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与王朝兴衰：历史周期律的军事密码

抗战胜利前夕，众多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前往延安，黄炎培便是其中之一。

在延安的土窑洞中，黄炎培与伟人进行了一次关于历史与未来的深刻对话，史称“窑洞对”。

在“窑洞对”中，黄炎培提出了历史周期律的问题，认为历代王朝政权之所以无法跳出这一周期律，主要在于“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等原因。

时至今日，历史周期律仍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然而，在讨论这一话题时，历代王朝的枪杆子问题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

众所周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伟人还曾说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由此可见，枪杆子与政权的存续密不可分。

因此，谈论历史周期律而不提及枪杆子，无异于忽视了房间里的大象。

纵观自秦以来的历史，不难发现，历代王朝的覆灭几乎都与枪杆子问题有关，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

宋代以前，问题在于朝廷无法有效控制枪杆子；宋代以后，问题则在于枪杆子不够强大。

宋代以前的枪杆子问题，主要表现为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不足。

秦朝的灭亡，直接原因是章邯投降项羽；汉朝的灭亡，始于董卓带兵进京；隋朝的灭亡，源于隋炀帝二征高丽时，负责督运粮草的杨玄感起兵造反；唐朝的灭亡则始于安史之乱。

虽然历史无法假设，但如果章邯没有投降，凭借他此前轻易击败陈胜、项梁的战绩，未必不能与项羽一战，秦朝的灭亡或许还有转机；

同样，如果没有董卓进京，东汉的朝堂再乱，也不过是党锢之争的延续，属于文斗，不会演变成武斗，导致群雄并起的局面；

隋朝也是如此，如果杨玄感没有造反，隋炀帝二征高丽很可能会成功，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征高丽，进而加剧关陇集团内部的分裂，导致局势迅速崩盘，天下大乱；

唐朝更是令人扼腕叹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开元盛世的局面即便无法维持，至少不会出现后来藩镇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

章邯、董卓、杨玄感、安禄山，这些本应保卫王朝政权的枪杆子，最终却成了王朝的掘墓人。

如果说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是耻辱，那么连续四次被枪杆子的回旋镖击中，后来者当然要引以为戒。

因此，从宋代开始，控制枪杆子便成为头等大事。

应该说，宋代以后控制枪杆子的成效非常显著。

宋代以后，再也没有出现枪杆子失控的情况。

且不说岳飞、袁崇焕这样的军中统帅被轻易杀害，就连曾国藩、李鸿章，尽管拥有自己一手创建的湘军、淮军，也不敢对清廷有二心。

然而，按下葫芦浮起瓢，解决了老问题，又出现了新问题——枪杆子不够强大了。

宋代最为孱弱，从开国到灭亡，在与辽国、西夏、金国、蒙古的对战中，始终处于劣势；

明清两代在王朝前期，军队尚能一战，但到了中后期，战斗力急剧下降。

明代明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战，明朝军队的表现可谓“战五渣”。20万明军对3万瓦剌军队，却连连败退，最终大败，皇帝被俘，此战距明朝建立不过80年；

乾隆自夸“十全武功”，但在“十全”之一的安南之战中，清军的不堪已暴露无遗。此战中，清军深入敌境，却防备松懈，一遭遇袭，便仓皇失措，“自相蹂躏”，甚至在败退时，弃后面大队人马不顾，“即斩浮桥断后”，导致“官兵夫役万馀，皆挤溺死”。

上述两个例子都发生在王朝鼎盛期，到了王朝后期，军队的战斗力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

正是宋明清三代的枪杆子不够强大，才使得少数民族两次入主中原，近代更是让中国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

为什么控制了枪杆子，枪杆子却不够强大了呢？

因为宋明清三代控制枪杆子的套路是重文轻武，而重文轻武必然导致文武地位悬殊，武人地位低下。

宋代对待文臣，展现的是“不得杀士大夫”的温情，对待武人，却是“若犯吾法，惟有剑耳”的狠厉，其态度迥然有别，反映出文武地位的悬殊；

明代的军队实行世代为兵的军户制和犯罪充军制度，军丁世代为兵，形同奴隶；犯罪充军，士兵等同于罪犯刑徒，所谓“贼配军”，军队地位可想而知；

清代的八旗，本“以骑射为主”，骁勇善战。起初清廷从武备考虑，不允许“八旗人士”参加科举考试，后来，看到通过科举上岸的汉人逐渐成为王朝统治的中坚力量之后，清廷不得不让八旗子弟也参加科举，于是，八旗子弟很快便放弃了对弓马骑射的尊崇，转而沉迷于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之中，代价自然是八旗尚武精神的消失。《红楼梦》中的贾家，太爷“从死人堆里背出来”，“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可到了贾宝玉这一代，已经看不出丝毫武人的痕迹了。究其根源，同样是文武地位悬殊所致。

武人地位的低下，带来的后果是：第一，好男不当兵，兵源素质差；第二，军队缺乏荣誉和激励，士气低落，军纪败坏；第三，容易被各种瞎指挥，于是明明能打赢的仗也会打败……

凡此种种，宋代以后的枪杆子不够强大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