空间理论成为取代城市建筑和规划的先锋话语，以及从空间视角破解资本与权力控制的密码。但上述解读偏离了列斐伏尔关于时空、现代性、日常生活的总体性思考，窄化为单一的空间叙事。当列斐伏尔思想传播至中国，同样出现了特雷比希评价“广为人知却罕为人解”的情形。这场以空间政治批判作为路标的理论旅行，放逐了现代文明的时间维度，回避了社会批判的一个隐蔽问题，即为什么时间和节奏越来越偏离人类社会获得自由时间的轨道，而对日常生活带来重重挑战？

当下，我们应当正视空间转向造成的理论“盲域”。笔者试图重拾《日常生活批判》的终章，探讨当代社会加速与快节奏是怎样产生日常生活的新异化，进而填补“时间的生产”命题。为了完成这项理论命题，全篇将分三个环节加以论证：第一，从列斐伏尔深受影响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视角来剖析节奏分析的内在理路，解释“节奏”概念工具何以破解抽象无形的“时间之问”；第二，通过节奏分析比较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变化，产生了哪些新的时间规训；第三，针对节奏异化的新诊断，勾勒日常生活的救赎方案。

节奏：社会时间的具象

从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宇宙静观到奥古斯丁的“时间之问”，无所不在但却无从把握的时间引起了诸多追问。以爱因斯坦与柏格森的论战为标志，双方分别表达两种时间认知路径：前者代表的物理时间观提问“时间是什么”，以沙漏、钟表等作为“什么”的替换物；后者持有的生命时间观则追问“时间”之“是”（存在）本身。第一种路径是近代以来笛卡尔认识论和牛顿经典力学的传统，把时间理解为一种外在刻度，影响了后来的实证主义取向，导致时间地理学、时间社会学等研究将时间简化为物理时间或历史时间，作为自变量置于因果解释链条之上，却绕开了时间的社会性问题。第二种路径引导我们从物理时间面向或者说“社会的时间性”这一后台，回到“时间的社会性”的研究前台。这也是列斐伏尔节奏分析的出发点，《节奏分析》开篇就是“存在物的批判”，着重打破时间是“什么”的回答方式。厘清“存在物”和“存在”两个层面，是理解时间和节奏分析的前提。胡塞尔批判19世纪实证科学盛行带来了“只见物而不见人”的时间观，强调“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并进一步推演超越物理时间的现象学时间，提出时间的意向特征。正如古诗讲述的人生四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逢”“遇”等时间性表述将“喜时”指向“喜事”，阴历这一传统历法实际上是“记忆动感情的事”。生活时间区别于点线状的物理时间，呈现为意向相关的多维网络，进而借由现象学的哲学钥匙，打开了理解时间社会性的另一条路径。

具体的社会时间是什么？现象学和存在论尚未给出答案，这给社会时间的诠释留下一个悬而未决之谜。对比测量物理时间的计时器及其分、秒单位，与之具有形式相似性、能够显示社会时间流逝的某种实在就是“节奏”，甚至这一形式相似性是出于前者对后者的模仿。涂尔干曾指出，日、月、年等时间区分的记号，是集体生活节奏的表达。作为涂尔干的学术接班人，莫斯的民族志故事进一步刻画了节奏何以成为社会时间的具体形式，从社会形态学角度描述爱斯基摩人的日常生活节奏。例如，冬、夏两季的变化影响居住方式乃至自杀、宗教、法律、财产分配。由此，季节变化的自然时间延伸到社会时间和集体生活节奏。如同“空间本没有左右、上下、南北之分”，时间也没有起、止抑或过去、未来之说，时间的长、短差异不仅是分、秒的间隔，更指向社会互动关系和意义，亲密关系间的推心置腹与陌生人间的客套寒暄相比，时间仿佛更加短暂。

