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天！新三曹操说《春秋》胡言乱语，放在汉代他绝对不敢说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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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胡言乱语
《新三国》可谓毁誉参半，其中的确有不能洗白的硬伤。最重要的一段就是，曹操征徐州，莫名其妙地，马车就在“麦田”（实际影视剧中展示的是草堆）里疾驰，这违反了曹操不能伤麦苗的军令，所以曹操就要自刎归天。但荀彧以《春秋》故事劝阻。曹操随口一句：《春秋》胡言乱语！
这段剧情太逆天了，编剧应当不知道《春秋》在两汉三国南北朝的地位。在汉代说这话，相当于在苏联说马列主义胡说八道，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今天就跟各位朋友聊聊《春秋》在那个时代的地位。
马踏青苗
一、《春秋》是维护天子地位的依据
一般情况下，咱们说《春秋》并非是《春秋》经这一本书。《春秋》本经没有多少内容，而且是流水账记录，内容枯燥。因此要搭配解释经书的《春秋》三传来看，即《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
汉帝
两汉皇帝将《春秋》当作维护皇权的依据，十分推崇《春秋》中记载的君贤臣忠的故事。据说，汉昭帝时期，有一个男子到北宫门，说自己是汉武帝的卫太子。当时的京兆尹隽不疑用了《公羊传》中的一个典故，做出判词“卫太子得罪先帝，是当朝罪人”，遂将其投入监牢。《公羊传》的典故是：卫灵公认为儿子蒯聩是无能力的二世祖，就将他驱逐出国，让孙子蒯辄担任储君。蒯辄登基后，蒯聩想回国当国君，但为了祖宗社稷，蒯辄就拒绝了父亲的提议。这表明蒯辄对“不以家事辞王事”原则的坚守。毕竟孝敬父亲事小，忠于国家事大。昭帝听说隽不疑的判决，大赞他忠于王事。可见对国家之忠，远高于对家父之孝。
汉朝
其次，《春秋》典故为汉代粉碎叛逆提供依据和合理性。比如，汉明帝时期，广陵王刘荆企图夺取皇位，失败后入狱。有人提出议亲议贵或可免死的建议。但有人用《公羊传》中鲁国公子牙弑君后，他的兄弟为了正义忍痛逼死公子牙，所谓“君亲毋将，将而诛焉”的故事，劝诫明帝将广陵王诛杀。从这可见，《春秋》为平叛提供了依据。毕竟造反的大多为亲戚，有的大臣的确会用亲情、道德绑架，逼迫君主做出妥协。可《春秋》的存在，为驳斥这种说法提供了强有力的辩护。
最后，汉代官僚依照《春秋》烘托皇权至上。比如汉成帝时期，丞相薛宣提议让丞相的属下、司隶校尉、各州刺史一同去捉拿逃犯。但司隶校尉反对这么做。因为司隶校尉、刺史都是天子的耳目，代表了皇帝。司隶校尉就以“《春秋》的文本书写中经常将天子使者排在诸侯之前，以此表达天子的地位”为例，提出如果将司隶校尉等人和丞相下属并列，会损害天子尊严和权威。而这种说法得到了官员们的认可和舆论的支持，丞相的提议因此作罢。
丞相
由此可知，汉代推崇《春秋》最现实的因素就是，它能维护皇权，因此受到皇帝推崇，将之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
二、《春秋》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依据
汉代常常以《春秋》故事来指导和少数民族的交往。
首先，《春秋》指导了汉代统治者的外交思想。班固提炼《春秋》中民族政策的核心是“不与约誓，不就攻伐”，即保持距离避免任何形式的交流或冲突。他在《汉书》中写道：“《春秋》说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是人面兽心。因为他们没有人的那种礼义廉耻，所以圣王不能和他们约定誓言，因为约定之后，给他们好处，他们占了便宜反而更加放肆，且不会遵守约定；而且圣王也不会轻易攻打他们，因为劳师远征，但占领的土地毫无价值，反而加剧国内矛盾。所以英明的君主对他们的政策当是羁縻，如果他们敢犯边就要狠打，如果他们安稳臣服，咱们也要以礼相待。这种政策才是圣王之常道”。这种对外夷的态度，深刻影响了汉代外交。
