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杰：使文科“人工智能”化，那将是文科本身的死亡

尚杰｜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1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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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的危机

什么是文科？文科是人文科学（humanities）的简称（通常被简化为“文史哲”，即文学、历史学、哲学），广义上的文科也包括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这已经在常识意义上达成某种共识，即“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共称。即使在严格意义上二者有区别，但本文取它们的共同因素，即有“人”的因素，它们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人文科学”的说法诞生于文艺复兴之后，它与哲学有关，因为它诞生了近代以来的人文精神，它被凝聚为“humanism”（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精神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性的觉醒，在对抗专横神权的过程中，人对自身感到着迷，提出“我是人，人所具有的一切我无所不有”。这一著名口号试图解放人的欲望，这种欲望也是启蒙运动的驱动力，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应该从双重意义上理解：它延续了文艺复兴时期从神权中解放人的欲望。与此同时，它也是近代以来社会科学思想的萌芽，即将人的欲望规范化、合理化、理性化。这种双重性的合力，推动了近代以来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

（文艺复兴）

但是，近两百年以来，上述情形有了微妙的改变，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口，乃至后来的撕裂。人性中的欲望本身是模糊的、不确定的，难以规范，它们与人的直觉、悟性、冲动、无意识以及焦虑情绪有直接关联。这些属人的因素是“非理性”的。尽管“非理性”的说法可能带有偏见，但它很好地对应了“理性”一词。上述“非理性”的诸多因素相互解释，它们也是人的本己或本能，是属人的深渊，同时也是趣味与美的源泉。“社会科学”一词诞生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其本意是“社会的数学”，即要像数学那样精确地规定社会关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后，各门社会科学纷纷独立，逐渐与人文学科分道扬镳。原样的人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是一种置换或取代。尽管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有“人”，但其中的人已被异化为合理规范、形式化的符号。人成为这样的数字符号，不仅无需真实的人出场亮相，而且直觉、悟性、情感、情绪等都变得不再必要，于是只剩下逻辑推理和证明。这些就是笔者将重点讨论的AI时代的主流倾向，它完全是智力层面的，被还原为对大数据的高速运算能力，即所谓算法，一个纯粹的技术活，智慧被转化为“数智”。

质言之，人文因素在经历了社会科学的“洗礼”之后，正如福柯所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再也不必有“人”，因为“就像古典思想的基础在18世纪转折点上所经历的那样——那么，我们就能恰当地打赌：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这种不必有人的极端形式，就是AI时代的到来。一个危言耸听的说法是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笔者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何种意义上AI能够取代与不能取代人。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文科。AI时代的文科面临着生存危机，这一问题不应被狭义地理解，它首先源于AI时代人自身的危机。而文科，即人文科学，原本涵盖了人的全部因素，现在属人的因素正面临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力挑战。文科的“过时”与人的“过时”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提出了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AI时代的文科向何处去？”李河曾提出：“技术哲学应成为当代‘第一哲学’，更多关注技术向何处去、人文科学向何处去以及人类向何处去等问题……‘替代’是人类技术向后人类技术、‘人类中心论人文主义’向‘后人文主义’转变的核心主题。”文章的重点，在于强调AI技术可能终结人类历史之前的所有阶段，他惊呼“人之不人”的危险。然而，笔者认为，技术是否能够最终导致“人的历史终结”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话题。人的“终结”之说，由于忽视了笔者以下将要讨论的不可能完全“代理”或“替代”的方面，从而导致了一种自我恐吓式的乌托邦想象。

