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国家为什么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自由？
深思的蓝
昨天 14:04
百年变局已成大争之世。在进步力量和反动阵营的冲突中，意识形态是重要战场。其中，“民主自由”问题是一个焦点。它关系到思想斗争，舆论斗争，外交斗争，乃至政治斗争。因此，它已经成了美西方私有制国家打击我国的重要武器。
本文就来论证一下，为什么私有制国家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可能有良好的自由。人类为什么不能把民主自由的希望寄托在西方身上。
“民主自由”的初衷是搞好经济，改善生活，建立美好的社会。
经济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财富及其生产。
财富生产的三要素是——方法、劳动和资源。
它们对应三个阶级——创新者、劳动者和资本家。
没有资本家，创新者和劳动者就能生产财富，因为自然资源就在那里，不会消失。而没有创新者和劳动者，资本家没法生产财富，除非资本家也承担创新和劳动的任务。
因此，创新者和劳动者是财富生产的主力军，资本家不是。
“创新依据”和“劳动依据”应该是主要分配依据，“资本依据”不应该是主要分配依据。
而私有制国家恰恰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的。这就没法建立公平公正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了。
在不公平的制度里，创新者和劳动者无法公正地获得财富，无法掌控生产资料，这就谈不上民主，也谈不上自由了。
财富的主要生产者不能控制财富及其生产，民主和自由没有物质基础，那么民主自由就是空谈，就是假的。
在这种社会里，民主自由只会停留在口头上。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有物质基础做保障，人们既做不了主，也得不到自由。
所以，私有制社会一定没有真正的民主和健康的自由。有的只是欺骗和敷衍的民主，阉割和变态的自由。
那么，西方国家为什么看起来经济强大，生活不错，好像确实享有了民主自由呢？
原因是西方掌握了高科技。
高科技提升了生产力，带来了大量的新增财富，可谓利润丰厚。同时，较高的生产力也会对较低的生产力形成碾压和控制，建成有利于西方的世界治理体系。
财富的本质是能量。有较多财富后，人们的活动能力，活动范围都增加，这看上去就比较自由。另外，财富的充裕也使得生活富足，这让分配不公不那么敏感了。于是，民主不是紧迫的问题，西方社会就假装人们拥有了“民主”。
西方私有制国家的资产阶级就是用较高的生活水平，优厚的福利来麻痹人民，使群众不再对民主政治那么较真，让民主变得“有名无实”了。
名义上是人民做主，选举议员治国理政，但是这些人要么自己是资产阶级，要么靠资产阶级的政治献金赢得选举，所以治理国家的人不会让资本家失去对财富的控制权。那么，人民无法控制财富，还谈什么民主呢？这种民主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义上是“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甚至是大资产阶级的轮流坐庄。
由此，人们就能明白，为什么“非西方国家”很难实现西式民主，以及西方国家在经济恶化后，民主为什么会剧烈恶化了。
首先，非西方国家为什么很难实现西式民主？
因为非西方国家没有高科技。这导致它们的经济竞争力差，一旦进入全球经济中就被西方击败，成为“韭菜”，不断被西方收割财富。
财富流失后，非西方国家经济艰难，利润匮乏，财富分配永远是紧巴巴的，还要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这自然就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导致阶级矛盾恶化，阶级关系紧张。在这种零和博弈的局面下，维持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统治，怎么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呢？资产阶级敢给老百姓民主自由吗？他们会交出财富控制权，去成就百姓的民主自由吗？当然不会。事实上他们也没这样做。
于是，人们在非西方国家的私有制社会里，就看到掌握资产的军阀、门阀、土司、黑社会、宗教长老……在统治国家。
这就是没有科技优势，没有丰厚的利润，非西方的私有制国家不可能有民主自由的原因。
其次，科技创新放缓后，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为什么会剧烈恶化？
因为科技创新放缓后，利润减少了，财富无法以“双赢”的方式分配了。
科技创新是灵感控制的，灵感是人类控制不了的，所以人类无法控制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一旦进入灵感减少，创新放缓，增速下滑，利润降低的阶段后，人类是无力改变的。此时，人们只能坚持科学研究，等待灵感出现重大突破，去扭转经济周期。