如果节奏不同于机械性的速度快慢，那么如何界定“节奏”？人们对于节奏往往“日用而不知”，列斐伏尔模仿奥古斯丁的设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几乎所有人使用这一词的时候都认为自己理解词义，但含义仍然晦暗不明”。节奏最初是关于音乐艺术的修辞，以重复、连续性的节奏规律为艺术形式。根据现象学的时间意向特征，“听声音”现象说明每个瞬间听到的声音都蕴含过去和将来的声音势态，否则只是一个个独立的泛音。音乐起承转合的连续性，形象地表明了时间具有滞留（过去）—原印象（当下）—前摄（将来）的意向结构，即“时间晕”（Zeithof）连续统。透过意向性的时间晕圈，节奏不仅存在于艺术领域，还存在于非艺术的社会生活，身体脉搏、呼吸频率或是日常吃饭、工作、睡觉等重复性的例行常规，都是对节奏的描述。

广义上说，节奏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节奏的单调或重复、连续或间断、漫长或短暂，甚至没有节奏，都决定了日常生活的特定时间秩序。西美尔曾指出货币逻辑对商业社会生活节奏的影响，由于货币经济要求准时、精确，对社会时间的改变表现为破坏昼夜交替的生活节奏，替代为具有控制性的固定对称节奏。商业社会生活的日常性，突出了日复一日的时间计算。列斐伏尔受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影响，认为马克思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框架并不能涵盖社会全貌，他增加了日常实践，其中重复性实践指向西美尔描述的货币经济和节奏改变。因此，与其说节奏是时间形式，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时间结构。例如，人们几时起床、工作似乎是个体内在意识的自发活动，但其实忽略了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在同一时间做着同样的事情，被闹钟唤醒、工作、吃饭、休息，这意味着还有一个共有的社会时间。人们常说“到什么时候就应该做什么事”，这个约定俗成的节奏也成为大众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正如“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的人生规劝，代表中国文化对不同年龄、世代给予的社会角色期待。日常生活看似琐碎重复，但人们知道如何在时间流中“继续”行事，是因为节奏确定了一种集体生活的制度。由此，节奏作为消解抽象时间迷雾的关键，将问题域带到日常生活批判。

节奏失衡：日常生活的深描与时间困境

节奏分析的路径从“存在物的批判”出发转向日常生活，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论调，转而拥抱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按照列斐伏尔的说法，日常生活批判是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基石上“勇敢往前跨出的一步”。往前的一步，重在从日常生活细节诊断现代性病症。通过节奏分析，我们才能明白习以为常的行为是如何在此时此刻发生，进而回答日常生活批判的哲学发问，即“人们按照目前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是如何可能？”

（一）循环与线性：顺时、即时的节奏机制

不论是自然界晨昏、日夜的交替，还是人类工作、闲暇的规划，都具有特定节奏。“多元节奏”（polyrhythmia）的概念，指涉不同世代、阶层所处的不同生活情境及其不同时间尺度。根据依靠传统的“每日（day-to-day）生活”和依赖经济技术的“日常（everyday）生活”的划分，对应的是由来已久的循环时间和线性时间之分，前者是参照昼夜更替等自然现象的周期性规律，后者是资本积累驱动的计时技术及其数量化形式，相应形成两种节奏。结合现象学时间晕圈的视角，可以深描不同节奏机制如何使时间制度内化为人们自觉遵从的行为规范。

从时间系统的发生来看，传统社会采集、畜牧等生产活动具有高度自然依赖性，需要察天文、观天象来筹划日常行为的时序。古典经籍中有关“时发”“时中”“随时”等卦辞与现象学的“到时”理念相似，教导人们“应乎天而时行”。天时观的核心是围绕农业、渔业等生产活动和宗教仪式的需求，节气、历法还决定了会友、嫁娶、乔迁诸多事件“宜”或“不宜”之时，这种“奉天时”的处事之道构成社会的组织模式。我们不妨从《诗经》的叙事来看古代中国农民日常生活的“季节节律”，不仅农业劳作有着春耕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循环周期，节庆仪式也具有季节性规律，“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就表明春秋两季是举行婚礼仪式的恰当时期。布迪厄在卡比利亚地区的考察也发现，时间的习惯法受不同地区文化传统影响，他尝试描绘时间示意图，并没有选择一条线性直线，而是采用正弦曲线图，来呈现长短不定的持续周期、起讫日期、过渡期、吉时或凶时对应的农事活动和禁忌，刻画了社会时间的独特建构样式。在循环的时间体制下，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往往“空着时间，悠悠自得，无所事事的消遣”，这也是中国乡土社会“过日子”的生计结构与“消遣”的生活方式。

