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湘平 | 城市文明新形态需要智能，更需要智慧

沈湘平 |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席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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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湘平

2024年，我国陆续有37个城市实行了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使得国外民众有更多机会了解中国的城市。正是在此过程中，来华旅游的美国人保罗（Paul，中文网名“保保熊”）创造了“city 不city”这个网络梗，并一度大火。这固然有网络时代跟风炒作的通病，但也不失为一个社会现象的重要观察点。“city”本意是城市，在这里同时具有现代、城市化、时髦、洋气、爽（舒服）的意思，表达一种积极、美好的体验与氛围感。保罗实际上是以反问的方式从感受性的角度惊叹当今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惊艳”成就。

从词源来看，文明（civilization）的词根为civil，本义为城市的、市民的，与城市生活直接相关。事实上，人们对城市的理解从一开始就与美好生活本质关联，正如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现代化（modernization）起于西方，城市化是其核心内容。长期以来，人们都是以西方及其城市作为现代、时髦甚至美好的样板和标准，“现代”“时髦”“摩登”等说法背后的本质规定则是“洋气”——“洋”则意味着西方。而如今终于由西方人发现中国的城市已经具有另一种现代、时髦，一种让人感到舒服、美好的现代感，也就是“洋人”也开始说我们更“洋气”了。这种“反转”，这种来自他者视野的感受，不仅表明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很“现代”，而且表明这种“现代”因为中国独特的创造力而有别于西方的“现代”。这种“有别”就体现在人的存在状态——美好生活（good life）说到底乃是人的理想的、好的存在状态（well being）。

中国正在成为人类现代文明及城市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策源地。或者更温和地说，相对于当今世界很多地方，中国在城市文明新形态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做对了一些事情，特别是让域外游客无一例外惊艳的城市智能化。当然，目前中国的城市尽管很“city”了，但无论“现代”程度还是“美好”程度都还不够高，地区差异悬殊，软件与硬件发展不平衡，城市韧性不足，大城市病依然突出，人民主体地位尚不明显，离人民城市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城市是人生活和发展的空间，以人为本是人民城市的基本立场和价值皈依，也是城市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规定。创造城市文明新形态一定是一个整体性的工程，涉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系统优化，因而不仅要“把城市建设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而且要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们安身立命、心有所属、身心和谐的场所，人们能在城市中获得充分的安全感、意义感、幸福感。实事求是地说，这两项任务中，前者相对于后者更为外在、有形，工作效果能立竿见影，目前城市建设也更为着力。从城市规划到建设、治理，人工智能的赋能运用方兴未艾，也的确取得了以往无法比拟的效果，但是城市文明新形态建设中面临的很多问题特别是关乎人的安全感、意义感、幸福感的那些问题，智能化却无能为力甚至可能因智能化而变得更加严重，或者说，有些干脆就是智能化带来的。

一是从生命生产角度看，城市面临“文明的不育”危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其实城市和文明也是如此，没有有生命的人存在，当然也就没有城市、文明。然而严酷的事实是，尽管近年来中国连续出台了鼓励二胎、三胎的政策，但2022、2023年已经连续两年死亡人口大大超过出生人口。上海市2023年的总和生育率为0.6，远低于全国平均值 1.0（世界平均水平为 1.3），也低于全球总和生育率倒数第一的韩国（0.72），被称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城市。这是中国最“city”的上海的一个窘境。当然从短期来看，上海可以靠自身的各方面优势继续吸纳外地人口，但这一点是中国其他绝大多数城市所无法模仿的，同时对整个国家来说也是不可持续的。一百多年前的斯宾格勒就预见到了这种现象，并称之为“文明人类的不育状态”——他所理解的文明一定是城市文明。简单说就是，人类越是文明、进步，就越能为自己不生育找到足够的理由，生育完全成为自我理性选择、算计的结果，故我们也可称之为“文明的不育”。斯宾格勒认为这应该理解为人类“一种本质上向灭亡的形而上的转折”。如果一个城市连人类自身生命生产都不可持续，那是否也很难称得上是一种城市文明的新形态呢？

二是从智识进化角度看，巨婴化、愚钝化倾向日益严重。求知是人的天性，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的本质性力量所在。但是，一方面，随着人类智识的进步、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步，不仅人的体力，而且人的脑力也被高度解放出来，技术成为人们生活的普遍代具，以致我们可以说当今人类已经进入以智能技术为依赖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阶段。智能技术作为代具不仅用以“改变世界”，而且反过来为人类提供“保姆”服务，人类沦陷于这种“人性化”的服务中而日渐巨婴化，离开了智能技术似乎寸步难行。另一方面，正如斯蒂格勒指出的，由于技术特别是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知识相对于‘知者’的外移”现象，数字第三持存——当然还有新近的脑机接口——的出现更是彻底改变了人类获得知识、保存记忆的方式。总的结果是在带来全新感受的同时导致人的系统性愚昧和知识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人类在创造人工智能的同时使自己变成“人工愚蠢”。马克思的名言在人工智能时代倍有警示意义 ：“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正如“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人依赖人工智能越多，他自身就越脆弱和愚钝。