但是在创新未突破，周期未扭转之前，资方越来越难以从新增财富中获利，于是就在私有制的“竞争”压力下，转向从别人的损失中获利，导致“零和博弈”大爆发。
由于私有制经济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所以零和博弈的输家一定是“非资方”。
“非资方”在一个国家内部主要是劳动者和普通百姓。它在国际上就是非西方国家，主要是制造业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由此，零和博弈必然使劳动者和非西方国家吃亏，财富减少。
当劳动者和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制造业国家，财富减少后，财富生产的主力军就得不到公平的财富回报。这必然导致消费低迷，引起产能过剩。然而，资方仍旧继续逐利，用减薪裁员，加重剥削来应对。结果非资方的消费更低迷，生育也下滑，让产能更过剩，资方又会减薪裁员，形成恶性循环，毁掉经济循环和国际贸易，最后把经济推向危机。
经济走向危机，利润加速下滑后，资方盈利困难。原先富裕生活中的“双赢”局面难以维系，零和博弈愈演愈烈。继而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社会关系，乃至国际关系全面紧张。
这种紧张关系的焦点目标就是财富分配及其控制权。此时，私有制的社会制度，资产阶级掌权的统治方式，怎么可能有真正民主自由，让财富的主要生产者获得权力呢？
这就是科技创新放缓，经济增速下滑后，即便自诩为“民主典范”的西方国家也会现出原形，让打引号的“民主自由”严重恶化的原因。
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本来就是假的，敷衍的，欺骗的。它在经济增速下滑的周期里，在零和博弈下，就会显露真相，无法再掩盖。此后，西方国家急需利润增长来缓解社会矛盾，就不得不到国际上搞零和博弈，侵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以便实现自己的财富增长。于是，西方国家就会把自己的经济失败归咎于别的国家，祸水外引，挑动民族仇恨、国家矛盾和文明冲突，为发动战争去抢夺别国财富做准备。
这样一来，民主自由就被“弃之如敝履”。民粹、极右、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就结束“冬眠”，在西方国家死灰复燃。谁敢忤逆他们，就会被打击。至此，还有什么民主自由可谈呢？
所以，只要是“私有制国家”，把“利润”当做首要目标，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民主自由就不可能真实存在。
面对如此情景，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西方的民主自由是假的，那么资产阶级是怎么把大众耍得团团转，使人们信以为真，还竭力维护西方制度的？
答案是，西方资产阶级“会讲故事”，会用“调包计”，会打掩护。
具体说就是，资产阶级让人们把自由看成最重要的事情，然后使人们相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自由的保证，最后再把自由作为民主的基础。
这样一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成为民主自由的基础。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又保卫了“私有制”，私有制又保卫了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的分配规则。
于是，当人们信仰自由，拼命保卫自由时，就一同保卫了私有制，保卫了私有财产。继而，顺理成章地把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财富的控制权也一并保卫了。换言之，就是保卫了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的私有制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
当人们的“自由信仰”助推资产阶级获得“财富分配权”和“生产控制权”后，民主自由就被扭曲和误导，变得对资产阶级有利，而对大众不利，尤其对财富的主要生产者不利了。
至此，民主自由就一边被大众所需要，一边又严重伤害大众。这使得大众陷入思想迷雾中，兜兜转转始终无法看清真相，以致千百年来深受其害，被假民主和假自由骗的团团转。
所以，哪怕民众推翻了旧政府，再建立一个新政府，只要不明白资产阶级的“自由谎言”，继续建立私有制国家，坚持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那么在不公平不公正的分配下，在财富的主要生产者不掌握财富控制权的情况下，民主自由是永远也无法实现的。