工业社会的时间计算从自然节律演变为机器运转速度决定的线性节奏。就节奏的重复性而言，不论是前现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区别在于，循环周期具有指向生活事务的定时意义，线性重复则被抽象为数字形式的量并指向“时间就是金钱”的计算逻辑。在线性节奏的序列，人们没有时间“去做”（to do）每件事，但是每一次“做”（doing）事情都占用时间。为了确保“做事”的高效性、精确性，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20世纪初福特汽车时代兴起了现代科学管理制度，时间表和线性节奏的管理形式被普遍应用在工厂、教育各个领域，包括惩罚工人不守时、通过学校教育培养时间纪律。线性的机械重复使日常行为趋于标准化，工作取代了闲暇，消费取代了消遣。与此同时，工人掀起了缩短工时运动的抗争，推动《10小时工作法案》（1847年）等工时制度改革。但这也引起另一种时间控制，除了工作时长的问题，还涉及节奏的计算，出现缩短10小时工作日却增加劳动强度这类“加速的管理”。自此，时间成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和异化理论的经典主题，强调加速、提效的线性节奏也指向一种新的时间规训与异化。

（二）节奏失衡：加速的时间景观和危机

循环韵律与线性节奏的关系是日常生活批判的核心轴线，“节奏失衡”（arrhythmia）的危机直指现代性议题。列斐伏尔提出钟摆之喻，“钟摆的循环转动轨迹还伴随一个线性的嘀嗒声。二者的辩证关系，构成时间的度量（即节奏）”。但是，随着线性节奏作为工业社会产物逐渐演变为日常生活的“领奏”，钟摆轨迹走到失衡的拐点，甚至时间加速本身成为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列斐伏尔洞见了社会有机体与生物体存在“心律不齐”的病症类似，也会出现“节奏失衡”的现代性症结。精确测量的时间表如同“驯马术”，快节奏使人像动物一样被迫习得机械的重复行为，个体内在的时间意识和需求妥协于社会节奏。譬如，吃饭就是身体陷入时间规训的一个细节，人们就餐往往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到点”了。从节奏折射出的时间“晕圈”来看，就餐的例证还可以进一步分析节奏背后的一系列社会制度规定，“到点”这个语词或现象还意味着工作到点结束、餐馆到点营业等。在信息时代的全天候经济下，“24小时”的商业模式、“996”“007”的工作节奏，再次打乱了就餐时间，人们随时可以外卖点餐，实时更新商家接单、制作、派送的进度和耗时。在平台管理端则是以监测外卖员行为轨迹、超时惩罚，甚至规划逆行交通路线等进行时间控制，外卖员上楼、等待的时间都有精确的数字记录，以此来换取配送、派单各个环节的流通时间耗费最短。问题在于，我们看似拥有自由选择的时间权利，但弹性化的技术策略和时间边界的破除，实则削减了时间配置自由。

置身数字社会，自我节奏和社会节奏的裂痕加剧。电子媒介技术已经达到每秒浮点运算百亿亿次的速度，个体在前所未有的技术驱动下追赶社会节奏。如今人们沉浸于15秒看完一部短视频，几分钟听完一本书，十几分钟看完一部影视剧解说。更关键的是，当经济逻辑塑造的时间理性嵌入日常生活，工业流水线生产的一套时间管理术已成为现代人自我管理的必备技能。今天的工作生活高度依赖“艾森豪威尔矩阵”（根据事情的重要性进行优先排序）、“番茄定时器”（切分25分钟工作、5分钟休息等时段）等数字时间管理工具（DTMT），各种手机软件的算法设计要求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任务，并且以实时的“在线”状态来应对更多事务。但是，超自然的加速涡轮也造成失衡、眩晕的病理状态，如抖音等短视频流软件往往使我们陷入其中而失去时间感知，并且问题转嫁到个体对技术掌控以及自我时间管理的能力上。在时间管理的责任压力下，我们身体的视觉、听觉甚至习得1.5或2倍速的节奏。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也卷入快节奏，升学、求职、婚育、养老每一步都被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21天瘦身训练”“21天学通人工智能”诸如此类的教程达到破百万的点击量，担忧落后的心态渲染了全社会的时间焦虑。时间“压缩”“加速”反而引起时间匮乏的焦虑感，不断临近的各种截止时间逼着人们总是匆匆忙忙地赶时间。

