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八百年，看福建"正在消逝"

    前日临近中午，我正在为午餐之鱼“脱衣开膛”。这时，一位远在福建的朋友兼厅级长官忽然用手机给我端来一大盘“鱼虾”，大气的菜名标以“福建，一个正在消逝的省份”为题，由“福州人家出品”，包装日期是2017年10月。正文不足100字，以下全是老照片，足有上百张，全面、真实纪录了八闽大地改革开放以来的过往烟云。

    《福建，一个正在消逝的省份》此文开头是这样的：“曾经的福建，辉煌过，也失落过：近现代，福建一个省就能代表半部中国近现代史；台海对峙时，福建发展被边缘化。改革开放后，福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身处其中，看着她的每一次变化，亲身经历着……在福建，有些东西却正在悄悄消失……”

    于是，我一边谨慎地品味标题，一边认真地滑阅照片及其简短的配图说明，越看越不是滋味。看标题吧，以为是“垂头丧气的哀嚎”或者“幡然悔悟的真心话”，但看到内容，却像极了是“不可言说的孤芳自赏”。我心中不由地纳闷：福建，你到底是要消逝，还是要刷存在感呢？

    我在福建求学和工作即将二十年，且是福建女婿，对一些“福建现象”早已习以为常。

    福建人最喜谈论近现代的“辉煌”，一般话不会多，一句足矣。但是外省人基本不认这里的“辉煌”，一句反驳就是，福建何曾辉煌过？

    新中国成立前的近现代一段一百多年历史是被公认的“丧权辱国的历史”，不要说有“半部辉煌”，哪怕是一丁点的“辉煌”都很难找得到，福建又能如何以“辉煌”凑出半部中国近现代史的呢。

    而一旦触及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发展不顺的“伤疤”，南不如广东，北不比浙江，而闽东地区又长期戴着一顶东部黄金海岸线“断裂带”的帽子，话也绝对不能多，也是一句，搬出台海问题挡一挡，遮一遮。

    谁叫台海与福建最近呢，既然人力不能抗的台风都帮着挡了不知几百万年，如今再委屈一下那一湾浅浅的海峡做个“福建萧何”，先让福建老大哥心里好受一点。台海真的是影响福建改革开放40年发展致使它被边缘化的首要之障吗？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老话讲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必是真理。以三四十年的视界审察一个偌大省份的发展，可以见高下，但也可能只是管窥豹斑，瞎子摸象。

    我以为，需要放在一个更长一点的历史河段与更广一点的地区发展趋势中，以政治文化经济的综合视角层层解析一个地方，才有可能把准这个地方发展的脉搏，也才能对它的未来勾勒出更清晰与更真实的轮廓。

    就在《福建，一个正在消逝的省份》此文诞生前的某年，我就曾与这位身处厅官高位的朋友在他办公室里面对面坐聊“东北困境”的话题。他先发问：“很多人现在都认为东北发展老是提振不了，那是东北人思想保守，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东北人干劲不足造成的。以你新华社记者见多识广的眼界来分析，‘东北之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提出此问，足见高级干部对我见识的信任和欣赏。我直接答道：“东北不振的核心原因，不是国家政策，不是地方保守，也不是人民干劲不足。而是大势所趋，历史潮流的必然。”

    如今，之所以有人将东北衰落的原因归结为地方政府和人民，主要是这些原因都现成看得见。以鄙人之见，区域发展大势与潮流远远超过一个人的生命长度，而它们才是隐藏于历史的帷幕之后、真正操弄国运之手。

    东北老工业基地，它的“老”不是与新中国同岁之老。新中国成立之前，东北就以其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发达的国际贸易而雄踞整个东北亚的经济中心，这个地位一直保持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个中心地位是谁先造就的呢？翻一翻近现代历史可以得到答案，是俄罗斯和日本先后在此各有目的地经营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北的重工制造占了当时全中国的半壁江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轮滚滚南下向海，中国经济版图的重心一再东南而倾，连春天都变成了南中国的“专利”，在惊涛拍岸的改革浪潮面前，东北经济失速，东北人心受伤。未来中国擘画的富强长卷将是一幅“弯弓射大雕”的宏伟之图，以东南海岸线为“弓”，以长江经济带为“箭”，而东北只有站在这张“弓弦”边上看的份。眼见大势如此，东北人干脆卷起铺盖大举南下。历史趋势的“大腿”岂是区区“政策”的小细胳膊所能轻易扭转？