强调人类在技术面前的过时性，并非新鲜观点。德国哲学家安德斯于1954年出版的《过时的人》一书中，早就提出了如下“吓人”的观点：“我们所处的整个人类社会已不再是‘世界’和经验世界，而是幻象世界和幻象消费……我们完全有理由来讨论电视机，因为只要缺少这类‘强制’享用的电器，就会使与其相关的其他商品所限定和保证的整个社会生活机制发生动摇。谁若获得了这种放弃享用它的‘自由’，谁就放弃了一切，也就等于放弃了生命。人能做到这一点吗？而谁又是这个‘人’呢？”换句话说，早在1954年，安德斯就从根本原则上预言了当今AI时代“人之不人”的人类窘况。也就是说，人类严重依赖自己所制造的产品，进而丧失了“自由”。虽然有性质上的差异，但AI技术不过是电视、超级计算机的升级版而已。不需要理论论证，只凭我们每个人的实际经验就可以证明，电视、智能手机、互联网并没有能力使人“变傻”或者丧失自己的天性，AI技术将来也同样做不到。与悲观的预测相反，笔者将在本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详细分析技术在“取代”人的同时，又是如何解放人的——不是指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是精神上的人，即人文。

（京特·安德斯《过时的人》）

1979年，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曾提出这样的疑问：“现代化的目标就是那种社会文化的统一结构吗？在这样一种整体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都各就各位，就如同一个有机整体一般？”在AI时代，利奥塔断言的这种“有机整体”正在试图占领传统文科。就在当下，文科的思维方式正在被这样的新名词“入侵”：“数智人文”论文撰写与发表、利用AI赋能人文、AI人文、数字人文。质言之，将“文史哲”专业数据模式化，使其成为某种高级“算法”、一项技术活动，似乎使得那些凭借个人灵感与直觉的“天才个体户”濒临消亡。

以上就是文科发展的最新方向吗？文科从不曾像现在这样整齐划一地规范化，而AI为此提供了最有效率的技术手段。与此同时，在表面的“繁荣”背后，文科从未像现在这样犹豫不决、没有信心、思想混乱。在传统与现代、后现代思想并存的局面下，文科正在经历两种日益强大的势力裹挟，即行政的力量和AI时代的来临。这两种势力已形成合流之势，正在加速改变传统文科的面貌。笔者称之为“技术政治”的力量，它正在改变文科科研的传统方式。在传统上，文科学者靠自身的灵感与直觉自由自在地写作，这种纯个体独立思维的传统在上述两种合流趋势面前、在规范的技术面前，也许行将成为“被悼念的精神历史遗产”。去除人为因素，笔者认为文科的最大危机来自上述“数智化”的挑战。文科不能像人工智能的鼓吹者所倡导的那样，使文科“人工智能”化，那将是文科本身的死亡。

要严格区分智慧与知识。智慧指思想发明，它朝向未来，它没有数据，因为未来还没有到来。显然，这与仅仅收集和整理知识的AI技术大不相同，AI数据库中没有未来的数据和事件。文科教育的首要使命，在于使受教育者学会独立思考，具有创造性思维的能力，而非仅仅记住现成知识。当前文科的困境在于，对现成知识的考核已经标准化，且无处不在，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它以各种显与隐的规范与模式，框住一切超出常规的想象力，AI时代所谓的“数智化”，进一步加剧了上述担忧。

哲学是文科之首，因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思想本身，而各门学科都离不开思想。从哲学研究出发，哲学可以思考数智化所带来的问题，但哲学本身却不能被还原为数智化。“数智化”只是一个应用工具，这个工具本身并不可能自动成为文科研究的范式。这就像写一篇文章既可以打字，也可以手写，但打字的文章并不会天然比手写的文章更有智慧。

所谓“AI人文”，实际上是将文科理工科化，即将文科简化为单纯的理性智能，而忽略了其中的情感因素。接着，这种观念又将智能简化为统计数据和算法（当下文科的现实体现为学校与学科排名、评比ABC等级，刊物、项目亦然）。从前用阶级出身推断个人的思想品质，现在用数据推论个人的思想品质。数据是阶级的进化形态或者升级版本。人的如此符号化、形式化，是人的当代异化形式。它用高科技手段实现了从前无法实现的整齐划一的管理模式。情绪连同感情、自由意志、欲望、异常兴趣等智慧原动力，将什么都不是，而这种“什么都不是”却是人自动将自己还原为机械或机器智能的结果。

