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宇辉 | 情感的三重隐喻：流、机器与仪式

姜宇辉｜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12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姜宇辉

思考情感，固然可以且理应从概念或历史来入手，但也不妨以隐喻作为引线。隐喻，或许不如概念那般严谨而准确，亦不如历史那般往往有着清晰可辨的脉络，但就情感研究而言，它至少具有三个优势。其一，它可以如莱可夫与约翰逊所谓的那般指向我们“赖以生存”的在世根基，进而更为贴近日常的生活，也更能反映时代的脉搏。其二，它更可以被视作一种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所阐释的“思想－形象”，进而揭示诸多代表性的学者及流派所默认但却未尝明示和明辨的前提。其三，隐喻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优点，就是具有发散性和拓展性，由此常常能够为思考与研究打开丰富而未知的方向。而流、机器与仪式就是这样三个我们赖以思考情感的关键而基础的隐喻，它们形态各异，但又密切相关。流与机器形成明显的对照乃至对峙，而仪式又在二者之间中介与斡旋，进而或许敞开了第三条不同的路径。

那就先从情感之“流”来说。这不仅从学理上指涉目前最为主流的“情动转向”，而且其实也颇为符合我们对于情感的最为通常的理解与暗示。如果被问起“情感是什么”这个话题，相信很多人都会用“流”这个形象来比拟。这个流不一定是迅疾的（如愤怒），也可以是安静的（比如惬意）；不一定是肤浅的（比如快感），也可以深不可测（比如冥想）。但无论怎样，它总是连续的，充满强度的，而且带着生生不息的创造性变化。若再简单一点来概括，可以说情感之流总是一个过程，体现出不可计算的力量，而且每每能推陈出新，甚至打开生命的未知方向与格局。我们在生活里经常用来表达和描绘情感的话语莫不如此。比如，因为情感是一个流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所以人们会说被某种情感“裹挟着”“推着走”“卷入情感的漩涡”等。又比如，因为情感具有起伏不定、来去莫测的特征，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一种情感“骤然间降临”“像被闪电击中”“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等。此种形态的情感不仅难以被计算，更是几乎不可被掌控。深陷情感之流中的人，总是有强烈的“忘我”甚至“无我”的体验。再比如，因为情感是一个“创造进化”的运动，它总是能够在我们的心灵之中留下至为深刻、难以磨灭的痕迹。每有一次重大的人生转折，似乎都有某种鲜明而刻骨铭心的“情感记忆”作为背景和基调。喜怒哀乐，就像是生命之流这部交响曲中隐藏但却根本的节奏。

当然，德勒兹所谓的“情动”带有明显的逾越人类中心（impersonal）甚至超越生命范域（inorganic）的特征，这似乎与平常人用情感来体验生命、确证自我的基本样态有些对立。但其实远非如此。德勒兹与斯宾诺莎的“情动”，绝对不是对人的削弱甚至贬低，反倒是试图给人的生存和生命提供一个更强的本体论前提。生命何以生生不息，不断创造？生命何以能够推动自我迈向更大更高的境界？情感/情动显然是一个关键的动力。一句话，情动是对人的提升、扩展和增强，而绝非否定、还原与削弱。汇入情动之流、融入Conatus（努力）之运动的人类个体，最终才能在斯宾诺莎的意义上实现从束缚（bondage）向自由的跃变。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体会也并无二致。固然，情感也经常具有内向的特征，我们也有时喜欢一个人默默地品味内心的情感之流。但实际上，在更为通常的状态下，一旦将情感从隐喻的角度描绘为流，那么,它注定就将在不断的生成和流变的过程中突破既定的边界，实现人与人，个体与个体，乃至自我与宇宙的密切交融。情感是纽带，是动力，是场域，似乎只有经由情感才能真正凝聚起各种形态的人类共同体。正是因为情感首先是流，甚至本质上是流，它的流动，带动着自我，也突破着自我，让每个“我”融入“我们”。