这就是整个私有制历史，私有制国家中，真正的民主自由不会实现的原因。
周期性的经济灾难和社会灾难会反复上演。暴力革命也用杀戮来调整财富分配，试图纠正错误。但是，历史发展总是无法“捅破那层窗户纸”。其核心问题就是——私有制的主导地位一直未变。
【补充内容】：
一、为什么公有制社会，比如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搞好民主自由？
可参考文章《社会主义如何避免失败，走向胜利？》 。
二、为什么自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可参考文章《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何辩证地看待儒家思想？》 。
三、科学近代化为什么首先出现在“民主自由”的西方？
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科学的近代化，社会的近代化，与“民主自由”关系不大。原因如下：
1、西方穷则思变，弱则思强。
古代西方相对它东边的地区要更弱一些，总是被东边来的力量打击。所以，古代西方对前往东方探索、经商、学习有持久的动力。他们穷则思变，弱则思强，在近代历史中，努力程度确实比骄傲自满的东方高一些。
中国崛起较早。在科技和生产力还不太发达时就已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了。所以，东方大国在向外探索时，发现外面的世界并不富裕，是野蛮或荒凉的地方。如果以那时的技术水平去占领、统治和开发这些遥远的地方，我国要付出的成本太高。因此，东方大国不得不采取扩张之后适时收缩，巩固既有成果的策略。
这种策略后来形成了一种文化心态——哪里都不如家乡好。只要万邦来朝，我居中央之地，就没必要劳师动众去远征，去殖民。那样会得不偿失。
而西方作为“后发者”，当听闻外面有一个膏腴之地，黄金铺路，文明高度发达的时候，自然会有不远万里来观摩和取经的心愿。在开了眼界，学了本领之后，欧洲就有了占领殖民地的需要，把从“西极”到“东极”整个前进道路上的关键区域都据为己有。最后，当欧洲超越东方时，这些殖民地不断扩大，连接成片，就构成了西方称霸世界的基础。
当然，欧洲东边的殖民地，除了远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二战后都基本结束了殖民状态。欧洲最后能够稳定占领的殖民地，主要在它的西面，在南北美洲，也就是在东方文明涉足较少的地区。
2、欧洲开启的科学近代化和民主自由关系不大。
“十字军东征”及其最后的失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开启了西方历史“东学西渐”的质变过程。
先说一下欧洲近代化的历史线索：
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殖民时代—宗教改革（“中世纪”结束）—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 ……
“十字军东征”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占领中东地区的基督教圣地，以便巩固天主教会在欧洲的统治。二是消除欧洲与东方交流时，在中东、西亚地区遇到的障碍，即消除“中间商”。这样，欧洲可以从东西方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
在东征的过程中，欧洲人在中东、西亚地区接触到了大量来自东方的文化知识。这些知识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在贸易活动中从东方获得的。比如数学、天文、火药、造纸、指南针、航海术、金属冶炼、机械加工等。
十字军东征的时间还与“蒙古西征”有交集。一个向东打，一个向西打，交汇于中东西亚地区。这一方面加快了东方知识和技能人才向西方的传播，一方面也表明了在力量对比上，东方占据优势。
所以，当二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失败后，欧洲天主教会的统治不仅在人力物力上受到巨大打击，更在思想上遭到致命冲击。宗教战争失败后，“文艺复兴”随即展开。这就是思想解放运动拉开了宗教衰落的大幕。但是，这个思想解放运动与现代人的理解大不相同。它不是走向文明，而是走向“野蛮的丛林”。
“文艺复兴”与其说是受到古希腊文化的影响，据说它被保留在中东的阿拉伯人那里，不如说是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因为，文艺复兴开始后，欧洲不是拜倒在中东文化面前，而是被东方的传说，东方的财富，东方横扫亚欧的战力深深吸引，让欧洲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投入巨额财富，绕过陆路，寻找前往东方的海洋路线。
如果古希腊文化真的那么好，那么古希腊不会衰落，也不会上千年无法复兴。欧洲人若真的能靠古希腊文化快速发展，也不用着急来东方。他们应该扎根在地中海东岸，挖掘古代历史，利用好欧洲和非洲的条件，等发达之后再来东方。