（三）线性节奏的逻辑悖反

节奏失衡的时间病症，突出了现代社会以线性序列占有并重构时间、以提速增效和节约时间为生产管理原则，反而陷入“时间都去哪儿了”“速度越来越快，时间越来越少”的困境。从传统社会顺应自然的集体生活节奏到现代社会的时间管理，过去原本充裕的“耗时间”变得越来越“赶时间”，时间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日常生活乃至自我管理都卷入加速社会的涡轮快速旋转。

根据节奏分析的理论线索，不难解析线性节奏和时间危机的根源。一方面，时间的线性切割，切除了意向性的多维网络。节日的商品化是典型例证，传统节日庆典阖家团圆的意义被消解，即便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春节，人们的注意力也日渐被各大商业平台在整点推出的抢红包等营销活动吸引，与家人朋友面对面的互动越来越少，这种注意力进而被资本转换为可获利的流量经济。时间管理的价值序列被颠倒，生产消费的经济目的超过生活闲暇，时间的“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工作之余所谓的自由时间也成为空闲假象，充斥着各种影像及其背后推销的“景观商品”。如今花呗、白条等消费借贷和分期付款机制，更是隐蔽地诱使人们透支“未来”的工作时间以换取“现在”的消费满足。过去不再被怀念，未来也不再被期许，时间在价值的头足倒置中被最大化切割为无数个点状的瞬间，即刻的“及时行乐”被奉为生活信条。

另一方面，大量制造的时间景观，重新填充时间碎片。现代技术“座架”建构了一个“镜像”世界，如同列斐伏尔描写的“媒介化的一天”，声音、图像、网络直播、短视频流占据了海量的时间，随时可以接收任何地方的事件资讯。但这仅仅是“贪新鹜奇”的瞬间一瞥，人们的注意力不断从一个事件转向另一个新事件，再被滑动到的下一个新的15秒短视频所吸引。实时刷新的热门搜索榜，很多只是商业和媒体以吸引眼球、获取注意力和流量为目标而渲染的热点。事件的记载、存储方式不断更新，新闻制造的信息洪流转瞬即逝，已导致“互联网没有记忆”的悖谬，热点事件短时间内快速引爆，又快速被遗忘。商业和技术以“无机性”的人造数字记忆，抹杀了人类生命和意志的有机记忆，也冲击了社会集体的文化记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何列斐伏尔声称现代性的标志之一是对时间的驱逐和谋杀。仍以节日为例，不仅传统节日的文化意义被遮蔽，电商平台还打造了“春季焕新节”“清凉爽购季”“秋季美妆节”“年终好价节”等商业节日，利用自然循环周期的包装将人们拉入消费狂欢的陷阱。比如，“11·11”购物节引领了这场欢腾，天猫双十一在开售短短几个小时内就有几百个品牌交易额破亿，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的直播带货和短视频广告更是争相挤入加速的消费赛道。

节奏作为社会诊断的概念工具，揭示出循环与线性、生活经验与时间管理、个人步调与社会节奏之间的现代性断裂。“数字社会”“网络社会”“后工业社会”种种判断无不指涉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变革，从春耕秋收的历法时间和循环韵律，到争分夺秒的钟表时间和线性节奏，加速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导向。加速的时间逻辑逐步从经济生产领域渗入日常生活，快节奏的时间表象、对不断更新的新异迷恋和速度竞赛、以节省时间为导向的技术革新和管理制度，引起时间错位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紧张感。由此，加速、快节奏反而激起“废宅”“躺平”“摆烂”的生活态度，这是今天人们以另一种自嘲、消极的文化表达来抗拒日常生活节奏的异化。

