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龙和欧洲需要的是“输学”

文 | 方页

二零二四年年底时，特朗普入主白宫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当时所有法国主流媒体和政论人士在做年底小结之时，依旧异口同声认为俄乌战争使得北约组织各国有了更加亲密的合作，也使美国对盟友们的掌控能力得以加强。

当时法国政坛唯有前总理德维尔潘一人提出警告，认为欧洲未对特朗普上台所将带来的冲击提前做好任何预案。

德维尔潘

他一语成谶，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欧盟与美国关系急转而下。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万斯在白宫谈崩之后，美国已经由法国的亲密盟友迅速成为全民公敌和主流舆论火力攻击的主要对象。马克龙的精神导师，曾担任过密特朗总统特别顾问的著名法国犹太裔政治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更是将特朗普与希特勒相提并论。

美欧关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令人目瞪口呆，然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自从俄乌开战以来，西北欧国家如法德的根本利益，无论在安全还是在经济上，实际并未受到俄乌开战的挑战，却纷纷选择切断与俄国经济联系，导致三年来经济萎靡不振，民众饱受通胀之苦，伤敌八百，自损一千。

而在特朗普铁心推动俄乌停战，同时又对欧盟发动关税战的背景下，与美国进行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对抗又让欧洲同时陷入俄美双方冲击的被动战略局面。在中国人看来，西方精英们近年来持续性输出的非理性言论和政策选择，与我们自幼被灌输的认识中西方教育崇尚逻辑哲学的印象有着剧烈的反差。我们无法理解马克龙如何有谜之自信，声称能以区区两百八十枚核弹为欧洲撑起核保护伞。

欧洲人给人的感觉是不但拒绝考虑乌克兰的失败，而且拒绝设想欧盟战略投机任何“输”的可能，一切现有利益的损害在他们的幻想中都能换来最后的“赢”。

当今世界如一个疯狂的漩涡，如果只是凝视漩涡本身，往往令人无所适从。故而本文选择与时事之间保持一点距离，从思想史的维度冷静讨论中欧之间对政治秩序的思考到底存在什么样根本性的差异。

一．天下之忧

德维尔潘在二五年初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记者问他“您作为希拉克时代的前总理，右派政治人物，如今却成为法国左翼人士最推崇的政治家。很多人说您是最后一位戴高乐主义者，请您说说您是如何理解戴高乐主义的？”德维尔潘接下来的回答令人出乎意外，“我想我从戴高乐先生那里学到的，并铭记一生的，是法兰西作为一个国家有可能消失的隐忧。这是我政治理念的根本出发点。”

法国记者听这番话之后茫然不知应对，因为法国政治领袖引用戴高乐往往是为了彰显法国在国际事务和国家防务上要保持独立自主，也因为二战后法国经历了八十年的太平盛世，所以他完全不理解何谓“法兰西消失”一说从何而来。德维尔潘大概率不知道范仲淹是何方人士，然而他若能读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定心有戚戚焉。

同样，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中国人读到德维尔潘之忧，大概率也比法国记者更能理解他为何会担忧法兰西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德维尔潘在法共机关报
“人道报”的周年庆典上演讲照片

范仲淹的天下之忧是北宋一朝士人对安史之乱到五代这数百年历史动荡的集体反思，是面对似锦繁花的警醒，即所谓“盛世之忧”。

盛世之忧，天下之忧，在今天的互联网语境里可以理解成一种与“赢学”形成镜像关系的“输学”。华夏历史哲学的底色就是厚重的“输学”，二十四史中胜战的描述往往只有一两句话，而败仗总有长篇幅的经验总结，更不必说一八四零到一九四九年的这段历史写满了“输”字。

德维尔潘的隐忧来自法国在拿破仑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惨痛经验。相对中国而言，法兰西经历过的起伏兴衰的历史经验大都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由于近现代生产力的加成，使得社会恢复的时间缩短到了十数年，伤痛的记忆甚至没有超过一代人的时间，故而普罗大众对兴亡的敬畏感不像在中国文化中那么广泛且久远。

普京近日在抨击马克龙的时候，说到“西方应记住拿破仑的命运”。这话对法国社会大多数人而言毫无痛点，因为拿破仑一世早就在法国被批倒批臭，输的只是拿破仑，而法兰西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就只有短暂的失败和最终的胜利，甚至连三九年投降德国到四四年巴黎解放这五年在他们的课本里也称为“抵抗时期”（法国抵抗组织在这五年里累计消灭三百多名德军）。作为冷战幸存者的普京意识不到成长在和平红利时代的马克龙是没有“输学”意识的。