所以，欧洲人着急忙慌拼死拼活要来东方，正说明古希腊文化既不能让西方强大，去战胜穆斯林国家，也不能给西方带来财富，快速改善他们的生活。
“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作用之一，就是战败的经历唤醒了他们内心的野性，使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宗教束缚不满，想用更激进的方法追求财富，追求胜利，追求统治力。所谓“文艺复兴”提高了欧洲的人权人道思想，民主自由思想，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后面就是几百年极其血腥残酷的阶级压迫史，殖民杀戮史和帝国战争史。
可以说，“文艺复兴”是解开了系在潘多拉盒子外面的宗教绳索，为欧洲的资本主义松绑了。像“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样严厉的斥责，马克思没有用在宗教和封建皇权身上，而是用在了资产阶级身上，其实很能说明问题，也很能从侧面反映文艺复兴的真相。
所以，与其说“文艺复兴”恢复了古希腊的文化，让社会变得更开明，不如说这是封建皇帝和资本主义商人为了摆脱教会控制，向教会夺权，找的借口，并借以自我美化。
皇帝们信仰的是“君权神授”，不可能喜欢民主自由和人权人道。这些都让皇帝觉得掣肘，更何况还有古希腊衰落的历史作为反面例证。商人则是把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民主自由只能属于他们自己，而不能属于他们的竞争对手。即民主自由必须是假的。
所以，把文艺复兴理解为人权人道和民主自由的进步，是徒有虚名的。宗教枷锁虽然在文艺复兴后逐渐解除，但是人们却遭遇越来越严重的封建和资本的双重压迫。
此时，帝王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统治怎么摆脱教会的控制，怎么在与其他政治力量，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获胜，而不是民主自由和人权人道。商人则看出了皇帝们的需要，看出了矛盾双方的“痛点”。于是，商人们既接受国王的资助去东方进行远洋贸易，也接受教会的资助去做远洋贸易，而且还随船带上了传教的牧师。
至此，商人就借助皇权和教会的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开拓远洋贸易和殖民地，不断壮大起来。不久之后，资产阶级就成了有钱，有武装，有斗争经验，还有海外殖民地做根据地的一股政治力量。
当资产阶级在殖民地掠夺了大量财富，在远洋贸易和国际交往中学习了先进的文化知识，甚至盗窃了保密技术后，他们的能力快速增长，逐渐不满足于“第三等级”的社会地位了。他们一定要获得政治权力和社会控制力。因为，他们用九死一生换来的财富，辛苦经营得到的利润，凭什么要被在家享福的教会老爷和封建贵族们仅凭特权或股份就大量分割呢？这些教士和贵族们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样子也让资产阶级忍无可忍，心里想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所以，文艺复兴、大航海、殖民主义之后就是“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前者针对教会统治，协助封建皇帝夺权。后者则针对皇权，借助百姓之力打倒封建制度。这样，资产阶级就把宗教和封建两座大山推翻，结束了神权统治，自己成为统治阶级了。这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可以说，资产阶级革命夺权的过程与人权人道、民主自由的关系不大。它们只是被标签化地贴在这段历史上的，是一种装饰，甚至就是伪装。资产阶级作为一支“私有制力量”，它的革命与封建皇权推翻宗教统治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是基于私利进行的斗争，仍在私有制的范围内。
因此，人权人道和民主自由思想只是资产阶级使用的夺权“工具”，而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资产阶级“拉大旗作虎皮”，用人权人道和民主自由来拉拢普通百姓，建立统一战线，借助人民的力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并不会给百姓真正的人权人道和民主自由。具体表现就是：
1、私有制的统治地位不变。即，以“私人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的错误分配规则不变。
2、对内残酷剥削，“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外则更加残忍和霸道，用非人道的方法，比如奴隶制，在殖民地掠夺财富或生产财富。