    这次，老友转送一盘“闽菜”过来而没有支声，他是福建人，但未必是个看不清问题的福建人。而我只是生长在浙江的半个福建人，相对来说站位超脱，想来是他要我好自品味，有何异见发表，他也可乐观其成。

    相较于东北，福建的情况与之不同。近年来的福建也显示出诸多不振之症，久久不能摆脱在中国东南海岸线上的“跛脚之势”“断裂之实”，难怪乎闽人出去返家后会由衷感叹闽省正在消逝，在国内的存在感不强。“近现代的荣耀也都跟着不在了”。这难道真的是被“台海”这汪无辜之水所害？我看，未必如此！那只是现成看得见的一个原因罢了。

    想要把福建的今天看得透彻，不能按东北百余年的历史跨度来解析，至少要以八百年的纵深尺度来丈量。比较恰当的一个历史观察时点就是1180年代南宋时期的“陈朱论战”，这场论战的回响穿透了近千年，给今天的福建留下了至为深刻的精神印记。

   陈，指的是南宋状元、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陈亮，字同甫；朱，正是当时南宋思想界学术界的泰斗人物朱熹。

    陈朱二人大论战的缘起是淳熙九年（1182年）陈亮邀请当时正在浙东监司任职的朱熹和与朱熹并称“东南三贤”的吕祖谦一起到浙中永康的五峰书院讲学。据史载，四方学子闻风赶来，把书院讲堂挤得水泄不通。

    当时，年近不惑的陈亮刚刚出狱，入狱是因他20天内三次上书朝廷，抨击统治者的投降路线，提出强烈要求变革政治、富国强兵、收复中原、重新统一祖国的政治主张。

    朱熹宣讲，世界可分成两个，一个是理性世界，一个是人欲世界。在心性方面，也可分为“道心”与“人心”；在历史上，三代（夏商周）之时是理性时期，汉唐以下，是人欲时期。孟子之前具有理性的人，孟子身后，道统失坠，理性不复存在。在行为方面，朱熹主张“静”“无为”……

    结果，陈亮与朱熹针锋相对，认为天地间的“道”是不生不灭的存在，不曾消失。在行为方面，陈亮认定“道”就存于现实世界里，所以就应该“动”，努力去寻找，用“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气概去争取。

    吕祖谦见陈朱起了冲突，赶紧打圆场，说：“两位仁兄的见解各有千秋，值得鄙人学习。”三人随后在胡家公庙品茶，吕祖谦讲了一个弥勒佛的趣闻。正合朱熹心意，随手在胡家公庙上空的悬崖上，以朱砂写了“兜率台”三个大字，告诫后人要清心寡欲，修身养性。陈亮也提起大笔，信手添上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

    五峰书院讲学，正是后来陈朱两人“王霸义利”论战的起点。两年后，陈亮收到朱熹的一封四月来信，要他放弃“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做一个“醇儒”。陈亮立刻回信，集中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陈亮回答决不做儒者，而要做“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成人”。二是对汉唐的历史评价问题，这是正本清源的问题。以朱熹史观，他很自然地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让人们脱离现实斗争而去修身养性。陈亮以汉唐社会“万物阜藩”这一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从功利主义观点出发，说明汉唐的治道是合乎道义的，驳斥了朱熹的倒退历史观。两人此时的争论实质上是关系到南宋社会的前进，抗金中兴，还是苟延残喘自取灭亡的重大问题。

    又过了一年（1185年），陈亮对朱熹又写了一封长长的复信，就王霸义利问题与朱进一步辩论。陈亮旗帜鲜明地号召大家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特别是“百烁气血”干得动、“挟得转”世界的全人，而不去做儒者。并主张把适用于当时社会的历代进步思想家的进步思想，如“搅金银铜铁镕作一器”那样吸取下来，为当时现实斗争服务。朱熹看了这封长信后，深怕陈亮的理论为“后世传闻，转相习染”，就急切回信重申了他的“天理、人欲”之纲。同年，陈朱又有两封辩论书信往复，进而这场论战轰动南宋思想界。

    这场论战后期，朱熹难以招架，使得他大为恼火，惊叹陈亮“才太高、气太锐、论太险、迹太露”。“陈同甫学，已行至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陈亮为此创立了南宋永康学派，能与程朱理学相抗衡。

