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疆到深度求索到宇树，中国小巨人的崛起之路

在中国众多的科技型小巨人中，大疆已经功成名就，深度求索更是声名大噪，宇树也是风生水起。

中国崛起不仅需要华为、比亚迪这样的航空母舰，还需要大量的小巨人，尤其是大疆、深度求索、宇树这样的科技型小巨人。

小巨人的特色是专精特新，常常以创始人为灵魂。如果说对于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对于小巨人来说，就是创始人决定命运。大疆的汪滔、深度求索的梁文锋、宇树的王兴兴的故事恰好很有代表性。

汪滔出身于工程师家庭。小时候，父母为了奖励学习，给他买了一套遥控直升机玩具，但很难玩起来，没多久就弄坏了。汪滔高考考入华东师大电子工程系，在同学死啃麦克斯韦方程的时候，他在宿舍里用二手示波器调试飞行控制电路。没错，儿时的遥控直升机在心里埋下了种子，他对模型飞机一直不能忘怀，也对学校教育重理论轻实践不满意。

汪滔在大三时决定退学，出国留学，最后进入香港科技大学继续学习电子科技。本科毕业后，在李泽湘教授的实验室继续攻读硕士。这里实行“斯坦福模式”，研究生直接参与产业项目，理论与实践并重。

作为国际城市的新兴精英大学，实验室里既能接触MIT、斯坦福的学术资源，又背靠深圳华强北的制造产业链。正是这种“国际视野+中国制造”的双重基因，让汪滔在2006年创立大疆创新科技时，能精准定位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用硅谷级技术匹配珠三角的供应链能力。

在大疆早期团队构成里，汪滔本人代表香港高校培养的技术派，联合创始人卢致辉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首席科学家吴迪拥有美国普渡大学背景。这种“海归+本土精英”的组合，在2013年推出Phantom无人机时形成爆发力。

当然，汪滔始终保持清醒：“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技术护城河。”2015年，大疆在硅谷设立研发中心，却将核心算法团队留在深圳，形成“海外前沿触角+本土攻坚部队”的独特架构。

梁文锋从小就是学霸，高考考入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后在浙大继续读硕士，研究机器视觉。浙大是中国C9神校之一，C9的其他成员是清华、北大、复旦、交大、中科大、南大、西安交大、哈工大。

2010年毕业后，梁文锋剑走偏锋，没有加入互联网大潮，而是追寻在校期间就有浓厚兴趣的机器学习在全自动量化交易中的应用方向，投身学院派可能不屑的金融行业，从事量化交易和金融建模。2015年单干，创立幻方量化。2023年二次创业，创立深度求索，专注于低成本、高效率的通用大模型，拉响的原子弹的巨响至今在华尔街余音绕梁。

梁文锋的团队有鲜明的“名校派”特征，大量成员来自浙大和北清。他也与浙大联合建立“认知计算实验室”，论文产出直接关联产业需求。他奉行“精英实干化”，在团队里推行“算法工程师/行业专家”双轨制，要求团队成员必须轮岗至医疗、金融等垂直领域，必须接地气，而不是锁在算法的象牙塔里。

他在杭州依托浙大的学术基础组建基础研究院，在北京的应用创新中心则依托互联网产品经理和行业know-how，将研发能力与产品化思维结合。2024年与央企合作的金融大模型项目正是由杭州团队攻克分布式训练难题，北京团队完成行业知识嵌入。

梁文锋的名校路线充分发挥了名校学术资源和人才资源的力量，与灵活、敏锐的商业思维相结合，使得从幻方量化到深度求索的路不仅精彩，而且硕果累累。

王兴兴出生宁波普通人家，他是小镇做题家，还不是特别成功的那种。当然，这是从“考上名校、进入大厂、考公上岸”的角度来说的。

王兴兴高考考入了浙江理工大学，在浙江都只能算“乡土名校”。有人把浙江“十大名校”排列了一下，按名次排列为浙大、浙江工大、温州医大、宁波大学、杭州电科大、浙江师大、浙江理工、杭州师大、中国计量大学、浙江工商。看来，即使在浙江，浙江理工都不算名列前茅。如此说来，王兴兴算双料“寒门贵子”。

王兴兴本科毕业时想考浙大研究生，因为英语拉了后腿，最后调剂到上海大学，还是校内调剂到本来并没有填报的导师。上海大学主要由原来的上海科大和上海工大合并而成。有人把上海高校分为“神校”、“名校”、“良校”，上大属于“良校”，再往后就“不良”了。

从一开始，王兴兴就不是学术型的，但他的动手能力特别强，据说初中时代就自己手搓微型涡喷发动机了。在大一时，就王兴兴自己从市场上买来压力传感器、微型电动机，硅胶等材料，手搓多自由度力反馈手套，成功后带上产品，主动找到老师，要求加入相关实验室。大一时，他申请了人生的第一个专利：“实现手指多自由度力反馈的装置”。

研一的时候，他研制电动机器狗，毕业时在大赛中拿到二等奖，但还是从俗，去大疆入职了。有意思的是，他在视频上展示自己的机器狗时，有人愿买，还有人愿投资，结果试用期没满就辞职了，创立了宇树科技。