由此人们不难看出，没有公平公正的分配，就没有人权人道和民主自由可言。所以，科技的近代化是先发生的事情，而所谓的民主自由是假的，至今没有实现。即便是虚假的民主自由，比如百姓获得选举权，尤其妇女和有色人种获得选举权，也是十分晚近的事情了。与整个科技近代化相伴随的，不是民主自由，而是贪婪血腥的“丛林恶斗”。
如果非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的丛林恶斗和专制压迫说成是民主自由的话，这种“丛林中的自由”，“丛林中的民主”，也与人们心中那个建立在“公平公正”、“人权人道”基础上的民主自由完全不是一码事。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因此，科技近代化和民主自由没有太大关系，和贪婪、野蛮倒是关系更近一些。这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期，在殖民开拓的时期，在帝国战争的时期……会表现得格外明显。在这些时间和地点，贪婪野蛮的嘴脸会把民主自由、人权人道的标签都吹散，连自由女神都会被侮辱和强奸。
总之，西方科技的近代化源于宗教战争失败后，西方秩序的瓦解。这让欧洲进入了犹如我国古代“东周列国”的状态。列国纷争下，礼崩乐坏，矛盾激增，人心兽化。大混战的模式被开启，并且恰好得到了东方科技已经积累了千年的硕果。于是，科学近代化的萌芽就从中国转移到了西方，使欧洲率先进入了近代阶段。
那么，原本握有科技优势的古代中国，已经站在科学近代化的门口，为什么会失去发展的先机呢？
原因是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发展节奏不同，正好相反。
欧洲有“中世纪”这个长达千年的相对稳定时期。而与之相对，中国则经历了千年的“动乱时期”。两者的“治乱节奏”正好相反。
中国的这个千年动乱时期，大致是从“三国”开始，到“元朝”结束。在这一千余年时间里，只有唐朝的二百多年是统一和稳定的。其他时间里，华夏地区都是分裂动荡的，时常发生战乱。
所以到宋朝时，我国不仅科技水平全球领先，资本主义也开始萌芽，但是老百姓对动乱的生活已经深恶痛绝了。人们开始极端厌恶那些为了私利祸国殃民的大私有者、大资本家。
因此，宋朝才有儒学的复兴，以及儒家思想的改良，即宋朝的“新儒学”。它的要求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目的就是“防乱治乱”。
但是，宋代的新儒学还没有后世那样强大的控制力，社会氛围依旧比较宽松，所以宋朝的工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朝廷的集权统治力不足。“弱宋”就是一种表现。这种情况在南宋表现得更为突出。文臣武将中都有不少乱臣贼子，祸国殃民，最后导致宋朝的覆灭。
到了元朝，“作乱”更是变本加厉，比南宋还严重。元朝宫廷的内乱可谓无休无止。短短93年的国祚里，有11位皇帝。一头一尾两个皇帝共执政58年。中间35年就换了9位皇帝，可谓令人发指。
所以，元朝崩溃后，人们对动乱历史的反思达到了新的高潮。扩大皇帝的权利，集中力量进行高压统治，成了民心所向。
于是，中国历史从明朝开始，结束分裂动乱，再次走入了封建集权的高压统治。而在这个由“乱”到“治”的时期，正是“十字军东征”失败，文艺复兴开始的时期。欧洲从“治”到“乱”，与中国历史的节奏恰好相反。
明朝建立后不久，朱元璋就开始以酷烈的手段整治官吏，甚至杀功臣。这里面就有防乱治乱的考虑。除此之外，明朝还在科举中进行“八股取士”，沿着宋代儒学的道路把思想约束推进到新的阶段，以便更好地维护皇权的至高地位，确保社会稳定统一。
但是即便如此，明朝后期还是陷入了混乱。文官集团结为朋党，勾结地方财阀搅乱政治，使得明朝各方面的治理都恶化。面对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崇祯皇帝竟然筹不到军饷。明亡之后，农民军在北京抓捕官吏，施以毒打。这些曾经在皇帝面前哭穷的官员们纷纷交出了天文数字的白银和珍宝。可见在他们眼里，贪污腐败比国家安危更重要，私利比公利更重要。集权统治失败的危害可见一斑。更有甚者，即便到了“南明时期”，退居浙闽的文官集团还在小朝廷里内斗，结果葬送了反清复明的大业，彻底毁掉了汉族政权的基业。
明末的这一切都被清朝看在眼里。满清皇帝肯定会接受教训，加大集权，把这帮自私自利的官僚大私有者视为仇敌，给予惩戒甚至歼灭。清朝治下，对这类人一直是比较警惕的。这样一来，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在清朝就走上了高峰。原先松散混乱的社会开始恢复秩序，整肃一新，变得坚强有力。这让清朝可以对外用兵，收复华夏故土，扩大国境面积，为现代中国打下了基础。
但与此同时，清朝作为异族统治采取了高压政策，使社会主体——汉族人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降低了社会的活力。“文字狱”让人们惶恐不安，动辄得咎。对汉族的戒备更是让清廷采取了“愚民政策”。结果是，华夏子民的文化程度，文明程度大幅倒退。原先已经萌芽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站在科学近代化门口的优势，都逐渐消失。