    补充说一点，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重农轻商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厚农抑商是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但陈亮却鲜明提出“农商一事”的观点，他认为没有繁荣的商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繁荣的社会经济，进一步提出重视商业以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主张，比如：正确看待商人的社会作用，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实行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方针；注意保护商人，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陈朱以书信往来的形式展开论战，不仅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其根本意义在于：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提出并深入讨论了“历史与道德的背反和冲突”这一重大问题，即人们应以历史为基准去看待一切伦理道德原则，还是应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去裁判一切人类文明史？是将道德历史化，道德只能是一种历史化的道德，还是将历史道德化，历史只表现为道德升扬与沉沦，历史成了道德化的历史？

    陈朱二人论战的影响力穿越了千年的历史，时至今日还在深深影响着二人身后的一方水土和百姓。虽然陈亮的理论创造仍是基于古老的儒学传统，重史求实，经世致用，但他推崇为社会历史建立奇勋伟业的“英豪”，强调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进取性，主张主体人格作为社会角色的广泛适用性。显然，陈亮的理论更接近近代文化的要求，可以说代表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且对中国传统文化过分夸张内在价值的缺陷也有一定的纠偏补正的意义。后世近千年，陈亮求实、务实的精神，无私无畏的心胸和开拓创新的意志，成为浙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浙江经济崛起的奥义与灵魂。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晚年回到出生地福建，定居武夷山，继续著书立说，攀上了理学集大成者的学术最高峰，并将他的光辉思想进一步深植于八闽大地人文血脉，以致后世的福建人文化血管里会很自然地流露出程朱理学的因子。当然，现代福建社会并非人人崇尚朱子之说，但不可否认，道德神学思想的影响早已潜移默化于福建人代代相传的风土教化之中。不论新时代的福建精神喊出了怎样的口号，理学的阴魂依然稳稳地蛰伏在福建精神的主心骨。

    我特别要先申明一点，我不否认宋明理学是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的一次伟大突破。但是，在历史发展中，自元明两朝，理学思想为当时的统治者所用，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强调，严重束缚着中国近现代思想的进步。二战后，日本著名汉学家丸山真男和岛田虔次就把宋明理学视为使中国近代化过程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化遭受的“挫折”当然也是福建近代化过程中遭受的“挫折”，而不是福建的“辉煌”。

    明朝抗倭、林则徐，是最为福建人所津津乐道的事与人，前者是著名历史事件，福建是其主战场，而后者是从福州走出去的民族英雄。在漫长的历史维度中，我仅选择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与人物，看看福建当时的作为。

    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经历了有半个世纪之久的倭患。倭寇问题的根源，一是日本国内正经历“战国时代”，导致中国沿海出现大量日本流民；二是明王朝闭关锁国，禁止对外通商。于是，被断了财路的东南沿海一些大地主与倭人秘密通商，同时进入中国内陆的倭人也伺机抢掠，倭寇问题就产生了。

    比戚继光抗倭早18年，1546年，明朝政府派了一个官员总管浙江、福建两省的军事，防御倭寇。这个官员叫朱纨，他坚决执行禁海方针，任何人都不许出去。坚决用军事力量打击倭寇，打击葡萄牙海盗。把抓到的90多个海盗头目——有日本人、有葡萄牙人，还有中国人——都杀掉了，抗倭初战大捷。但是，这样一来引起政治上的一场轩然大波。因为被杀的这些人里面，有一些是沿海的大地主派出去的，把这些人杀了，就损害了沿海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些大地主集团在北京中央政权机构里的代言人——著名的明史学家吴晗指出，这些代言人“主要是一些福建人”——大叫起来了，他们向皇帝控告朱纨，说他消灭海盗时，滥杀良民和百姓。

    这场政治斗争的直接结果有二：朱纨自杀；倭寇得以长驱直入中国内陆。从1552年到1563年的十几年间，不但江苏、浙江、福建的许多城市、农村受到倭寇的烧杀、抢劫，倭寇甚至还打到南京城下——幸亏明王朝早迁都到了北京——打到苏州、扬州一带。

    直到1564年这种被动的局面才被逐渐扭转过来，这时，山东大汉戚继光在浙江义乌招募英勇善战的3000农民，以此为核心成立一支新军，进行两三年严格军事训练，又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才把浙江、福建地区的倭寇消灭了，彻底解决了倭寇问题。

    明朝的那些事也都是古代中国的事。取而代之的大清帝国在其暮年，中国开启了近代屈辱的历史。现代不少学者在研究一个问题：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维新呢？此中缘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道光年间，林则徐是一位典型的时代风云人物，一位打着理学至深烙印的福建人物，他也绝对可称得上是今日福建自认为“一个省就能代表半部中国近现代史”的标志人物。