严重的问题在于，文科管理不仅已经而且正加速朝着以上数据化模式进发，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日趋成熟。科研成果的规范化管理，由于AI或机器智能的加盟，似乎预示了文科的未来走向。然而，在笔者看来，正是以上种种现象使文科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文科已经走到了危机的边缘：人文学科已经被AI视为最后有待攻克的堡垒，人在这一过程中被视为多余的存在。人的符号化或机器智能化趋势，将使得文科不再有“人”。文科的“数智化”或者“数字化”操作，正在加速从如上的“草稿”到规范的状态转变。其具体做法，就是彻底过滤掉一切感性的、个人的、个性的、风格的、形象化的、琐碎的、片段的、偶然的元素，一律用数据取代它们。而数据的关联就是算法，算法保证了对社会（人）的整体判断，并试图用一揽子的模式解决微观世界里的所有问题。再次强调，这种粗暴的做法将使得人之不人。人和文科都要抵抗这种数据化的趋势，因为人和文科都不等同于数据。

被低估了的文科功能

近代以来，科学所追求的目标就是精确性。就实现精确性而言，以AI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已经超越了人类。人类为了在与AI的较量中胜出，得提出这样的问题：“更精确”（知道或“心想事成”）果真比“含糊”（不知道或“焦虑不安”）更能使人幸福吗？对此，人们很少给出否定的回答，因为人的天性之一就是喜欢明晰。与“根据经验与人性分析”相比，大数据分析往往更为准确。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的先验答案是选择更为准确的结果，似乎这更好。但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绝对的“更好”，因为人同时具有与精确精神相悖的感性精神，后者是微妙的、不确定的，因为人们会经常改变主意，或者说，变更初始条件。人并不追求透亮的、唯一的结论。人类的强大兴趣，在于挖掘自身深邃的天性，这可能是AI时代文科的出路，即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正如杰夫·科尔文所言：“那些掌握了正在消失的人类技能的人，将会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人。”这种正在消失的人类技能，与人之为人的本质密切相关，它是最为原始的直接性，或者只存在于“语言人”的情感之中。在感性的心灵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精确性的形式智力尚未发展到当代的程度。质言之，以上“正在消失”的原因来自正在或者已经被置换，被广义上的“电源”所置换，因为电脑、网络、人工智能都需要电源，它们是人类五官四肢的延伸，它们使我们忘记了起源——人类原初的模样，人之为人的本能及其情感。就人文学科的古老形态而言，与其说原样的人原本处于没有电源或者是拔掉电源情况下的生活状态，不如说是在不需要电源情况下的读写能力、感同身受的理解力、感染他人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读懂心灵的能力。

以上对峙并非只发生在现代，早在17世纪，启蒙思想家帕斯卡尔在其著名的《思想录》中，就区分了数学－几何学精神与敏感性精神。他这样写道：“几何学精神与敏感性精神的区别——在几何学，原则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却脱离日常的应用……但是敏感性精神，其原则就在日常的应用之中，并且就在人人眼前。人们只需要开动脑筋，而并不需要勉强用力；问题只在于有良好的洞见力，但是这洞见力必须良好；因为这些原则是那么细微，而数量又是那么繁多，以致人们几乎不可能错过。”

（帕斯卡尔《思想录》）

敏感主要指心灵的直觉，而直觉本身是敏感的、微妙的，它无法还原为逻辑推论的透明性与精确性。敏感精神是文科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同时也是人的根本特点。人的敏感本能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无论古代还是当代，这使得人成为人。而精确性精神，则是敏感精神孕育出的科学精神，体现在理工科和社会科学中，它们遵循逻辑演算的方式。除了速度快，AI或人工智能并未超越数学精确精神的基本原则。AI发明了形式化的智能机器及其衍生产品，但它能否控制或框住人类敏感的直觉活动呢？这正是笔者以下要讨论的问题：被低估了的文科功能就是人的敏感精神的直接体现，它是由不会被机器代替的人直接把握的。