电影《我，机器人》

但社会场域本是多元的聚合体，日常生活也是各种异质性要素和力量的不断交织。即便人们通常倾向于在日常生活中将情感描绘为、体验作“流”，但仍存在着各种别样的情感隐喻与之对峙，形成抗衡和纷争。科学往往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反常识的力量或体制。如果说情感的常识性隐喻是“流”，那么，当代在科学界盛行的主流情感隐喻恰恰是“机器”。各种情感模拟、情感计算，甚至情感设计、情感工程（emotioneering）等主流的情感科学的默认前提似乎都可以追溯至马文·明斯基那部开创性、奠基性的名作《情感机器》。那么，流与机器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异吗？德勒兹自己不是也以“欲望机器”这个原创的概念将生命之流变与机器之操作（operation）结合在一起？况且，从隐喻形象上来看，今天的机器早已与蒸汽机时代大相径庭，不再笨重和庞大，而变得愈发的轻盈、光滑，甚至微观而匿形。明斯基在这本书里开篇谈论的机器似乎也正是这样一个形象。当他用“手提箱”这个关键词来拓展和修正人们日常对于情感的狭隘理解时，由此得出的关于情感机器的界定更为接近今天的人工智能与数字网络：“每一种主要的‘情感状态’都是因为激活了一些资源，同时关闭了另外一些资源 —— 大脑的运行方式由此改变了。”

然而，这只是相当表面的印象。在这背后，是情感机器与情感之流的诸多根本差异。首先，科学工作的旨归显然与德勒兹式的生命主义存在不小的差距。科学追求的是真理，描绘的是客观世界的根本规律，并由此通过测量和计算的方式去不断积累、掌握对生活与生产有所助益的知识。在科学家们看来，本不必、似乎也不可能将情感和情动视作生命的根本动力，万物的创造本源。情感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是人们用以增强智能的思维方式”。大脑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部思维的机器，而思维的根本目的是掌握知识，思维的根本方式是合乎法则的推理与计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情感仅是组装大脑这部思维机器的重要纽带、关键黏合剂，却远非根本，更谈不上归宿。也正是因此，当有人质问明斯基，为何他一定坚持要引入那么多的层次，而不能索性就将大脑视作一个网络，他的回答也很明确：网络太过动态发散，缺乏稳定性，也很难形成明确的方向与秩序，由此就会导致各种难以根除的偶发状况乃至错误、失调，而这些恰恰是科学研究的大敌。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正是明斯基谈到了“苦痛”这种典型的负面的否定性（negative）情感。如果说快感在生命进化中往往起到推动的作用，因为它是生物对于自身的积极肯定，那么，苦痛所起到的作用亦同样根本。正是经由痛苦，我们才能清醒、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困境和症结，以及外部环境对我们自身所施加的各种影响与限制。当然，从《尼采与哲学》的角度来看，苦痛作为生命对于自身的否定，总会导致削弱、贬低生命力的恶果，因而很大程度上仅能被视作生命创造与生成中的过渡性、转换性环节。而到了列维纳斯和米歇尔·亨利这样的哲学家那里，情感体验的否定性维度转而被突出强调，进而打开了另外一条不同的路径。但我们不难发现，至少就对待苦痛的态度而言，德勒兹的“流”与明斯基的“机器”达成了相当的默契。虽然“流”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扩展的网络，而机器则是一个相对层次鲜明的系统，势必层层修正，处处设防，但对这两个典型的情感隐喻来说，否定性都是一个必须直面、全力抵御的顽疾。对于德勒兹，苦痛削弱了生命力，而对于明斯基，苦痛影响了思维系统的正常运作。而且，他们最终的解决方式也极为近似：对于德勒兹，苦痛只是暂时状态，因为生生不息的创造进化必然会超越克服每一个障碍，每一次低谷；对于明斯基，苦痛也只是局部的失调，因为自我监控、自我调节和组装的智能机器必然会一次次地复归和谐和正常，维系稳定，在进化的途程上坚定前行。也正因此，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宇宙自我，最终会将快乐与幸福作为根本的诉求；明斯基也同样如此，因为他在全书的最后也同样将“为什么我们喜欢快乐”视作根本的问题。