所以，中国没有率先近代化的原因，“李约瑟之问”的答案，就在“历史节奏”上。
当科技在中华大地上发展到近代化前夜的时候，中国历史来到了治乱的交叉路口。中国人在“自由和动乱”，“统一和安定”这两个选项中，选择了后者。所以封建皇权占了上风。
而此时的西方，宗教战争的失败让教会统治力下滑，也让更多人厌恶宗教的束缚。再加上远洋贸易让西方人知道了东方大国的富裕生活，以及先进的科技和生产力，这就让欧洲人选择了“自由和动乱”，即走向资本主义野蛮逐利的“丛林恶斗”。后世西方学者将这一时期的进步说成是发展民主自由和人权人道的结果，这就像把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极端自私自利，总结为民主进步，自由发展一样可笑。
所以，西方科技率先近代化与民主自由关系不大。
当然，这不是说民主自由对科技发展无用。毫无疑问，民主自由对科技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这个积极作用在私有制下，在不公正的财富分配中，是不会被正常释放出来的。因此，科技发展在这段历史中是被减速了，而不是被加速了。
在西方近代化的过程里，民主自由是被资产阶级以“拉大旗作虎皮”的方式使用的。它被用来调动大众的革命热情，协助资本家们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和财富控制权。然后，民主自由就被误导，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相联系，最后变成了虚假的谎言。
继而，被民主自由加冕的资产阶级统治历史，就伴随着广泛的阶级压迫和霸权欺压。远看所谓的历史进步，近看却是奴隶制的复活，民族灭绝的惨剧，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反复发作，以及血腥的帝国争霸战绵延至今。两次世界大战都在西方爆发，成为西方的“杰作”。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又有可能从西方开始……
总之，西方社会的近代化，科技的近代化，主要不是靠人类的理性和真正的智慧获得的，而是靠贪婪的本性获得的。它带来的进步当然是有的，但是副作用极大，代价也极大。它是人类历史走过的一条巨大的“弯路”。“弯路”对历史发展来说，是加速还是减速？即便你想称颂它，也总觉得有很多悲剧哽在胸中，不能无保留地肯定它。宗教甚至邪教在当代的复兴，以及回归自然，回归小农经济的一些当代思想，说明他们自己都有点受不了眼下的发展方式了。
毫无疑问，“民主自由”是被西方统治阶级当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婢，当做可以任意打扮，胡乱解释，招摇撞骗，打击对手的工具。自由女神已经被西方强奸几百年了。
只要民主自由的基础不是公平公正的分配，不是财富的主要生产者（创新者和劳动者）控制财富，就不可能是真的。
只要私有制还主导历史，经济和社会还把“资本”作为主要的分配依据，那么“西式民主自由”就不会促进科技发展，而是在阻碍科技发展本应达到的速度。
对人类历史来说，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它们虽然可以说是推动了历史发展，但是进步的速度远未达到可以有的程度。实际上，资产阶级出于私利，误导、歪曲和阻遏了民主自由的发展，因此是阻碍了科技发展的。
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者把历史上的科技进步归功为“民主自由”，尤其是归功于“西式民主自由”，是非蠢既坏的严重错误。其可怕的后果就是，科技创新一边被拖慢脚步，一边变成奴役人类甚至杀害人类的工具。社会大众在所谓的西方民主自由之下，为了私人利润疲于奔命，在财富的波峰和波谷之间剧烈震荡，上演了无数“喜悲剧”。这些戏码看似是历史的进步，却又附带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不必要和不应该有的代价。所以，这不是促进了科学的健康发展，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而是把一切引入了歧途，走了弯路，用惨重代价拖慢了进步的速度。
因此，西式民主自由不是智慧的、理性的、真实的民主自由，而是把“民主自由”当做冠冕堂皇的掩护，遮盖下面进行的邪恶和非理性的唯利是图。在西方历史上，科技发展与真正的民主自由关系不大，与兽性的“丛林逐利”关系更大。高尚的科学家是有的，但是为他们提供支持，运用他们的研究成果的人，也就是掌控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总体来说并非善类。这些人至今不肯结束私有制，不肯建立公平公正的分配，不肯把财富的控制权交给财富的主要生产者。即不肯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
参考文章：
2025.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