在精英层面上，两次世界大战毁天灭地所带来的思想冲击使得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意义，对集体叙事，对一切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基础始终保有着深刻的警醒和怀疑。启蒙时代人类解放的理想早已经灰飞烟灭，后冷战时代所谓的普世价值指向的是以彰显各类少数群体的幸福感，存在感作为考量社会进步指标的个体解放。

苏联的失败经验使得西方知识精英普遍放弃为沉默的大多数做任何价值导向的思想引领，他们质疑所有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之上的价值观，将集体主义等同于极权和专制，而小共同体，社区，本土化成为无需置疑的学术正确概念。

二．自我统治

福柯提出的自我统治(gouvernement
de
soi)在政治学理念上对启蒙思想完成了最致命的一击。人类共同解放分解成了每个自我的扩张，个体的扩张通过自身与他人的互动来界定人和人的边界。在这样的语境里，收敛身心，克制欲望这些理念完全被边缘化，因为自我克制被理解为规训，是对权威的屈服。

原子化的社会当然并非一无是处，在一个物质高度丰富的社会里，理解每个身边的他者都是和自己一样的独立个体，事实上让人与人之间保持相对的平等，做到普遍意义上对生活中能接触到的陌生人的友善，即“爱具体的人”。在文艺创作上，施加于个体意志之上的束缚之解除也确实为创作的多元化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大众对美的追求与中产阶级对尊严体面的执着捆定在一起，贡献出丰富繁荣的文艺生活。

法国电台有个跨年访谈节目，采访多位驻法外国记者，问到法国在他们各自的国家给人们的印象是什么，回答往往是“铁塔，奢侈品，艺术……”海德格尔说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世界的一切认识都具体为形象。铁塔，奢侈品和艺术与大多数法国人的日常无关，但作为法国的国家形象能够为法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扩展提供免费流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建构有成功之处。

福柯

然而建立在形象层面的对世界，对他人的认知又是极其脆弱和扭曲的，因为这样的认知满足于表面，服从于自身的愿景。在大争之世，法国民众普遍对未来有强烈的不安感，希望看到俄乌战争平息，却又拒绝承认俄罗斯的领土扩张；对法国一年换了三任政府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民主体制遭遇挑战，却又认为这只是马克龙总统执政失败的结果。

对法国民众而言，危机的解除不能依赖来自他们自己的努力，而是来自引发危机对象的消失——如果俄罗斯从普京的独裁中获得解放，那么战争就会停止。如果马克龙主动辞职进行新一轮总统选举，那么民主体制将重新展现活力。法国街头运动频繁的原因也在此，社会进步的路径依赖是通过大规模抗议示威来阻止不得人心的某项措施，某个法案。

最近一个例子是韩国政坛十二月以来的持续动荡，在法国人看来，尹锡悦政变失败，议会弹劾总统。这说明韩国的民主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阶段，比法国更进步，因为马克龙还在继续操纵政府。当个体从自我意志出发加入大众政治博弈时，共同反对一个目标，导致其失败，让绝大多数人能获得满足感——“个体意志边界保卫战的成功”，显然要比同其他陌生人，尤其是无法触及的陌生人互相让渡利益来建构新的权力组织形式容易得多。

三．文化病理学视野中的国际关系

当“自我统治”扩展到国际关系领域，社会意识形态间的矛盾实际上已无法通过官方往来，发几篇共同声明，互相采买飞机船舶，开几个歌舞升平的晚会来化解。因为中国民众和法国民众事实上无法分享一个可以共同或各自打倒的具体目标。中国人看韩国政坛的闹剧，或吃瓜心态，或引以为戒，极少会有人认为轮流弹劾执政党官员能带动社会进步。

法国精英对中国的理解一样无法逃离个人主义带来的思想钢印。汉学界一切研究都围绕着中国的“集权”传统，从各色各样的角度展开批评。里昂高师的Romain
Graziani教授十年前写过一本赏析嵇康 “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小册子，不出意外地高度评价了嵇康面对司马家族的强权政治展示出了高度独立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学史上用身体写作第一人”。

Graziani认为面对一个纷争的乱世，出身贵族世家的嵇康有勇气逃避政治，拒绝高官厚禄，坚持自我，并将个体独立的精神一直延续到生命的终结。Graziani判定，嵇康临刑前面对到场送他最后一程的众多太学生，弹一曲“广陵散”而未留下琴谱，是对个体自由的极致赞颂 :
“我”  属于“嵇康“，而嵇康不愿留下一丁半点给这个剥夺他生命的世界。