三是从精神归属角度看，心灵无所皈依的现象更加凸显。城市中最直观的是建筑，进一步的体验来自敞开的场所，而最本真的是应该拥有场所精神（genius loci）。正如诺伯舒茨研究指出的，场所精神原意是有神守护的地方，所有独立的人与场所都有其“守护神”，使人获得一种安全感和家园感，同时这也决定了人的特性和本质。有场所精神的场所不仅仅是个一般的空间，而更是一种复杂、整体（自然和人文）的意义环境与氛围，是带入生命的、具体的、独一无二的“这里”。现代人感知场所精神的主要路径是“方向感”和“认同感”。使人获得一种本体性的安全和安顿，是人存在于世的立足点。也就是说，场所是以意义为核心的存在空间。然而，在今天祛魅化、智能化的城市，场所日益成为“没有灵魂”的“死巷”，丧失了这种意义感——一些刻意造作的场所和鲜明标识的意义不过是反衬和彰显了一种无意义。人类社会从未出现过如此悖谬的现象 ：在无限“互联”中却深味“生存的孤立”。这种孤立不是肉身性地与他者分离，而是生存意义的孤立——“与实践一种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需的道德源泉的分离”。人是意义的存在物，在城市不仅要有栖身之所，而且需要心有所属——“此心安处是吾乡”，有家园感才能真正安心，也才能真正安生。近期频发的极端伤害事件的成因及其造成的恐惧心理也警示我们：真正的城市安全乃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度，需要关注人的本体性安全，安全必须从心开始。

面对城市建设、治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现在自觉不自觉地存在一种智能化崇拜的倾向。在工作中常常产生路径依赖，就像当年所谓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如今则以为只要有“人工智能 +”，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确实，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城市是大势所趋，如果我们认同海德格尔所谓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人类存在的座架（Gestell）的观点，那么，今天这个座架正迅速地人工智能化。但是，无须过多论证我们就明了，智能化显然解决不了上述问题，甚至有不少问题就是它造成的或者是被其加剧的。

智能化特指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基础上，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系统应对变化的能动性决策。人工智能于20个世纪50年代兴起于西方，从文明源流来看，人工智能的运转、发展逻辑无疑是西方式的。罗素曾经指出，“西方文明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用心理学家的话来说是精力过剩的合理化……西方人向来崇尚效率，而不考虑这种效率是服务于何种目的”。在马克斯·韦伯的语境中，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适应世界”不同，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其理性主义在于“控制世界”，到了近世，通过精确计算的功利方法最有效地达到目的的理性即所谓工具理性发展到极致。虽然，罗素关于西方文明不考虑效率服务于何种目的的说法几可商榷，但相对于其他文明，西方文明确实更加崇尚效率，并因此发展出卓越的智识理性和韦伯意义上的工具理性，人工智能则是这种效率、理性集大成的一种生动体现。尽管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淬炼，中国在效率、理性方面也有了显著的发展，甚至在人工智能运用方面也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我们得承认，迄今为止在这方面还是“走别人的路”——按照西方理性逻辑发展。

人工智能是如此有效率而其内部算法黑箱又是如此莫测、幽微——东晋僧肇曾这样描述佛家般若智慧，“圣智幽微，深隐难测，无相无名，乃非言象之所得”（《肇论·般若无知论》），以致人们不自觉地将智能等同于智慧。在中文世界，我们会发现这种混淆无处不在，能自觉加以区分的少之又少。例如，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校园、智慧厨房、智慧农业等说法已经未加反思地汇入主流话语甚至堂而皇之地用以命名官方政策，其实这些所谓“智慧”都不过是一种智能（intelligence）、聪明（smart），而不是指称因思想卓越而洞穿本质、了悟世界的心灵状态与境界，即 sophy或 wisdom。当然，也有人或许发现了混淆智能与智慧的确有些难以自圆其说，便煞有介事地指出，智能+云端+物联网+5G 等高新科技=智慧；或者说城市化已经经历了信息化、智能化，正向智慧化迈进。但事实上其本质立场未变。尽管我们处于一个语言被高度污染、词语被普遍降格使用的时代（例如“帅哥”“美女”被降格为性别指称），但我们依然要严肃地指出，这是一个“智慧”被“黑”得最惨而我们还浑然不觉的时代。甚至可以说，将智慧与智能混淆，是资本与技术合谋对人类文明精神进行“猥亵”的生动案例，是智能化时代反智化、迷失、异化的重要表现。其最沉痛的结果将会是，人们遗忘了智慧究竟为何物，也就在沉沦中失去拯救的希望。我们必须反思，诗人艾略特在《岩石》（The Rock）中的著名三问之一 ：“我们迷失在知识中的智慧在哪里？”（Where is the wisdom we have lost in knowledge?）