宇树的人才战略堪称“乡土化极限实验”。没有海归，也没有名校，核心团队7人毕业于浙江理工，5人来自职业技校 ，供应链总监曾是慈溪注塑厂技师。

宇树的50家供应商全部分布在嘉兴、慈溪等附近的地级市，平均响应时间仅2.7小时；采用“分布式微型工厂”，每个车间专注单一部件，协调生产。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县域创新生态”：地方院校提供基础人才，县域职业技校培养产线工程师。这种深度本地化的模式使宇树在2022年全球四足机器人出货量上就超越波士顿动力，2023年宇树Go1机器狗单价降至1599美元（波士顿动力Spot售价7.45万美元），且故障率仅为0.3次/千小时。王兴兴说道：“中国制造的真正优势，不在北上广的实验室，而在县域经济的毛细血管里。”

王兴兴也崇尚实“草根派”哲学：不过度追求论文指标，不迷信海外技术，不盲目扩张团队；要求算法工程师每周至少要8小时在生产线调试代码；与供应商共建“问题池”系统，产线问题直接触发研发需求。他的用人哲学很直接：“我们不需要看懂英文论文，但要能在车间里解决公差问题。”

大疆、深度求索、宇树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小巨人路线，但对于中国来说，大疆的“国际主义”、深度求索的“精英主义”和宇树的“草根主义”不是要哪一个、不要哪一个的问题，是都要。

曾经有一个时候，欧美代表先进技术，香港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不管直接来自欧美，还是借道香港，中国崛起得益于引进的先进科技和海归人才。事实上，海归人才不仅带来先进科技和技能，本身还是可再生的先进科技和技能。

今天，中国依然欢迎引进的先进科技和回归的人才。不管是事业有成的归国科学家、工程师，还是学成未久的留学生，海归依然在中国的各行各业发挥巨大作用。但在现在，中国的科技和教育水平极大提高了，国内名校的水平比肩国际名校，海归的作用是补充，而未必是引领。

根据自然指数2023年评比，综合评分前10里有6个来自中国：中国科学院、中科大、科学院大学、北大、南大、清华；美国2个：哈佛和斯坦福，德国一个：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法国一个：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前50里有20个来自中国，包括其他耳熟能详的名校如浙大、中山、上海交大、复旦等等。

牛津、剑桥前面排着10个中国大学。麻省理工好一点，前面“只”排了7个中国大学。加州理工（53）前面更是排了20个中国大学。换一个视点，仅从自然指数综合排名来看：中山大学比牛津剑桥还厉害，比加州理工厉害得多，比麻省理工只差一丢丢。

具体到学科，中国在化学、物理、地球科学方面依然领先，美国在生物、健康科学方面领先。

当然，换一个角度，比较高校教育排名，QS等排名就绝对美英高校领先，欧洲高校紧跟，北大、清华“有幸”入围，一般中国高校就无缘了。这是以美英的标准评比的，对符合美英高教传统和理念的院校严重偏心，其他就要靠实力硬拼了。这好比米其林世界餐饮评比，按照西餐的做法和口味，中餐排名肯定不好看，但不说明问题，因为这是不公平评比。

自然指数则排除主观因素，用高质量论文作为依据，更加公平、透明。自然指数并不直接反映高校教学水平，然而，在自然科学方面，科研水平与教学水平是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是实践的科学，不是清谈的科学。不在前沿自己动手、攻城拔寨，泛泛清谈、传授积淀没问题，传授前沿就要成赵括，误人误己。汪滔和王兴兴的学习就是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完成的。

自然指数也不考虑名校的历史荣誉和校友捐赠基金总量之类的东西。

中国的高考制度和青教“非升即走”制度确保了名校毕业生的起点质量，中国制造业雄踞世界半壁江山但就业环境并不宽松，也使得中国名校的科研和教学有了接地气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动力。依托名校的“精英路线”无疑是明智的道路。

但不容忽视的是，大量中国“良校”实际上很不弱。在2023年自然指数前500中，中国高校入围113个，985、211大多入围了，还有大量其他高校入围，包括宁波大学、温州大学、常州大学、南通大学等“乡土名校”，仅“浙江十大名校”中，就在浙大之外，还有浙江工大、浙江师大、杭州师大入围。

自然指数前500好比科研世界500强，没有弱旅。50名之后都有很多国际名校，如芝加哥大学（51）是费米建立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的地方，经济学里有芝加哥学派。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52）是美国著名的“公立藤校”，加州理工（53）与钱学森有不解之缘，麦吉尔大学（74）是白求恩的母校，普渡大学（119）、希伯来大学（135）等也都是名校。

“乡土名校”不仅不弱，还有独特优势，他们更接地气。王兴兴的成功离不开硕士研究生期间学校在慈溪帮他联系的试制场所，宇树的制造也扎根于嘉兴到慈溪的邻近县域经济。如果说深度求索依托浙大和北清名校的话，宇树的成就离不开浙江理工。