这个文本和法国知识精英对个体自由的理解高度自洽，所以Graziani没有继续去考据“广陵散”到底是什么样一首曲子。中文读者只需要百度一下就知道广陵散的主题是侠客聂政“士为知己者死”刺杀韩国权臣韩傀的故事。

嵇康临刑面对数千人演奏此曲，对古中国文人来说，刺杀对象权臣韩傀对应的是同样为权臣出身的司马昭，对当代中国读者来说，嵇康好比李大钊烈士就义前高唱国际歌。嵇康的意愿当然是他的追随者当前赴后继推翻司马家族。他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也是对未来的期许，因为只要有人在场，琴谱就能够被记下来，嵇康的遗言或可理解为“我不得不走了，但是我的路希望你们能继续下去”。司马家如他所愿可耻可悲地覆灭了，然而广陵散千年后仍然在抖音上流传。 

Romain
Graziani介绍嵇康以及“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文集，题目可翻译为“遁走之声”。法国汉学家里坚持拒绝大陆版汉语拼音的有相当一部分，美其名曰方便法语读者发音。

我做上面的这段陈述，不只是为了搏诸位读者一笑，或者讽刺西方汉学家学术水平如何草包。而是试图以中华文明本身为主体，在观察他者对自身的打量中，对他者的扭曲进行文化病理学意义上的分析。

Graziani犯这样愚蠢的错误，一方面因为西方汉学长期以来对华夏文明的上位者凝视，近乎本能地需要发表与中国学者泾渭分明的观点，“我们比你们更懂你们是谁”；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西方知识精英防范一切集体组织，集体反抗的思想底色。即便在乱世，面对极权专制的威胁，他们所主张的也无非是保存自我精神独立，拒绝同流合污。

在他们的理想中，只要每人都做到拒绝同流合污，那么面对极权就能不战而胜。他们所怀疑的不仅是暴力，也包括一切合作机制，因为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已经完成了对人的社会性的彻底解构。

四．“人”的消解

福柯生前在法国国家电视台接受采访时提到，知识分子进行“个人对自我的理解”时，应当将西方文化作为与自身相斥的客体。有意思的是，福柯解释这种面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手术，指出最理想的途径当然是通过一个非西方人类学者，比方说中国人，阿拉伯人的研究。但他随即又否定中国或阿拉伯学者具备认识西方文化的认知框架，从而提出面对西方传统的终极批评仍然需要由西方学者自己“别扭”地通过一个复杂的过程来进行。

他认为现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将导致“人”的消解，因为现代意义上的个体以及个体权利理念只是十八世纪末启蒙时代以来意识形态塑造的产物，是游离在传统秩序之外，为体制所构造出的意识。而人文社科的发展则在不断地将自我意识剥离体制的建构，以完成对旧体制的批判。

当记者问他如何看待人文科学发展只做解构而不建构，他举重若轻地回答说“十九世纪末，尼采说上帝死了，在上帝死了后，人们获得更宽广的自由空间，社会对道德和政治秩序的渴望从未像在二十世纪这般强烈。在当代，启蒙时代以来塑造的“个人”死去，新的政治选择和制度想象将会涌现。即使没有新的选择涌现，但也不必遗憾，因为思想的要务不在于让人去做什么，而是关照自身“。 

福柯的电视采访比他的书更精彩， 他谈笑间眉眼闪闪发光，
充分演绎了中国传说中饮风食露的仙人形象。至于说普罗大众能不能靠吸露水活命，这显然不在他的想象世界里。

福柯电视采访截屏，网址见下方

(https://enseignants.lumni.fr/fiche-media/00000000595/michel-foucault.html)

五．现代西方的哲学困境

我在文章开头提过福柯的学说在哲学层面完成了对启蒙思想致命一击的原因亦在此。以彰显自由，追逐人类解放为目标的十八世纪末以来的西方哲学无法从自身获得资源来对抗釜底抽薪，以消解制约个人自由一切束缚的后现代主义。因为从概念上说，只要尚有一人不自由，那么人人皆不自由。而人人皆自由，那么自然就走向了人类的全面解放。同理，只要不断地挑战公权力，减少监管，哪怕社会秩序不断瓦解，治安败坏，经济萧条，但是能维系个体“自由感”，那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就是“赢”。