在汉语中，“智能”与“智慧”既然兼有“智”，当然有其相连、相通之处，但各自侧重不同。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汉语中的“智慧”更侧重于“智”，例如《墨子·尚同中》有“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也”之说，《孟子·公孙丑下》有“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之论，其中的“智慧”都是聪明、机智、有能力的意思。但佛教传入后把“智”和“慧”区别开来，认为“照见名智，解了称慧”（慧远《大乘义章》卷九），意即明白事相、见多识广是智，了解事相背后的真理才是“慧”。有关“慧”的造字也有这样一说：从“彗”从“心”，本来就是用扫帚拂去俗尘以清心静虑的意思，其所谓“智慧”偏重于“慧”，在此意义上“智”“能”与之不在一个层次。在现代社会，“智”成为通用交换者，量化（数字化）是其基本前提，还原论是其基本预设，由此外化为“能”而最终使得“能”与“慧”混淆。

在究竟的意义上，“智”是可通达“慧”的，人们也追求转识成慧，但这种通达本身就表明其以差别为前提。实际上，脑生智而心生慧 ；急中生智而定中生慧，静极生慧；智、能侧重其用，因而是“为人之学”，慧侧重其根、本、体、道，因而是“为己之学”；智、能经知识技能可传可授且具有量的积累特征，慧则需悟，以心传心，是对世界本质的把握与了悟。在一个加速社会中，在人工智能的“保姆”作用下，人们既无法定中生慧、静极生慧，也无法急中生智，似乎只能也只需“急中求智”，即依赖于人工智能，把“胜己智”当作“慧”。如今，人们已经比较普遍地把人工智能算法所提供的答案作为重要的参考甚至是标准，即在日常选择中以算法代替人类权威，出现了崇拜人工智能的新拜物教。如果套用汤因比关于人类文明产生与发展的“挑战—应战”模式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文明事实上正在不知不觉中走向“输入—生成”也即“提问—应答”的模式升级。

即便是人们面临现实的挑战，也日益习惯要经由符号、数字输入到人工智能那里找答案，人成为一种解读“挑战”并进行编码的工具，而人工智能则成为提供答案的“无所不能”的神——人类文明面临亘古未有的严重分叉与异化！当此之时，我们需要当年费尔巴哈式对宗教本质的揭示或青年马克思式的批判：人工智能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和异化！同时，我们需要基于人类全部历史和文明精神的积淀以捍卫智慧：我们坚信，生命并不能简化为数据流，对生命的体悟是智慧而不是智能！即便着眼于未来超级人工智能，人也绝不可能仅仅依靠自己的智能来解决控制、驾驭的问题，最需要的恰恰是智慧——始终保持人类智慧相对于人工智能的黑箱状态，是人类可能获得安全、幸福的最后屏障。作为机械计算器（计算机的前身）的发明者，帕斯卡尔的名言在人工智能时代尤其值得我们记取：人的全部尊严来自思想（智慧）。

一百多年前，学贯中西的辜鸿铭先生曾经指认，西方文明是一种比物质文明还低的机械文明，他们倾全力只是增加文明的利器，却并未在发现和理解真正的文明、文明的基础、文明的意义上下多少工夫；中国文明则反之，中国语言中的“文明”从其文字构成来看，就是由“美好和智慧”组合而成，“即美好和智慧的东西就是文明”。这个洞见十分深刻。由此观之，城市文明新形态不仅要从人的存在体验的角度达致“美好”，而且必须是“智慧”的——智慧地解决城市面临的各种问题。或者说，只有真正的智慧才能达致真正的美好。人工智能发展无疑是人类文明某个维度的进步，但其蕴含的对人性、文明的理解及其带来的文明效应又值得我们反思。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必须从这种进步中解放出来，才能驾驭人工智能，文明才能真正超越这个阶段的逻辑。在人工智能广泛运用于城市的时代，人们要领悟到对文明的理解与对智能、智慧的理解的本质关联，我们决不能混淆智能与智慧。构建城市文明新形态需要智能，更需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