以下笔者将会谈到，从作为AI理论支柱的数学入手，我们也会发现，即便这样精密的“科学”也并非完全源自逻辑，而是更多地依赖于直觉。直觉同时也是运用已有知识的直觉能力。文科的基本功能，凭借的是直觉或敏感精神的“连接”“加”“比较”，离不开“谁”或者作者、风格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前所未有的想法，这些想法是“将要”出现的异常思维，是利用已有资料进行“从0到1”的原创性思考，而非人工智能那样仅对已有知识进行归纳和运算的“S是P”的逻辑判断力。

人类生活的细节之处所需要的，恰恰是“文科的功能”。这种功能可以体现在生活中的“享受”上，特别是以阅读和写作为代表的那些无法替代的亲身体验，其亲自性、个体性显著，而非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存在的操控技术能力。换句话说，我们响应卢梭和尼采的呼唤，渴望回归到一个“原样的人”，呼唤那个原样的人所处的原样生活世界。这首先是一个有趣、深刻且极具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改变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核心依然是人的在场。在最为激进的科幻电影中，我们甚至能看到极具讽刺意味的场景——无论多么离奇和魔幻都在模拟并回归人性，使之成为一个人类能够理解的世界，即便这种理解可能充满未知与陌生，也蕴含着模糊而细腻的敏感。

人或文科之所以比理工科和社会科学更为古老，是因为人或文科的根本特征在于心灵、性灵，这些作为感情因素的存在比智力更为久远。正如“哲学”起源于“爱智慧”，智慧是“爱出来”的，这种智慧与单纯的智力和知识相比，存在微妙而本质的差异。这种差异也体现在文科与理工科所使用的所有概念之中。当我们面对诸如“语言”和“理性”这样的概念时，既可以从文科的角度出发，即基于心灵的理解，也可以从纯粹智力的角度出发，两者会导向截然不同的判断力和精神世界。

人工智能只能在智力和记忆力领域模仿人类，却无法模仿更无法去除纯粹人文中的浪漫因素，即上文提及的敏感精神。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更擅长模拟人的意识、语言、逻辑推理能力，而难以模拟人的潜意识、灵感、性灵、心灵乃至灵魂这类不着边际的人性深渊、难以模拟不可理喻的执拗信念，乃至纯粹不合理的任性——这些特质并非源自心脏功能。然而，若将它们归结为脑功能，或者戏称为“脑科学中的文科”或“文科脑”，这样的说法也因过于局限于知识范畴而显得不够精确。AI技术或人类现有的知识，无法应对人类那敏锐至极、近乎“疯狂”的任意性深渊——我更愿意将其称为永远无法破解的人性密码，其中涵盖了所有的人文因素，因为它无法被还原为人类已建立的“科学”。

如果AI技术朝向某种精确的必然性，在于其逻辑形式的演算之“一般情况”，那么文科功能的核心则在于探索敏感的可能性，即直觉中蕴含的“浪漫”元素。后者需要真实的人作为质料因素，来回答“是谁”（作者或起源）、“在哪里”（场合或空间）、“何时”（时间）这三个问题——这些问题都具有偶然性和可选择性，它们作为个别情况而发生，先于逻辑的“一般情况”。它们是起源或前提条件，是活生生的存在。正如生存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反驳数学哲学家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时所提出的：为了思考，我首先得活着。活着的实际性或生存世界是不可概念化或命题化的。于是，在上述三句问话中又有了第四个因素“我”。“我”与笔者已经提到的亲自体验和不可置换性息息相关，这里的“我”甚至不可还原为语言的事实，不是观点和立场，而是感情与身体的事实，因而与所谓“人类中心论”或“人道主义”之类观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是人，但不是作为规定好的、知识化、概念化的人，不隶属于某某主义。“我”是这样的个体深渊：“‘在我身上有某些不是我的东西’。我们经常在后现代主义时代中听到这种论断（听起来像是一个混乱的心理学咒语）。但这一思想能够追溯到浪漫主义那里……在某种意义上，它超越语言。”所谓“我身上某些不是我的东西”并不是非我，而是我的潜能、可能性、剩余物。例如，“比想还多的想”，在滑脱与走神过程中的连续性的创造力量。