蛮族野人
在《春秋》外交思想的影响下，汉宣帝时期，匈奴内乱，萧望之就提出羁縻之策，即不要趁机进攻匈奴，反而应当派遣军队帮助呼汗邪单于维持统治。宣帝照办，没有趁人之危。宣帝末年，匈奴内乱愈演愈烈，呼汗邪地位摇摇欲坠，只能南下请求内附。对如何接待这位单于，汉朝内部爆发了激烈争论。丞相黄霸将匈奴视为汉朝附属国，提出应当给予呼韩邪诸侯王的地位。而太子少傅萧望之在《春秋》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匈奴地无所产，将之当作臣子，汉朝就要背上对臣子的义务，于国不利。因此提出，匈奴是敌国，和汉地位平等，不能以臣礼待之，而应以客礼待之。最终宣帝说“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于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也就是说以国宾之礼相待，单于的位次在诸侯王之上，拜见时只称臣不具名。
其次，在夷夏之辨上，汉朝从《春秋》逻辑出发，将能否遵守礼仪和道义视为华夷的区别。《春秋》将不能遵守礼仪的人视为夷狄，称其为“少进之国”。比如吴国是吴太伯创立的国家，从血统上讲，吴太伯为周文王的伯父，是绝对的华夏诸侯。但在《春秋》笔下，因为吴国经常使用诡计“诈战”，不守信义，即便吞并了许多华夏诸侯，占领了许多华夏土地，但仍被《春秋》视为蛮夷。就是在能否遵守信义思想指导下，汉元帝时期，匈奴郅支单于曾羞辱汉使，但后来他又想将在长安为质的儿子接回来，并表达了想要臣服汉朝的意愿。对此事，朝廷陷入争论。御史大夫贡禹便以《春秋》原则，提出允许蛮夷内附，并不罕见，既然他有心归化，只要能遵守道义，我们可以答应他的要求。这种以礼仪作为华夷区别的办法，不仅影响汉代，甚至影响至明清。
匈奴单于
三、《春秋》影响汉代的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门分支，具体概念较为复杂，简单来说它是政治理论的哲学，指引当权者为何施行这种政治。
《春秋》对汉代政治哲学的影响，我们以小见大，便可窥见一二。《春秋》经开篇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围绕“元”这个字，汉代学者便有系统的研究，阐释其中逻辑和道理，并将这种研究成果引入到政治运作中。
董仲舒说：“《春秋》经传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因其中涉及的内容庞大且复杂，我们选择汉代学者对“元”的一个解释，进行简单阐释。简单来说，汉代学者认为，“元”是宇宙万物运行的基础，是天地之始；春是一年之始；正月是政教之始；王是人道之始。归根到底，元是政治的基础，只有基于“元”，才能构建起政权的合法性，在“元”的指导下，统治者要重视一年之始、登基之初、政策实施之初的效果，以确保良好的开端和正确方向。进而提炼出受命之王必改制的观念。西汉汉哀帝搞“再受命”的闹剧，除了五德终始说之外，就是受《春秋》“元”的影响。
汉代官僚
总的来看，《春秋》影响了汉代统治的方方面面，是绝对的官方意识形态，其地位之高不言自明。
文史君说
《春秋》不仅在汉代有着重要的地位，其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代。比如明代的朱元璋，曾列十五不征之国，理由是这些“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这是典型的《春秋》外交思想。连乞丐出身的朱元璋都能从《春秋》中读出感想，何况贵族出身的曹操。如此可见，《新三国》里曹操说的那一句“《春秋》胡言乱语”有多雷人，真要说了这话，他绝对会被读书人所唾弃。
参考文献
刘红：《汉代春秋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23年。
姜雨：《春秋经传在汉代政治中的体现》，《应嘉文学》2023年17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