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 | 城市的兴衰始终是“大分流”的标志

陈恒 |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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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

一位历史学家认为：一千年前，前往巴格达或中国都城开封的旅行者会发现，那里是一个拥有宽阔街道、宽敞花园和先进城市设施的庞大而繁荣的城市。巴黎、罗马和伦敦乃至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城市至多是这些亚洲大都市的一角。

到1200年左右，欧亚大陆西部唯一的非穆斯林大城市是东正教的中心君士坦丁堡。然而到了1600年，欧亚大陆西部最大的五座城市中有三座位于欧洲。1850年，伦敦以250万居民的规模使历史上所有其他城市相形见绌。当时，得益于工业革命，与其他伟大的欧亚文化相比，欧洲在财富、权力和影响力各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大分流。

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认为，“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如果按照安德森的说法，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或者说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那么，城市则是一种非想象的实体，城市往往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符号和产业联系在一起。例如，雅典是审美文化的象征，罗马是帝国扩张的象征，耶路撒冷是宗教信仰的象征，纽约是全球金融中心，巴黎是时尚与艺术之都，这些特性有助于彰显国家的文化特性，同时也使拥有这类城市的国家有别于其他国家。

（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

大城市经常引领潮流，塑造全国甚至全球的文化、政治和价值观，可以成为进步思想、社会运动和包容文化多样性的中心。城市是代表国家竞争的物质的、文化的实体，在争夺认可、资源、经济影响力和文化声望等方面更加具象，更有说服力。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文明起源时代的城市、农业时代的城市、工业时代的城市，莫不代表一个地区或国家去参与竞争。

因此在笔者看来，自人类文明出现以来，城市的周期性兴衰始终是“大分流”的标志与有力指标，区域之间经济的大分流、思想的大分流、观念的大分流、知识的大分流等，都是以城市为载体表现出来的，无一例外。城市的变迁反映了一种文明权力、知识、思想、财富和影响力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决定了文明的走向与趋势，共同推进着文明发展的轨迹。

城市不是静态的实体，而是在不断适应环境、重塑自身的动态过程中，体现了这些动态变化。城市不仅仅是人口中心，它们还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引擎，往往决定着周边地区和文明的命运。处于永恒变革中的城市，不仅改变了自身的面貌，也塑造了人类文明的未来。

城市的出现或城市的诞生是人类文明重要的转折点，英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V.Gordon Childe）用“城市革命”来概括城市的诞生之于人类文明的意义。他于1950年首次提出“城市革命”一词，将城市概念化，以描述新石器时代人口从村庄向以城邦为基础的更复杂文明形式过渡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强调了城市化如何通过创新为社会组织和文化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来催化文明进程。这场革命不仅仅关乎技术进步，而且关乎社会关系和权力的动态转变，产生了新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等级。这一转变以城市的出现为标志，其特征是人口及其密度增加、劳动力专业化、农业盈余、社会分层，以及文字、纪念性建筑、远距离贸易、国家机构的出现等。柴尔德的城市革命理论对于理解城市的起源和复杂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他相信这是继定居农业诞生之后，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又一次重大飞跃。

虽然柴尔德的部分观点已被后来的学者完善，或是仍在争论中，但他的“城市革命”概念依然是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基础性观点，以城市为出发点，的确可以看到早期人类社会的不同模式：古典时期的地中海城市促成了发达的公民自治文化，开放的公共空间和活跃的经济交流，反映了其政治结构和社会价值观；而东亚城市尤其是受皇权影响的东亚城市，则更多地实行中央集权管理，旨在加强国家权力和维护社会稳定，而不太强调公共空间和政治自治。

从这样的角度开展研究并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历史学家魏特夫。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是德国共产党人，亦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后移居美国。他在《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1957）一书中认为，在东方文明中，“国家占据着无与伦比的行动领导和组织控制地位”，其基础是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尤其是依托灌溉系统形成了“水利社会”，从而强调灌溉农业的管理要求与官僚极权主义发展之间的必然关系。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强调水利社会所造成的东方专制，已经遭到学界的批判，但他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广阔空间：东西方文明确实不同，其在城市外观与城市化方面亦存在很大差异，这都显示城市发展的不同模式注定了其市民思想与行为模式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是学术界可以不断探讨的问题。

人类早期城市孕育着不同的政治组织、经济模式、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它们各自对人类早期文明作出了可敬的贡献。到了“轴心时代”，先贤把自我与他者、自我与自然分离开，不断丰富城市生活的内涵，奠定了各个城市的性格。人们亦敏锐地意识到，现在之前有一个漫长的过去，而接踵而至的将是一个未知的未来。