（勒内·笛卡尔）

当文科被理工科瞧不起的时候，恰恰是将文科=某种人文知识的时候；当文科被低估的时候，恰恰发生在我们没有想到不能将文科简单归结为使用语言进行某种逻辑归纳的能力的时候，因为这种能力是理工科的本质属性和特长。然而，文科中必须有人，而人的根本特点在于人（或者“我”）是其自身的深渊，它诉诸心灵。心灵与我们须臾不可分开的生活世界密切相关，却与语言状态相冲突。尽管文科基本功更像是来自阅读与写作，但其中的语言只是心灵阐释“不好用”的工具。这就使得对文科意义的探索需要不断回归哲学，才有可能揭开文科功能的真相——这一真相同时也是人的真相：人会不断改变主意或调整初始条件，人活在一种中断与连续性并存的状态中。人文的重点在于创作作品，而非人文知识，因为知识似乎被赋予了客观性的属性，而人文作品则是个人及其风格的独特产物。这就像钟表时间等同于客观的科学时间，而人文时间则是个体主观感受的时间。这就像“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这句话，完全是生活世界中的表达，一种充满人文色彩的表达，它不受钟表“嘀嗒”声的束缚，是一种可长可短的主观时间体验。

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即便是作为AI雏形的、拥有最精密逻辑形式的数学，也离不开人的因素。加拿大数学家塔西奇在《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一书中介绍了现代数学家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数学观。布劳威尔认为，数学本质上是一种无语言的创造性活动。对于布劳威尔而言，科学是一种对人类心灵中受限欲望的迷恋。它代表着人的象征性失落，而这种失落的根源在于智力——“魔鬼的礼物”。逻辑和数学应当被归入“人种志”（ethnography）的范畴。逻辑绝非数学的基础。如果说逻辑和科学还代表着某种东西的话，那么它们就是数学的低级形式，是对某些本质上超语言的数学活动的记录。这段引文将数学艺术化了，它源自人在直觉过程中的创造能力，是人在组织自己的思想，这又一次使我们想到文科的功能。

（弗拉第米尔·卡西奇著《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

文科比理工科更为古老，文科的心灵源自智慧萌发的时刻。当我们思考文科与AI的关系时，实则是在讨论心灵与智力的关系。我们现在关注的是“置换”中的不可置换性，即人性的深渊，那些比单纯的智力因素多出来的东西。正如笔者反复强调的，这些剩余物正是文科的基本功能。

我们不低估人工智能，我们更不能低估人，我们应避免误入较量的陷阱，因为存在着置换的不可能性。“有没有什么事情，哪怕机器能做，甚至做得比人还好，但我们还是希望找个真实的人来做？”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我们明明知道人会犯错误而机器人更正确、更听话，但真实的人比机器人更有人性的温度。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更愿意与不完美、有局限的有人在场的情景相处而不是相反。这就像笔者以上提到的：人变化莫测、人会厌倦进而任意修改初始条件，从而激发自己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人甚至会喜欢人性的弱点与缺点，因为不完备的人性化情形更为亲切、自然、真实，有人味儿。这就像人是“会死的”，生命才有意义。同样道理，我们宁愿保留文科中那些模糊的、随性而至的想法，也不愿意使得这样的想法规范化、走向理科化的“准确”。