    倘若将林则徐被神化的“民族英雄”光环去除，那真实的林则徐为人和处事风格到底是怎样的呢？

    道光年间中国社会无法开启维新变革，中国近代史开山鼻祖、著名学者蒋廷黻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第二，中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怎可能不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轻，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是蒋廷黻先生在分析问题时唯一被点名的士大夫。蒋先生指出，林则徐具有多面性，鲁莽而执意实施的“虎门硝烟”并没有拯救旧中国，相反一个不愿暴露自己真实想法的林则徐才是让国家日趋衰弱的真正原因。

    林则徐到了广东之后，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把搜集到的材料给了魏源，魏源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文人把此书翻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运动。林则徐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责，不敢公开提倡。

    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被贬伊犁途中，他曾写信给友人，信中他清楚地谈了自己认识到中西方战争能力的巨大差距，但是林则徐一再叮嘱友人不要将此信转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了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公开提倡改革。

    蒋廷黻先生评论指出：“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自清末洋务与维新运动国家图强而遭失败，再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这段光辉岁月，涌现了一大批各领风骚的伟大人物，曾国藩、李鸿章、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蒋介石等，他们来自湖南、安徽、四川、广东、河北、浙江等省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历史征程中，有几个堪称命运转折点的历史节点分别发生在上海、浙江嘉兴、福建古田、江西井冈山、贵州遵义、陕西延安等地。

    哪个省份有称自己能书写“半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福建，本该认真反省的时刻，您怎么又妄自尊大了呢！

    林则徐是福建人文精神的超级缩影。时至今日，保守，有点迂腐；听话，不喜出头；热衷论资排辈，爱做表面文章，缺乏创新动力。这差不多就是我看到的占据福建社会主流地位的福建精神。我绝不否认有一部分福建人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他们崇尚“爱拼会赢”，但是他们在福建这片土壤生存不易。

    福建人总爱拿自己省份的简称“闽”字开玩笑。看这个“闽”字，福建人说自己在家是一条“虫”，只有出了门才能变成一条“龙”。想想也是，福建民间还是充满了“活水”。福建的莆田人出了闽做大生意者有几十万之众而富甲四方，福建的泉州人创造一批体育用品品牌几乎把央视五套的广告时段全占领了，福建的福清人到了日本便掌控了半个日本的黑道，福建的长乐人到了美国就管理着半个美国的唐人街。

    我深以为，福建本土根深蒂固（比周边省份加倍深厚）的理学传统，才让“闽”成了压在福建人头上的牢不可破、束手束脚、难为天下先的一个巨大而沉重的门框。

    我在福建的十几年，经常听到一些福建的“有识之士”谈论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比浙江、广东发展落后的原因，几乎都推到台海问题或者就是国家政策，但是福建人闭口不谈自身存在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对于福建的发展支持应该是最优厚的。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最早选择对外开放的试点省份，不是广东，更不是浙江，而是福建。但是，试点政策一到福建就“水土不服”，遭遇极大的阻力，闽东台货“走私案”、闽南晋江“假药案”，两个案件在今天看来简直不成为问题，但在当时福建人自己办的这两个案子直接断送了福建处于改革开放的先发地位。我甚至感觉到，在当时的福建政府管理者中，主流的思想是根本不想改革。不然，管理者们为何不主动保护和引导民间急切推进改革开放的热情与呼声！而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应对，最后干脆选择予以打压了事。

    如今的福建为何会感叹“正在消逝”，消逝的正是存在感和自豪感。福建经济总量和质量在沿海诸多省份中垫底，有笑话称福建是“一个在东部的西部省份”，显然福建在东部沿海靠边站了，不处于消逝的状态才怪呢。那么，台海问题真的是福建发展的最大障碍吗？

    如果说福建是对台前沿，有一所令福建人骄傲的高校厦门大学（它是福建省唯一一所可称得上国家名牌的大学），他就在福建对台的最前沿，坐落于厦门岛内正对着大小金门的海滩上。从2002年到2005年，我在厦门大学念了三年研究生，与台海如此近距离，却从未让我觉得台海有多可怕，厦门岛上的居民生活悠然自得，出门最爱穿拖鞋和大短裤，感觉随时打算纵身入海畅游一番。我常想，如果台海威胁福建，聚集那么多高智商的文弱书生怎么可以被放置在两岸对垒的炮台前呢。