等律节奏：日常生活节奏异化的解题

节奏失衡回答了日常生活批判提出的问题，如何挣脱日常生活的节奏异化，则是节奏分析最终的理论任务。不同于将日常生活置于国家、经济、意识形态等宏观议题之下而作为无足轻重的剩余范畴，或者受资本殖民而无出路的绝望之地这种理论传统，列斐伏尔认为恰恰看似平常的日常性重复和小事才是最直接的问题。由此，马克思的“改造世界”命题也必须从“改造日常生活”开始。“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的美学救赎、时空结合的都市革命等设想，分别从内向性和外向性的分析视角提供了破解节奏异化的可能策略。

（一）日常生活的平庸与新异化

现代社会的加速与剧变，使日常生活殖民成为左翼批判理论关注的议题。沿袭现象学回到“生活世界”的立场，列斐伏尔开辟了一条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讨论时间如何构造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节奏分析作为其中一个关键的理论工具，刻画出生活世界原本是在时间绵延中的“绽出”，却被精密计量的线性节奏改写为截止时间和任务的“完成”。尤其是工厂体制按照时间表的特定节奏，塑造了一种机械重复的生产生活秩序。以福特主义为范本，1913年福特公司首次尝试磁电机装配传送系统，生产流程分成29个独立步骤，组装时间从20分钟减少到5分钟，机械自动化装配线创造了汽车标准化“量产”的制造神话。为了减少工人流失率，福特公司又将9小时工作制缩短到8小时，并设立“社会部”“休息室”为工人提供娱乐活动和闲暇。劳动时间成本最小化的线性节奏，创造了工业生产的时间纪律。如同福柯笔下“全景监狱”的空间技术，量化标准的节奏和重复形式打造了一种“全时监狱”，是微观权力的规训机制。

福特公司生产流水线

节奏分析对异化理论的发展，在于引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思路拓展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和劳动实践范畴，揭示劳动之外的生活领域面临的新异化。一方面，具体到微观的日常生活，不再只是马克思主义曾经批判的延长劳动时间的控制手段，时间政治已然蔓延到包括吃饭、睡觉在内的各种生活惯习。从20世纪初成年人平均每晚睡10个小时减少至如今6.5个小时，睡眠时间也在不断被压缩，甚至有研究在研发无眠技术。今天人们经常使用智能手环等穿戴式设备计算深度睡眠、浅度睡眠、快速动眼时长和清醒次数，试图精准管理自己的睡眠是否达到了最科学的数值。克拉里提出“睡眠的终结”，警示我们日常生活节奏化是一种比劳动异化更加广泛且深层的新异化。节奏分析作为批判武器，对涂尔干学派考察不同族群生活节奏的民族志研究的超越也在于此，其不仅区分自然节奏和社会节奏，同时汲取现象学“时间意向性”等思考方式，揭示多元节奏的失衡关系以及背后隐藏的时间权力。另一方面，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意味着要消除这个异化世界，相反，“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的共同基础”。回到“改造日常生活”的任务，日常生活的渐进式革命被寄希望于在单调重复中寻找在场瞬间、在平庸中创造神奇。

（二）等律节奏与线性时间序列的反拨

日常生活批判把矛头指向现代化、城市化是时间占有和线性重构的过程，相应地，改造日常生活首先应从解开线性节奏的死结着手。线性节奏的前、后、过去、未来的区分，往往造成人们对将来向现在逼近、现在被埋藏到过去的时间焦虑。反思闲暇和自由时间在当代日常生活的消逝，列斐伏尔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底蕴和存在主义的诗意，提出“等律节奏”（eurhythmia）作为日常生活节奏异化诊断的药方，与技术主义和速度神话分庭抗礼。

