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特朗普对华交易的局限性

　　作者：绮蝶

　　特朗普近期对中国、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加征关税的混乱局面，引发美国金融市场震荡，很多美国民众担心美国经济加速衰退。特朗普升级关税的目的在于为后续谈判积累更多筹码。但就中国而言，特朗普即便想要达成他想要的协议，也面临诸多挑战。3月7日，《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认为，无论特朗普能否和中国达成“大交易”，两国在经贸和技术领域的“脱钩”模式在未来四年仍会持续。文章作者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非常驻研究员布伦丹·凯利（Brendan Kelly）和迈克尔·赫森（Michael Hirson），前者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从事和中国议题相关的工作，后者也是研究机构“22V Research”常务董事，曾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担任美国财政部驻中国的金融专员。

　　文章称，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采取了一种“双重策略”，一方面对中国加征比第一任期更高的关税，引发美国金融市场震荡和跨国企业的不安；另一方面又强调和中国领导人的良好关系，包括通过行政令给于TikTok宽限期，并多次暗示要与中国达成更好的贸易协议。

　　▲2月26日，特朗普在首次内阁会议期间对记者表示，他希望中国来美国投资。

　　这种“双重策略”并不一定自相矛盾。文章认为，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要求中国大幅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但由于疫情的影响以及拜登推动的“去风险”策略，两国最终悄然放弃了该协议本就不切实际的目标。对特朗普而言，现在关税可以为他争取更有利谈判筹码。中国政府也向特朗普发出了相对温和的信号，包括非正式地提出购买更多美国商品。而且，中国也未对特朗普加征关税进行全面报复，而是仅对部分美国商品予以贸易反制，这为双方接下来达成可能的协议留下了空间。

　　理论上，一项重大贸易协议可能对中美都有利。然而，文章认为，即使达成新协议，两国经济仍将继续脱钩，“去风险化”趋势难以逆转。中美在贸易领域“脱钩”的努力早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前就已开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第一阶段协议的失败。现在，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共识就是“去风险化”，任何新协议都恐会流于形式。两国在贸易上“脱钩”趋势仍在逐步侵蚀两国的商业机遇。

　　“去风险化”仍是中美政策主线

　　文章认为，尽管中美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未来四年双方都不太可能重新评估“去风险化”模式，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改变。两国经济将继续渐行渐远。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可能使用不同的术语，拜登政府专注于“去风险化”，而特朗普的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谈到“战略脱钩”，两者意图大体相同。

　　文章列举了5年多来中美采取的减少对彼此依赖的举措。比如，中国早在2015年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就着手减少对美技术依赖，尤其在半导体、生物技术、航空航天工程等领域。2018-19年第一阶段贸易战后，中国转而从巴西进口农产品，以降低对美农产品的依赖。

　　当然，中国这些减少对美依赖的举措也是为了回应美国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美国在5G技术等领域打压华为，推动技术脱钩。拜登上台后延续这一打压策略，推动供应链多元化。2022年10月开始，美国更是加强了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中国则以关键矿产禁运反制，如2024年12月禁止向美国出口锑、镓和锗。这些矿物对半导体、太阳能电池和众多国防应用至关重要。

　　▲3月4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自3月10日起将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农产品和食品加征关税，作为美方对华关税的反制。

　　文章称，两国对人工智能（AI）和敏感数据被应用扩散到商业产品中而引发的安全担忧，也导致这种“脱钩”模式加剧。拜登离任前限制进口含有某些数据收集或连接通信网络技术的中国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特朗普1月上任当天签署“美国优先贸易政策”行政令，要求商务部长考虑将此类管制扩展到其他产品。中国对美国获取其数据的能力感到担忧，也采取举措加强数据跨境管制。两国在生物技术上的互制裁进一步凸显脱钩趋势。可以说，“去风险化”已成中美政策主线，短期内难以改变。

　　实际上，中美都应仔细评估“去风险化”在某些领域是否有些走的过远。文章称，双方都付出了显著的经济成本。它可能在美国加剧通货膨胀（通过限制美国企业进入中国高效制造业领域），并在中国引发通货紧缩（通过减少海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如果美国不与G7经济体协调，很难摆脱在关键领域对中国的依赖；中国若不刺激内需，也难缓冲美国管制带来的影响。