后智能时代的新文科

旧文科暗含的标准化评价方式之落伍，只有当我们追溯到其背后所隐含的过时的哲学思考方法时，才能清晰地看出其中的弊端：我们需要区分文科中的理论态度与行为态度，因为AI已经能够取代传统文科中基于理论态度的知识性劳动（可以归结为“S是P”的逻辑表达式）。然而，笔者所谓新文科中的“行为”是朝向未来的“将要”（这是悖谬的，它可以预测但尚不知道），而AI只能判断以前的数据=知道，对于尚未发生的未来是无能为力的。换句话说，对于新文科而言，归纳知识的劳动已经告一段落，创造作品的时代已经到来。与其说新文科是在批判旧文科过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如说旧文科那种建立在“死记硬背”基础上的教学方式早已被教师与学生厌倦，并在不知不觉中被放弃。与其说我们需要命名一种新文科，不如说尽管我们尚不清楚它具体“何样”，但我们必定知道它不会是上述旧文科的模样，因为AI时代的到来，已经使得旧文科的模样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笔者在这里只能大致描绘新文科的到来，它是突破已经僵化的旧文科结构的创新事件，是一种特殊的、尚未有统一定义的奇异性。新文科拒绝将任何权威和历史思想作为当下作品创作的基础，因为这些作品若想做到AI所不能，就必须超越AI可能性的边界，实现某种非人工智能的思考、言说和写作。

新文科并不能完全抹掉旧文科的痕迹，人仍旧存在着。但在类似人性、人文、人权、人道主义等问题上，面向未来的新文科不再沿用老文科的固有说法。就像当代新哲学家、新小说家、新画家会这样说：我这样写（画），也算是在创作哲学（文学、绘画）作品。它们意味着原先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是可能的，它们是人文领域的新事物——这也是新文科的无条件性、非先验性、无前提性的体现。总之，新文科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比如哲学不仅与文学和历史学相通，还能呈现为戏剧和电影画面，体现为一切陌生的想法。

由于有“人”的因素在场，文科具有被“数智”低估了的不可被AI置换的功能。“数智”无法置换人文情怀，人文精神也不能被还原为狭义的数智。因为“数智”的精华在于“数”，智慧首先被缩减为智力，而智力又由数字组成——这种看法并非原创，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早就提出世界是由“数”组成的。牛顿进一步指出，大自然说的是数学语言。现在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正如笔者以上分析过的，虽然AI时代的到来威胁到传统文科的生存，但它无法彻底取代文科。文科不仅仍旧存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将焕发出旧文科不曾有过的活力。与人们通常预料的相反，由于人工智能技术主要模仿和取代的是人的左脑，即意识脑、学习脑和语言脑，主要负责逻辑分析与推理、语言、记忆的功能。在AI时代，以智力和按照规则操作的理工科从业者的“被取代”压力，反而大于文科。因为除了左脑的“硬壳”能力，文科更加依仗机器技术难以模仿和操作的人类右脑功能，即本能脑、潜意识脑、创造脑、音乐脑、艺术脑——它们的功能优势在于直觉、情感、想象力、灵感。右脑之所以难以模仿，在于这些能力具有任意性、不可控性，它更像是一个永远的暗室与黑箱，是人性的深渊，也是智力的源泉，它孕育着智力。或者说，在“心智”这个说法中，综合了文理科的功能，“心”在“智”前，“心”诞生“智”。“心”就是文科能力或者功能的浓缩，“智”是理科能力的浓缩。当然，这样的说法只是挑重点，因为文理科都离不开心智能力。因此，为了明确加以区分，我们将“心”与这样的直觉联系起来：内心世界——心愿、心意、心情、心肠、心地、心迹，它们返回上述微妙或者敏感精神。至于智力之“智”，则与逻辑、原则、精确性、数字化联系起来。于是，我们就会明了，心与智的确有分工，各有所长。

若如上所述属实，那么过时的是旧文科，因为以往人们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过于看重知识和记忆力。旧文科这样评价一个文科从业者的成就：超强的记忆力、掌握百科全书般的知识、精通多国外语。这些评估都偏向于智力，它也构成了旧文科的学习内容。不幸的是，如果现在一个文科学者只是拥有这样的本领，将在AI面前败下阵来。这样的本领中忽视了来源，即哲学（不可还原为“数智”的智慧）和艺术（直觉、想象力、灵感），这两者合起来属于人的创造力。