从“赢学”角度就很容易理解为何法国社会对日常罢工游行打砸抢的容忍度极高。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到的德维尔潘，已决意参加2027年的总统选举，并且享有极高的民众支持率。但即便他选举成功，也很难改变法国政治生态衰腐之势。能够理解他对法国未来忧虑的人极少，他得到的民意支持多来自他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俄国达成安全协议，在俄乌问题上止损；在巴以问题上，坚决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但是这些国际议题的解决需要法国精英阶层首先在国内利益分配上形成共识，才能改变马克龙时代朝令夕改的局面，对外始终坚持同一立场。这是德维尔潘无法做到的，他认为欧洲应当在价值观上与中国保持抗衡，绝不应当将集体至于个人之上。所以他的思想本色依然是一种概念化的精英自我统治，认为不依靠严格纪律约束就能够获得精英阶层的协调一致。

中文网民习惯于调侃某些人“思想配得上苦难”，我想了想这句话对应到现今西欧社会可以细化成“精英阶层的思想配得上中下层民众的苦难”。福柯的拥趸们确实只需思考，发言，而无需承担任何社会成本。

欧美精英对中国怀有的普遍敌意，除了经济领域的竞争关系，根本上来自思想上对人的存在，人的本性的思考，以及对人的自由理解的分野。在这个大争之世，中国上下精英民众一定要对这种敌意有清晰且理性的认识，不能指望靠和稀泥，靠外宣或者大手笔买空客来消除这样根源于当代西方文明底色的敌意。

但同时，站在更广大的历史空间去思考，站在更宽阔的人类思想史之中，我们所面临的敌意并非不可瓦解。

六．天下之乐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自1789年人权宣言之后，对人的现代性解释所提出的最伟大的概念。它的精神内核即地球上所有的个人，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相互依存，一荣俱荣，一损共损，超越了国与国之间输赢二元论。

命运共同体是对宋儒“天下之忧”的重新阐释，教导人们爱他们生活中遇见的具体的人是相对容易的事，因为基于情感，基于本能，人们会乐于善待他们可以接触到的他者。而那些在远方的人，我们只能通过屏幕，画面，文字接触到的人，即所谓抽象的人，对他们的关切其实是反本能的，与自身直接利益无关，无法获得直接感官上的正反馈，需要通过意识形态上的引导和学习的。然而真切希望世界和平战火平息，地球生态环境改善，就不能只满足于爱身边的人，我们需要关注那些抽象的人。

“命运共同体”的立意即在于此，尝试去感受你尚不能触摸到的苦难，基于此，个体才能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获得最大的喜悦，
摆脱自我意识膨胀后不可避免受挫所带来的内耗，从而获得精神上最彻底的自由。“后天下之乐而乐”中的“后”是个逻辑连接词，是
“因为天下人的喜悦而感到快乐“。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依托，考量西方传统的话，我们其实也能找到个人与集体间关系的连接点。现代汉语里的个人对应着拉丁语中Individumm
(英语里的individual)，Individumm意为不可分割，最小的单位。康德曾经在解释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时，解释 “不可分割“需要每个个体都能将自己以外所有的人视为一个整体，唯有如此individumm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整体中分离出来的一个“1”。

康德的这段论述在他的著作中无论在篇幅还是在影响上皆微不足道，无人问津。而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完全走向了他设想的反面，个体将自己以外的他者视成为可接纳的一个个“1”，以及可排斥的其他“1”。在理论架构上说，康德关于个人的理解，对于世界永久和平的期许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契合。

从现实出发，考察各国民众彼此之间对“抽象之人”的发心，那么小红书上前段时间入驻的各国“难民”“游客”引发的互动，有理由让我们对逐渐化解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解和敌意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海外汉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在最强盛的时代也未试图向外输出文化反映了一种思想上的保守。其实，对外主动文化输出的缺失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读，从采诗官周游民间汇集而成的《诗经》开始，到《论语》，到庄子文集中讥笑圣人的无名乡野农夫，以至后世市井间以戏曲评书的方式对忠臣侠士的传唱，华夏文化的价值观绝非依托于精英们的顶层设计，而是根植于它强大坚韧且极其活跃的民间文化，成就于民间对公义的广发诉求所形成的对精英的制约。

依靠少数文化精英对外强行推送价值观就意味着与培养精英的民间土壤作切割，这不符合华夏文明的生成模式。所以天朝为“朝”，是因为天下人因为发自本心的仰慕从五湖四海到中土来见证繁华盛世。从这个逻辑出发，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对外宣传上，孔子学院这类项目花费巨大，收益甚微，不及小红书短短几日与普通中国人的交流对数百万国外新用户产生的效果。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提出之始，我曾经对如此宏大的概念，在阐释上缺乏具体的内容和标准有些怀疑。但如今我想，命运共同体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远景，在高等教育普及，通信高度发达，人工智能可以迅速完成不同语言互换的当代，需要由不同族群文化的民众在充分交流和合作后来共同书写，而不必继续仰仗小部分知识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