　　中美新协议的可能性与障碍

　　文章认为，若要达成新协议，就要打破当下可预测的节奏。比如，中国需要重新致力于兑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完成采购目标，或在美国建厂。特朗普也希望鼓励中国企业在美国建厂，以此振兴美国制造业。中国很清楚，日本上世纪80年代对美国经济的投资就帮助它缓解了和美国的贸易紧张局势。中国汽车供应商也愿在美国投资建厂。

　　但文章认为，美国国内针对中国投资的政治阻力非常大。美国政治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在妖魔化中国投资，导致美国一些州（尤其是红色州）政府和选民反对中国投资。例如，2023年，密歇根州农村地区的选民就曾反对一家中国电池制造商23.6亿美元投资计划，特朗普本人在2024年竞选期间也曾批评这项投资。如果特朗普真想吸引大量中国制造业在美国投资，他必须解释为何美国不再视此类中国投资为“威胁”。

　　▲2020年1月，中方与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共同签署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另外，文章提到，中国承诺购买美国商品，实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采购目标，似乎较为简单，但仍具挑战性。例如，中国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仍在激增，而美国供应充足；根据特朗普第一任期签署的合同，美国对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在未来几年将迅速增长。波音飞机方面也是如此，未来二十年，中国需求仍有很大缺口，也希望波音能够填补部分缺口，而不是完全依赖于欧洲的空客公司。另外，在医疗领域，中美也可以达成交易。过去几年，美国对中国的医疗产品出口一直在增长，2023年接近150亿美元。

　　要想达成这些交易，双方就需要付出巨大的政治承诺，克服“去风险化”逻辑。比如，中国可能需要调整“自力更生”政策，命令国有企业和私营公司增加从美国的进口，这就有可能损害与巴西等贸易伙伴的关系。而且，中国继续推动出口型和投资型经济增长模式，也会限制其进口更多美国商品产品的热情。另外，特朗普任命对华鹰派人物，如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Mike Waltz）和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加入其外交政策团队，有可能加剧外交政策领域的紧张局势。如果美国继续扩大挺台，中方就有可能抵制美国的商品或商标，这也会让交易很难达成。

　　中国不可能走日本“广场协议”老路

　　文章还从货币与宏观经济层面，探索第二阶段贸易协议内容。有人提议效仿尼克松和里根时期的《史密森协定》（1971年）和《广场协定》（1985年），和中国签署类似协定，解决美国贸易失衡的问题。根据这两个协定，美国利用关税威胁成功迫使其贸易伙伴提高国内货币对美元汇率，暂时帮助减少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而特朗普比尼克松和里根等前任都更愿意挥舞关税大棒，迫使人民币升值，缓解美国赤字。他的财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和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Stephen Miran）已经提出通过关税威胁重新平衡对华贸易的主张。

　　文章认为，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现实，使得美国很难和中国达成这种协定。《史密森协定》和《广场协定》是美国凭借其对盟友提供安全保护伞的前提下达成的。中国非美国盟友，是美国的强大对手，其政策制定者将《广场协定》视为导致日本经济数十年停滞的一个陷阱，因为这种协定并未促成美日更持久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特朗普要想说服中国大幅调整政策以减少中国对美顺差极其困难。恐不愿大幅调整政策削减贸易顺差，仅可能限制人民币贬值。中国至多有可能像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期那样，不让人民币进一步贬值。

　　另外，文章提到，特朗普倚重马斯克等科技高管参与政治决策，对中美而言也是一个未知数。

　　马斯克的特斯拉依赖中国市场，或促成特朗普选择更务实的政策。但特斯拉也受到中国电动汽车的竞争威胁，马斯克不太可能支持减少针对关键中国竞争对手的关税。即使科技界领袖说服特朗普优先考虑为其美国产品赢得中国市场准入，中美之间的“去风险化”模式也会在未来四年延续。这种“去风险化”背后的驱动力是双方十年来在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减少相互依赖的努力。中国不会放弃技术领域自给自足的发展战略，特朗普政府和国会政客可能继续推动进一步的对华科技脱钩。这种势头很难被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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