单纯偏重软智力（它甚至被等同于记忆知识的能力）的旧文科，在更偏重硬智力的理工科面前“自愧不如”，而忘记了所谓自然科学，连同数学几何学，都诞生于最古老的文科——哲学。哲学曾经是包罗万象的“科学的科学”，哲学分化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各门学科。哲学已经将自身的逻辑与实证功能交付给具体科学，而具体科学无法解释的元智慧或终极意义上的原创性，仍旧留在哲学领地，这也是人类在自己创造的人工智能面前的优势和底线的尊严。

AI时代的文科必须改变，笔者称之为“后现代的文科”或者“后智能时代的新文科”，它呼吁重新看待文科的功能、地位、作用。与其说这是将人类左脑的思维能力拱手让给AI处理，不如说是将开发和充分利用右脑功能作为新文科的首要课题。新文科应该围绕开发人类右脑功能设置课程、培养教师和学生，减少教材中死记硬背的知识比重，在基础教育阶段普遍开设哲学课程，辅之以学习AI技术作为工具手段。总之，后智能时代的文科与后现代的人相对应。新文科将改变课程设置，变封闭为开放、变确定性为不确定性。新文科不再培养只是拥有知识和技术工具的旧人，而是培养人之为人的能力本身：敏感、直觉、自由、悟性、想象力、同理心、感同身受的能力，以及与他人合理交往的行动力，如此等等。新文科利用但不依赖“数智”，因为“数智”趋向于普遍化、形式化、同一性。新文科的智慧鼓励差异，着眼于个人，培养或者激发不同风格的人，独立思考之人，抵抗AI时代个人的AI化。

笔者有必要指出，以上并非只是呼吁或者愿望，它有学理根据，集中体现在逻辑与直觉的关系问题上。逻辑是模仿规则演算与推理的能力，直觉不仅意味着人的非智力因素，更是一种特殊的“智力”。这个说法就像“非理性”是比理性更高的“理性”一样，这里的学理关键，在于“超出”或者“超越”（super-）。对于人脑智力的模仿，永远无法解决人具有超出模仿的能力的问题，而这样的超出，我们可以从直觉和主体性入手加以理解。它们是人的本能或本性——它们可以转化为同理心和人际交往的生存技能，而不是像形式逻辑那样死板地生搬硬套。我们低估了自己的人性，或者高估了人工智能技术能做到的事情，以至于用后者取代人性，这是人类所不愿意的。我们低估了人会无缘由地“不愿意”和“愿意”所具有的惊人能量。这巨大能量不是智力领域的问题，而是享受、沉浸、陶醉其中的快乐。这快乐甚至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因为这快乐也包含了亲自劳动、克服困难过程中的享受。人性还包括，与其说我们想要什么，不如说我们只是想要。“想要”是热情、是痛苦、是改变主意，是不可理喻，这使得人显得“好玩”、有魅力甚至引起嫉恨。但是，作为拥有人性的人，我们想要的就是这个，而不是果真实现所谓“心想事成”，因为一旦如此，我们就丧失了生活的动力并陷入相当于“死态”的无所事事，而生命或者活着，必须被“做事情”或者“消遣”占据。正因为天性如此，人类不可能容忍让智能机器取代自己的亲身消遣。正如科尔文所说：“人的本性，不论我们认识还是忽略，始终都在我们身上，并成为我们的驱动力。”

后智能时代的新文科并不是完全放弃“旧文科”及我们耳熟能详的文科领域的基本概念，而是对类似传授、阅读、写作、解释、人文、人性、科学、真理的说法重新审视，赋予它们新的功能，在新的方向上发掘它们，使它们开发出人性的可能性。它们决不排斥智力，而是以笔者以上提到的“心”的诸种因素来开发和引导智力。后智能时代的文科发明或者创见一种不曾有过的新的心智，它乐于使用AI工具来解放文科从业者的重复性劳动，但决不可用这个工具扭曲人的本性。在这个意义上，后智能时代的文科不应朝向“数字人文”的方向，因为这个方向用逻辑取代了心。笔者所谓新文科的核心，也是一种新型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