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为什么AfD在东德越来越受欢迎

时值德国大选，留学生夏天的香草 summervanille分享了她在德国的所见所闻：

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发表了一番引人注目的言论。他警告欧洲政客，他们正在犯一个致命错误 - 忽视普通民众对移民问题的担忧。他直言：“要么你们捍卫民主，要么你们在建防火墙。”

所谓的“防火墙”（Brandmauer）指的是德国主流政党一直以来坚守的底线 - 拒绝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合作，以防止极端民族主义势力重新进入政府。万斯的意思很明显：德国政府不能一边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一边试图封杀一个在民调中稳步上升的合法政党。

万斯的言论在德国政坛引发了轩然大波。德国左翼政党对此表示愤怒，但普通选民的态度则更加复杂：德国选择党并没有因为这些“防火墙”而被遏制，反而在东部迅猛增长，成为德国政治生态中最具爆发力的力量。

美国记者亲历AFD集会

为了理解AfD的崛起，一位美国记者亲身前往德国东部的图林根州，参加了一场AfD的集会。

夜幕降临，他的目的地是一个叫伊希施泰特（Ichstedt）的偏远小镇。道路几乎没有路灯，沿途的房屋大多是老旧的东德建筑，宛如时光倒流到上世纪80年代。

他的司机，脸上刻满岁月的痕迹，苦笑着对他说：“这里的工厂都关了，年轻人都走了。你知道吗？你有点像埃隆·马斯克。”

记者没有马斯克的亿万财富，也没有他的影响力，但在这个小镇上，他确实是唯一一个“外来者”。

集会在一座乡村社区中心举行。里面挤满了中年男子，他们身材魁梧，眼神坚定，喝着啤酒，桌上的杯垫印着AfD的口号：“谁不尊重农民，就不配喝啤酒。”

一位名叫丹尼尔·哈瑟洛夫（Daniel Haseloff）的AfD候选人走上台，情绪激昂地说道：“2016年，我刚加入AfD时，我们都悄悄投票，不敢公开表态。但现在，我们必须站出来，大声说：‘是的，我支持AfD，我支持驱逐移民，我支持欧洲堡垒！’”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记者环顾四周，发现自己是整个房间里唯一一个可能拥有非德裔血统的人。

记者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反移民的政党，而是一股深深扎根于东部的愤怒情绪的体现 - 对政府的不信任，对经济的不满，对西部精英的怨恨。

东德的顽疾

如果要理解为什么AfD在东德越来越受欢迎，就不能忽视东德的经济现实。

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东德一直落后于西部。尽管德国政府投入了数万亿欧元用于东部重建，但数据仍然显示，东部的经济水平仅相当于西部的80%。在人均GDP上，东部仍比西部低20%以上。在收入上，东部的平均工资比西部要低14%。

不仅如此，IRS研究显示，东德城市的社会经济差距也超过了西德城市。在东德大型住宅区，贫困率持续保持在高水平，尽管整体经济有所改善。例如，部分地区的儿童贫困率高达50%。

对于生活在东部的普通人来说，这种经济现实是一种持续30多年的失落感。当他们看到柏林、慕尼黑、汉堡欣欣向荣，而自己家乡的工厂倒闭、商店关门、房屋空置，他们开始质疑现行的模式是否真的对他们有利。

在这种背景下，AfD乘势而起，告诉他们：“你们被西部精英背叛了，你们的困境是移民和欧盟造成的。” 这种简单直接的叙述，在长期受挫的东部民众中产生了共鸣。

两德统一后，东部民众普遍感到被西部政府抛弃，由于经济失落感、政治不信任感和社会变迁，一部分人转向了极右势力。

许多东德人把经济困境归咎于移民潮，但背后的故事远比这复杂。

事实上，在德国，难民的分配遵循“克尼格施泰因公式”（Königsteiner Schlüssel），该公式根据各联邦州的人口和经济实力，确定每个州应接收的难民比例。

因此，东德地区（即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包括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萨克森-安哈尔特、萨克森和图林根等州）由于人口较少、经济实力相对较弱，接收的难民数量相对西部联邦州要少得多， 比如萨克森州接受的难民约占全国难民接收总数的5.1%，图林根州则仅占2.6%。

相比之下，西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接收了约21.2%的难民，巴伐利亚州约15.3%，巴登-符腾堡州约12.9%。

当然，不可否认，因为东部经济一直相对不如西南部，所以，虽然东德地区接收的难民数量相对较少，但难民的到来可能对当地社会和经济产生更显著的影响。

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则要追根溯源到东西德统一时实行的类“休克疗法“ 的经济政策 - 即，两德统一后，东德不仅被迫立刻放弃了原有的经济制度，还必须在没有过渡政策的情况下，迅速融入西德乃至全球的自由市场体系。