针对节奏失衡的病理状态，“等律节奏”设想循环和线性、自然与社会、个体与他者各种多元节奏相互协调同步，以保持有机体平稳运行。在一篇日记中，列斐伏尔描写到法国乡村节日不仅仅带来尼采笔下的狄奥尼索斯式酒神生活的狂欢和共同在场，而且与自然秩序的循环韵律同步。这一借怀念乡村传统的“节庆弥赛亚”来反抗日常生活单调重复、实现等律节奏的文化路径，缘于他对法国巴黎“五月风暴”之后都市问题的失望，以及对法国南部乡村生活田园牧歌的浪漫寄托。此外，“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的想法，指向将如酒神节日的“诗性瞬间”作为等律和谐的时间奇点。诗性瞬间在波德莱尔、巴什拉、本雅明等理论家那里都有所赞叹，这也是具有灵动气质的法国哲学对时间研究的独特理解。但诗性瞬间的美学救赎也使得列斐伏尔走向了乌托邦的想象，从马克思“总体人”的革命解放转向了尼采“超人”的美学境界。最终，日常生活的改造方案，延续了德国浪漫哲学以及第一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审美救赎路径。虽然，这个集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尼采主义“三位一体”的方案究竟是否具有革命潜能和现实力量有待怀疑，但列斐伏尔在马克思异化概念工具的基础上，引入节奏、身体和情感的维度，的确为我们审视当代日常生活的时间困境提供了想象空间。

随着数字社会及其商业模式、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工时制度、家—职平衡也成为重要的时间政治议题。今天“上班打卡制、下班责任制”“多任务管理”使日常生活不再有简单的8小时边界，劳动与闲暇的时间分配、工作与家庭的时间管理等问题越来越棘手。我们往往将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工作和家庭划分为两个独立实体，这潜在地是按照线性时间逻辑切割。劳工史已表明，生产时空和生活时空的分离其实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消费逻辑塑造了“用工作生产挣得的物质财富来换取消费闲暇，而用消费闲暇来逃离工作”的恶性循环。从等律节奏的动态性混合视角来看，日常生活涵盖循环和线性多种时间形态，既有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时间，也包括具有使用价值的非劳动时间，并不意味着二者的绝对分化或是循环韵律完全被同化为线性节奏。不可否认，现代交通工具、信息技术节约了大量时间并提高了时间分配的灵活性，尤其是家用机器人和智能家居设备，能为承担社会再生产和家庭照料责任的女性减轻家务等无偿劳动的时间压力。时间技术本身并不是问题，重要的是节约和优化时间是为了什么。当列斐伏尔喊出“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并不是一句空谈的口号，下一句将是“让每一种技术工具服务于改造日常生活！”

（三）时空结合的都市革命

二战后欧洲进入快速城市化，功能主义导向的城市规划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兴起。晚年亲历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列斐伏尔转而关注都市问题，“都市革命”的设想一直延续到《节奏分析》，并从时间维度关注都市生活日常性的危机和出路。《节奏分析》的副标题“空间、时间与日常生活”，指明了时间与空间是一对互构的概念，节奏是时间与空间的“统觉”。考夫曼和列巴斯以“易位迷失：时间、空间与城市”作为列斐伏尔选集的导言标题，澄清空间概念是“都市的节奏”“时间的铭文”。从时空结合的立场理解列斐伏尔的政治策略，节奏概念具有的时间性维度被带入空间实践。以“时间化的空间”和“空间化的时间”辩证法来回应都市问题，“城市节奏”“地理节奏”也开始在城市规划领域受到关注。在诗学革命之外，都市革命弥补了逃逸到审美救赎只是浪漫想象的弱点，也使等律节奏和日常生活艺术化的设想走向现实。

回看列斐伏尔笔下的巴黎街头，节奏分析描述了广场上人头攒动的线性节奏、公园花草树木的周期循环。他借由诗性瞬间和传统节庆来打破线性节奏的设想，已转移到都市街头现实的时空场景，揭示了现代都市的异时性问题。个体生活步调跟不上制度化节奏、乡村发展滞后于都市，加速反而产生“社会停滞”和“快速的静止”的冲突。关联都市空间的节奏分析，呈现出现代日常生活碎片化的时空拼贴。21世纪的数字资本主义尤其是信息技术，使时间和空间被数字化为一连串算法指令，自动化社会节奏带来新的挑战，不论是智能城市发展还是日常家庭生活都受到影响，恰如智能门禁系统对公共空间的区隔，长时段稳定性家庭关系纽带的松解。