    厦门是我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改革开放的前沿重镇，改革开放40年来，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厦门将自己困守在一个岛上，严重的“小岛意识”阻碍了厦门各项事业的发展。经济特区的荣冠戴了快40年，除了不断吸取周边地市的经济能量作为自身补充以外，在引领地区发展方面几乎没有发挥出看得见的影响力，试想一个经济总量在省内排行老三的，怎么能引领老大和老二呢。厦门倒是有一项经济指标的影响力在全国直逼“北上深”大都市，那就是房价！掏空和透支自身发展潜力的泡沫房价！

    需要谈起吸引台资和做好对台工作的时候，福建从来不会觉得“台海”是问题，而是使命光荣，因为福建与台湾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更重要的是八成台湾人祖籍是福建的。

    上世纪90年初，台资最早登陆省份是福建，当时台资最密集的省份当仁不让是福建，占尽全国台资投资总额的八九成。二三十年过去了，福建的台资状况如何。除了时光不可倒流而得到的最早，最密集已成为历史，这顶实力桂冠早就戴在了江苏的头上，如今在闽台资投资数额占大陆几成呢？估计连一成都难保了。那么，台资为何纷纷选择在大陆北上、西进，而不再偏爱祖籍地的福建呢？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福建的营商与人文环境不如其他很多省份！

    小平同志南巡之后，改革开放的春天终于来了，许多省份闻风而动，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福建呢，在做什么？“社教”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中，甚至一些地方和单位部门借此大搞“反右”。福建，再一次错失了改革开放的先发时机！

    写了这么多福建的不是，简直把八百年的闽江水都搅浑了。老实说，许多不是并非只存在于福建一省，只是有些问题因福建特殊的人文环境而显得比较突出，比较顽固。我只是看了《福建，一个正在消逝的省份》这篇福建人写的欲言又止、遮遮掩掩的文章后才生发了这么些许的感叹。我绝不是想借此描黑福建，矮化福建，让福建出丑，逼福建自省，福建也绝非一无是处，不值一提。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最了解福建的习大大在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讲了一番话极具鞭策的力量，习大大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说，“我到省里工作以后，多次到晋江做了调研，全省推进‘晋江经验’。福建省如果有若干个晋江，福建就不一样了。应该说，‘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习大大还要求福建以及各省各地，“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做实业，这才是本分。”

    习大大对福建的讲话，是鞭策加期待，促省加奋进的号角，绝不能文山会海热闹一阵就像风一样地过去了。深入学习和贯彻习大大的讲话，需要抓住这几个关键：

    首先，想一想习大大为什么说“福建省如果有若干个晋江，福建就不一样了”。现在，福建只有一个晋江，距离“若干个”的差距还很大，但在未来十年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福建要想“不一样”，现在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破解发展瓶颈的问题，就是增加几个晋江的关键所在。

    第二，“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这话重点不是讲给全国听的，而是专门讲给福建听的。“晋江经验”输出到其他兄弟省市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可是福建自己到底学了多少，学到多深呢？福建的未来要想“不一样”，就是要福建各地真心实意地向晋江学习，而不是走过场，挂在口上，不落实到手头和脚上。

    第三，福建各地要向“晋江经验”学习什么呢，这对福建来说，本不该成为一个问题。但是习大大还是郑重重申了一遍：“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做实业”，意思是要福建干部脚踏实地有作为，真心实意敢担当，而不是做得一手漂亮的表面文章。

    第四，“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做实业”的要求重点不是对企业说的，而是对政府部门提出的硬杠杠。地方政府及各部门务必要实实在在地为经济发展做好服务员，心无旁骛地为企业转型提质当好小保姆。这是习大大对地方党委政府一以贯之的要求。

    我是一位热爱福建的福建女婿，只是经常会因福建不争气却不自知而感到遗憾。可是，十几年来行走于福建基层，又常常能听见一部分干部群众们急切的呼声，他们认为，福建要大发展，必须思想大解放，思维大突破；要想赶超先进省市，一定要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的事；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为实现规划提供强有力保障措施，极大释放人的主观能动性。

    我完全同意这些福建基层干部群众的真知灼见。现在，福建最需要的真的是要解决好人的思想问题，敢于挑战自己，勇于解剖自己，诚于改造自己，勤于创新自己。福建能够脚踏实地、攻坚克难地做好人的这篇文章，释放活力，大胆创新，冲锋潮头，抢占滩头（这大致就是“晋江经验”内涵），我坚信“福建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