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双重的故事——罗马的辉煌与伟大，及其走向衰落和灭亡的千年历史。“吉本在叙述罗马帝国的衰亡的时候，也同时例示了他那时代的文化的衰亡。”这是东西方城市的又一次大分流：西方城市进入至暗的一千年时刻；而东方城市则进入辉煌的一千年。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终结，中世纪历史的关键篇章也随之结束。

“城市革命”让人类都进入了以城市文明为主的赛道，就欧亚大陆而言，在这五千年的城市文明竞赛中，已发生了三次城市大分流。公元前5世纪之前的2500年时间里，各大城市处于萌芽与发展阶段，各有贡献，几乎是平分秋色。公元前5世纪左右，发生第一次大分流，过程延续了将近一千年时间，东西方城市走在完全不同的道路上。公元476年罗马陷落，发生了第二次城市大分流：5世纪之后，欧洲的城市处于显著的衰落中，城市人口减少、经济停滞，人口、经济从城市中心向农村地区普遍撤退。大约从10世纪开始，随着农业创新促进了粮食生产，欧洲的社会经济情况开始好转，贸易网络也开始复苏，

经济的复苏为欧洲城市的复兴创造了条件。1500年之后的欧洲城市仍处于复苏中，但在衰落中诞生的大学则奠定了现代城市的底蕴，诚如芒福德所说：“这是一项具有头等意义的社会发明：单凭这一点，中世纪历史就足以自豪，足以神气活现。大学超脱出市场、城市的习惯标准而独立，这种独立性又培养了大学的特殊权威：承认客观真理，以逻辑方法和辩证方法证实客观真理，承认学识和科学方法的权威性，而这些东西又是在历史中不断发展不断积累而成的。”这一社会发明伴随欧洲扩张而传播到世界各地，奠定了城市引领国家发展的主流。工业革命后发生了第三次城市大分流，其影响与模式一直波及至今。没有世界城市就没有世界国家，19世纪的伦敦对于英国就是如此，20世纪的纽约对于美国也是如此。

如果说前三次城市大分流的主线是先贤们所想象的“理想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的话，那么，数字时代又使城市面临着第四次大分流，其逻辑与主线则是围绕着人工智能。哪个国家、哪个城市会在这一轮城市革命中胜出，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国和中国的上海是具备参赛资格的。

我愿意分享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让我们一起思考如何面对未来。这位历史学家是挪威裔美国学者维斯塔德（Odd Arne Westad，1960— ），他的中文名叫文安立，专攻冷战史、东亚史，因其将全球视角引入冷战研究而闻名。文安立的《躁动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2012）一书探讨了250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及其对全球政治的影响。作者开篇就说：“21 世纪伊始，中国正日益走近全球事务的中心。作为世界上人口较多、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即使在历史上那些罕见的弱小、分裂或贫穷时期，中国也始终吸引着他人的目光。如今，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认为，中国已经摆脱了相对无能的时代，积累了非凡的国际实力。”作者最后又说：“历史学家在讨论中国现代性及其未来时面临的问题是，过去的东西有可能压倒现在的东西。正如中国人喜欢提醒我们的那样，中国有太多的过去，有太多被认为是连续性的东西，以至于这些过去有时会成为一种观念上的障碍，阻碍我们有效地处理今天发生的事情。”

自18世纪以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互动和对抗使我们的世界观在统治与征服、效仿与反抗的极端之间剧烈波动。尤其是近代以来的遭遇，给中国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屈辱感和怨恨，有时会强化我们关于正义、等级和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中心地位等观念，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今天我们又处于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如果能把握时机，在未来有限的时间内塑造出一座公认的世界城市，我们也许会在第四次城市大分流中胜出。

文安立的思考反映了中国在接触与孤立之间保持平衡的历史模式。近代中国不断试探性地与外部世界接触，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确实又在内部发展和外部压力的影响下摇摆不定，很多时候将其推回到一个封闭和不稳定的状态——正如中国近代史所显示的那样，这不仅影响自身，也将对其他国家产生严重影响。中国未来的成功有赖于内部稳定和建设性国际合作的结合，这对中国和国际社会都至关重要，也即我们是否有能力在与潜在国际伙伴合作的同时，保持开放的态度，维护自身的实力和稳定。我们期待未来属于中国的世界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