时空结合的节奏理念，也为重新弥合时间和空间的脱域提供可能。为了回应社会转型和都市生活的剧变，欧洲国家尝试将时间纳入公共政策和城市规划，通过时间管理来推进社会治理。例如意大利的城市时间政策，推行城市育儿假、公共场所开放时段、上下班错峰等时间管理方案。将时间与都市革命、城市权利的思考相结合，突破了时间被单一资源化为经济生产资料，提示我们把时间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纳入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7%，应对空间扩张、不平衡发展等问题，需要将节奏的组织纳入公共空间和城市规划。近年来不少社区尝试推动互助托育、互助养老的“时间银行”等社会服务，从制度层面探索个体生命历程和家庭周期的节奏。时间权利与空间的居住权同样重要，由政策引导公共时间资源分配向老年人、女性、婴幼儿倾斜，考虑社会弱势群体对时间权利和城市权利的可获得性，协调个人生活节奏和城市公共节奏的失衡，这也是社会制度和时间政治的一项改良探索。

“时间的生产”与空间生产的理论完成

“时间”是19世纪以来现代性争辩的重要关键词，从马克思、卢卡奇、哈贝马斯再到罗萨，围绕“异化”的时间讨论贯穿整个现代性批判思潮。不论是“工业生产”，还是“社会加速”，都讲述了“时间消灭空间”以及“钟表胜利”的经典故事。但多数讨论是以物理意义的钟表计时作为解释注脚，分析家计方式、工厂体制，包括学校、医院等社会机构的组织管理，并没有真正刻画社会时间的内涵。列斐伏尔提供了“时间的社会性”的理解范本，从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角度将聚光灯重新拉回“节奏”的时间画面，将宏大叙事的时间范畴带回生活世界，并且跳出将时间和空间分为两个不同实体的研究传统，提出解析日常生活的时空合题。然而，可以与“空间的生产”比肩的时间命题尚未得到概念化讨论。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列斐伏尔对奥古斯丁“时间之问”的转化，从节奏分析出发，补全空间生产理论的合奏，即“时间的生产”。

首先，社会时间的理论定位是一种社会的产品。列斐伏尔在写《空间的生产》的结语时，就已经计划“节奏分析”是这一理论阐述的终章，甚至言明其理论意义就是“通过空间重新发现时间”。根据空间生产的理论思路，时间和空间一样是社会的产品。“每一个特定的社会及生产方式，都生产自己的空间”。相应地，时间也是一种后致、生产的社会性构成，这是不同于时间常识的社会本体论诠释。列斐伏尔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扩大至非物质领域，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时间具有不同节奏形态，不同社会阶段及其生产方式必然形成特有的计时系统和生活节奏。如同工业史的书写，从电报、电话、火车铁路再到如今时速千里的交通革命，“工业革命5.0”浪潮中涌现的云计算、元宇宙、ChatGPT、DeepSeek等数字技术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节奏，其演化过程意味着特定时空结构以及协调或冲突的节奏关系，也呼应着社会文明的变迁。