重要的是，创新不问血统，成功只在实绩，扎根乡土的“草根路线”也是成功之路。根据《中国硬科技创业白皮书2024》，科创板上市公司创始人中，拥有海外背景者占比从2019年的41%降至2023年的18%，而县域经济体创业者比例从7%升至25%。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向下扎根”的力量才是最强大的。有句话说：“创新的海拔，取决于扎根的深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浙江理工也不是唯一的。在2023年自然指数里，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排名非常靠前。在国内超过武大、厦大、山大、华中理工、吉林大学、天津大学、苏州大学，在国际上超过华盛顿圣路易斯、新加坡、京都、普林斯顿、帝国理工、UCL，难能可贵。南方科大资格不老，名气不大，也是“乡土名校”，在与深圳的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良性互动中成绩斐然。

长三角、珠三角固然是创业的热土，但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武汉、长沙、南昌）、福建沿海（福州、厦门、泉州）、环渤海、关中（西安、咸阳、宝鸡）等也在成为新兴的温床。这里不乏名校和科研院所，京津冀还集中了最多的神校和中科院，但更多的勤奋求实、扎根乡土的良校与县域、市域、省域经济紧密结合，必将成为更多小巨人萌生的地方。

小巨人能成大事情。

大疆已经是无人机世界的霸王级存在。根据Frost & Sullivan的2022年报告，大疆占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 76% 份额；根据Drone Industry Insights的2023年报告，大疆在整体无人机市场（含商用）占比 58%。

低空经济正在成为新赛道，2023年中国低空经济价值约5000亿人民币（约700亿美元），根据《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要求2025年达到10000亿人民币，2035年达到万亿级产业群。麦肯锡估计，到 2030年，全球低空经济规模预计达 1.5万亿美元。摩根-斯坦利则预测，到 2040年，仅城市空中交通（空中出租车）市场规模就可能突破 1万亿美元。大疆将有更大的作为。

深度求索在12月发布V3和1月发布R1大模型后，突然跃升为炙手可热的AI世界的耀眼新星，曾经无可置疑的榜首玩家OpenAI也可能“被定调”，放弃闭源路线，改走开源路线。深度求索的低成本路线也将深刻改变AI生态，基座级的大模型可能具有计算机时代操作系统那样塑造生态的作用。

AI经济可能是比低空经济更大的新赛道，2023年中国AI核心产业直接产值约5000亿人民币（约700亿美元），根据《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要求2025年达到10000亿人民币，拉动产值10万亿人民币。在世界范围，IDC预测，到2030年，全球AI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 1.5万亿美元。深度求索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宇树则在另一个方向开辟新赛道。四足的机器狗既可以扛枪打仗，又可以巡防打杂，更可放大为机器骡，用来干各种轮式或者履带式车辆不便干的活。两足的人形机器人则从生产线到养老院，各种用武之地等着发掘。仿生机器人是比工业机器人更大的天地，毕竟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四足和两足才是生存下来的适者。

全球机器狗市场在2023年已经达到15-20亿美元（其中中国占20-25%），预计2025年可能达到50亿美元，IDC估计2030年达到200亿美元，宇树已经是消费级机器狗的领先者。在人形机器人方面，2023年全球估计15-20亿美元，高盛预计2030年能达到380亿美元，麦肯锡估计2040年可高达1.5-2万亿美元。实际上，中国的优必选的市场地位还领先于宇树，这是中国的又一个小巨人。

不管是大疆派的着眼世界，还是深度求索派的深耕精英，或者是宇树派的扎根乡土，条条创业的大路通向世界性的制高点。海归是依然是重要的补充，名校依然占有优势，但天地宽阔得很，阳光和空气见者有份，草根有足够的茁壮成长空间。

汪滔、梁文锋、王兴兴有一个有意思的共同点：都是硕士毕业。教育的本质是帮助年轻人站到前人的肩膀上，早早就能看得更远。随着知识总量的爆炸性增加，前人的肩膀越来越高，大学教育越来越成为基本教育的延伸，硕士教育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的开始。而且硕士教育是师徒式的，更加精细化，也更便于针对性地与产业对接。汪滔和王兴兴都是在硕士期间具体下沉到无人机和机器狗的。

这说明两个问题：

1、 读研是有用的，但用处在于创业激情的落实，而不是推迟就业，更不是为了虚名。这一点对出国深造同样适用

2、 学无止境，但学到一定程度，重点应该转到创业，而不是永远学习下去，除非学术研究本身就是激情所在

狭义的创业是创建自己的公司，广义的创业可以包括在工作岗位上的创新，不管是开天辟地，还是承前启后，关键是做出一点成就来，而不是混吃等死。社会上流传“35岁现象”，汪滔是这里面最年长的，才44岁；梁文锋39岁，王兴兴才34岁。他们有才华，有激情，即使没有自己的公司，也会在工作岗位上做出成就，成为公司牢牢抓住的人才，传说中的“35岁现象”对他们不是问题。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狄更斯在100多年前写下了这些话，但刻画的何尝不是今日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