东德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互会（Comecon），这些国家接受东德的工业产品，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出口市场。统一后，东德立刻失去了这一市场。

在1990年7月1日，西德马克正式取代东德马克，货币改革成为东德经济转型的核心步骤。西德政府决定以1:1的比例兑换东德人的工资、养老金和小额存款，而较大金额的存款则按照1:2甚至1:3的比例兑换。

这个汇率远远高估了东德马克的实际购买力，这使得东德的产品价格暴涨，马上在国际市场上彻底失去了竞争力。

与此同时，西德企业迅速进入东德市场，占据了所有重要行业，使得东德本土企业几乎没有了生存空间。

东德的工业体系在短短几年内被瓦解，大量工人被迫转向低薪服务业，或者直接失业。这种“去工业化”进程，使得许多东德城市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

东德经济改革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当时西德政府设立了“托管局”（Treuhandanstalt），负责接管和出售东德的大型国有企业。

在短短四年内，这个机构处理了约8500家国有企业，其中大部分被迅速关闭或廉价出售给西德的公司。

许多企业的经营模式完全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环境，加上东德的基础设施落后，难以吸引投资者，使得大量工厂在短期内倒闭。

1991年至1994年间，东德失去了近四百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飙升至15%-20%。

过去依靠计划经济体系运作的东德企业立即进入新经济时代后，不仅失去了政府补贴，而且还立刻被竞争对手打了个措手不及、毫无招架之力，这使得它们迅速陷入困境，纷纷停产或倒闭。

对于习惯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东德人民来说，尽管他们手中的货币变成了更强势的西德马克，但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却开始消失，经济上的失落感接踵而至。过去国家保障的就业、医疗和住房福利体系迅速崩塌，而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却并没有立即提供替代方案。这场经济动荡不仅带来了大规模的社会不满，也直接加剧了东德人口的流失。

这种剧烈的调整带来了短期的经济阵痛，虽然长期来看东德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水平逐步改善，但在心理和社会层面，东德人与西德人之间的鸿沟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许多东德人怀念过去稳定的生活，这种情绪被称为“奥斯塔尔吉”（Ostalgie），即“东德怀旧”。

即便到了21世纪，东西德在工资水平、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依然明显，东德仍然是德国经济增长较为缓慢的地区。政府和企业资源长期向西部倾斜，加剧了他们的挫败感。

由此产生的心理落差和被边缘化的感受进一步影响了东部居民的情绪，使许多东德人认为自己是德国的“二等公民”。

与此同时，德国的难民政策几乎毫无限制地接纳对德国政府毫无贡献的外国人，不仅提供财政支持，还在教育和就业方面给予比东德人过去所获得的更多帮助。

这无疑加深了东德人对难民及相关政策的不满：他们不是反对帮助难民，而是觉得自己作为德国公民，应该优先享受国家的资源和照顾，然而现实却是：

东德人辛苦工作、交税几十年，结果拿的福利跟难民差不多，甚至还不如难民方便（比如住房和医疗）。

当年东德人适应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没给他们那么多免费资源，反而要求他们自力更生。

政府一直说东德经济要继续发展，但却每年拿出几百亿欧元给难民，而东部基础设施、工资水平仍然落后。

难民中的部分人长期依赖社会福利，不愿意工作，东德人就更觉得不公平：“我们都没被白养，凭什么他们可以？”

尽管难民问题在某些地区可能加剧社会紧张，但它并不是东德贫困的主要原因，而是东德人本来就对政府不信任（统一后感觉被西德主导），再加上难民政策，他们更觉得自己被忽视了。

AfD及其他极右翼政党正是巧妙利用了东德人的这种长期以来的不满情绪，将社会经济问题归咎于移民，以此拉拢选票。这种循环正反映出了东德地区长期存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性困境。

如此解释，你或许能够理解：许多东德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是由于长期积累的对现状的不满，通过反对移民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当然，AfD的崛起不仅仅是东部的问题，而是整个德国政治体系面临的挑战，也是德国人对德国现状的一种抗议。德国的“防火墙”还能撑多久？如果主流政党继续回避东部人民的愤怒，AfD的支持率只会继续上升。

德国正在经历它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分裂，而在这个分裂的中心，是一个仍然感到被遗忘的东部。或许，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阻止AfD，而是德国政府如何去缩小东西部的差距，如何让东部人相信，他们依然属于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