其次，社会时间的生产呈现加速、节奏化的轨迹：其一，传统社会主要依照草木枯荣、春耕秋收的循环韵律，生产生活以“奉天时”的历法为准则，顺应天时、不违农时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对封闭的空间构成其社会基础。其二，现代社会管理按照计量时间标准和线性节奏，标准的公共时间扩大了社会互动链和活动空间，都市社会在节奏化的规制下24小时昼夜不分地全天候运转，日复一日的节奏控制和规训是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三，数字社会再次颠覆以往的时间观和日常生活节奏，传统社会人类对自然的时间依赖性转向人—机交互和智能物联的阶段，现代性加速也转向了即时性。自1994年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我国互联网发展和数字社会变迁经历了整整三十年。从改革开放后的现代时间理性普及和市场经济快速增长，到数字社会已经呈现指数级增长，空前放大了技术对时间的生产作用。以工作时间为例，在全天候经济、项目制、弹性工作制、远程办公、移动办公等模式下，“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相关工时制度规定的时间数量的统计意义不再适用，周一至周五、朝九晚五的时间规范逐渐瓦解，彻底颠覆了过去的日常生活时间结构。技术消除空间壁垒的同时也解构了时间，电子媒介使信息资讯瞬间就可以传播到远方，甚至元宇宙的虚拟世界设想了过去与未来的时间穿梭。数字技术的时间逻辑不仅仅是简单的加速度，高速移动也带来不受掌控的挑战。社会时间生产的历史演变，提出了日常生活节奏化的现代性诘问，“时间的生产”的批判力即在此。

最后，社会时间的生产机制与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的“实践—表征—表征性”分析框架一致。其一，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演变到今天“上班打卡制、下班责任制”等“时间实践”，反映出节奏决定日常生活的行为秩序。现代社会时间边界变得模糊，不再严格划分8小时内外，工作—家庭的时间冲突也指向现代性批判。其二，“表征”概念突出日常生活异化的问题。“空间表征”的定义已经说明，时空实践在交换价值的主导下演变为抽象、空洞的物质表象。正如空间生产理论着重披露空间占有的政治策略，节奏分析接续社会批判视角，反思钟表等“时间表征”所规定的集体生活节奏和时间权力。其三，根据异化—反异化、节奏化—反节奏化的逻辑，列斐伏尔对物化的日常生活提出现代性抗争。与其采取加速和节奏化的方式去缓解时间焦虑、控制未来不确定性，不如关注日常生活绵延和未被符码化的“表征性时间”。

“时间的生产”言说了一种新的时间理解模式。从广义的“生产”概念来说，时间是社会的产品。这一命题的意义不只是简单区分自然时间或社会时间的类型。当我们借助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把“时间的生产”理解为一个动词而非一个抽象名词，对时间的理解也就不止于探讨钟表、交通工具、电子技术等技术革新带来的时间现象，也不单单用以解释家庭生活、经济生产和管理，更重要的是从日常生活的总体性定位出发解释社会系统如何在时间节奏中运转，由此分析现代社会和日常生活如何建立在“时间”基石上。节奏如同费孝通先生隐喻的“水波纹”，时间动词可以类比扔进生活世界的石头，计时技术激起一圈圈线性节奏的水波，波动到职场，引起加班和过劳现象；波动到商业经济，引起不断更新换代的快时尚消费文化；波动到日常生活，引起密集母职和教养焦虑……几乎每处都有一声“时间不够用”的叹息。把时间动词带回日常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朝九晚五等日常行为模式具有的生活韵律或节奏，展现了种种重复与差异的时间表象如何被切割、分配，又蕴含着人们怎样“过日子”的意义。时间的质和量、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控制和取用等复杂关系中，蕴藏芸芸众生按部就班的时间制度。

如今面对愈演愈烈的节奏化，有学者提出“冰川时间”“减速绿洲”，甚至期待“慢社会学”“慢速美学”的研究来回应节奏化的社会诊断。显然，“慢”的解决方案其实是在“时间就是金钱”的科学管理范式之外，选择了另一种极端，也即，过度预设了线性节奏及其社会时间制度是一种压迫甚至“时间暴政”。回看列斐伏尔的“钟摆嘀嗒”比喻，循环和线性节奏或者今天争议的慢和快，都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从具象为节奏的时间结构和社会制度来理解，并不是要抛弃数字技术的加速，也不可能退回到乡土田园的怀旧式想象，“时间的生产”命题意味着面向未来社会去实现日常生活节奏的等律和谐。虽然列斐伏尔延续的审美救赎，以及对获得时间权利和都市革命的设想，带有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但不可否认，这种“诗意”理想也为“时间的社会性”增加了一些批判力，得以回看貌似无足轻重的日常重复和琐碎，反思隐而不彰的时间是如何“装置”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进而寻找重新拥抱日常生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