生命之流与智能之机器，固然有着鲜明的差异，但对于肯定性的高扬，对于否定性的拒斥，最终将看似对峙的这两极汇聚在一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所提出的可塑性（plasticity）这个大脑模型堪称是从否定性的角度发出的最摧枯拉朽的呼声。生命为何一定要肯定自身，而不是以自我否定作为根本的存在与运动的方式？大脑为何一定要自我组装，而不能以一次次彻底的自我破坏、自身解体作为新生动力？这些看起来离经叛道的论调，却是马拉布多年以来从黑格尔和海德格尔那里悟出的根本真谛。她由此揭示出可塑性的两个不同面向。一方面，它更倾向于肯定性，指向大脑机器在不断生长的过程之中所展现出的强大适应力和自我调控的能力，无论面临怎样的外来内在的影响乃至破坏，都能一次次复归和谐与稳定。但另一方面，它更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的否定性这个关键环节的极端化推进，进而将连续性的中断、结构的瓦解、机器的碎裂视作所谓“爆裂式可塑性”（explosive plasticity）的根本特征。

而“仪式”正是这样一个为人忽视但却很值得深思的隐喻。谈到情感仪式，首先必须提及的当然是兰德尔·柯林斯的那本影响甚大的名著《互动仪式链》。但其实，仅就柯林斯在其中的相关论述而言，似乎并没有多少我们意在彰显的否定性意味。比如，他的这个总结性论断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利用贯穿情境的情感流作为微观之间联系的关键因素，这使微观关联又进一步与宏观模型联结起来。”显然，“情感流”“情感能量”这样的语汇与第一种隐喻极为切近，但反过来说，全书随处可见的层级结构和模型又展现出与第二种隐喻的密切关系。因此，说柯林斯的仪式意在流和机器，网络与树形之间寻找一条折中乃至综合的路线，这即便并非其本意，却也颇契合本文给出的三重隐喻的基本框架。然而，即便《互动仪式链》的基本倾向还是肯定性的，但其中着重援引的最为关键的一个思想资源多少透露出一丝否定性的意味。那正是戈夫曼及其表演理论。情感是一种仪式，而仪式的重要特征正是参与者皆为戴着面具的表演者。本色出演，往往会破坏仪式的氛围，只有每个人让渡但又同时隐藏一部分自我，才能让整个仪式顺畅运转。固然，戈夫曼在诸多论著中也每每谈到各种有意无意破坏表演仪式的举止，比如欺骗、背叛甚至误估等，但前台与后台，面具与真身之间的不可还原、缩减的差异，始终是情感表演和仪式的重要前提。而否定性也正是发生在这个根本的差异和间距之处。

结合前文的论述，固然不妨将情感视作生命之流、思维之机器，但这两种基本隐喻都忽略了“情境”这个重要的因素。“情境而不是个人作为出发点”，戈夫曼的这个原初洞见在今天仍然具有启示作用和指导意义。当生命流、情感流在不同的情境之间流转之时，当情感机器带着自己的层化结构进入充满偶发与未知的情境之际，单纯的哲学之思辨和科学之计算都不再充分，而显然需要引入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的介入性的立场、实地考察的方法和自我反思的态度。情感作为隐喻，并非仅是一个哲学的框架、认知的模式，而更是人与人之间日常交互的根本纽带，我们带着情感去对面他人，也同样带着情感去展开研究和思考。情感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在这里展现出更为切实的行动乃至互动的意味。这一番理论的思考也必然会与中国人当下的情感生活与情感状态发生密切关联，不妨仍从这三个隐喻着手来进行反思，并着眼于否定性这个关键环节。

首先，情感作为流，不仅是中国人的日常所感，更是有着远比西方文化更为清晰而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将“情”置于基础乃至本源，对于古代的中国文人，似乎向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并不需要大费周章地去进行何种“转向”。从“气韵生动”的美学精神，到近现代美学家们（尤以宗白华、方东美为代表）对西洋哲学中的生命概念的持续热情，都是此种情感之流的承续。尼采和柏格森在中国的思想与文化领域所掀起的一阵阵热潮，亦为明证。但在这个肯定性的主流之外，也总有否定性的潜流在积蓄，在涌动。伴随着鸦片战争以来的东西方文明冲突之加剧，在这个充满血泪和创伤的历史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将否定性的情感体验作为反思自身、重思文化的根本契机。王国维对叔本华的酷爱，以及他那句刻骨铭心的箴言“以生活为炉，以苦痛为碳，而铸其解脱之鼎”，或许并非只是私情流露，而更是透露出时代的悸动。然而，关注这个否定性线索，由此用别样的眼光反观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这个颇有价值和意义的研究工作迄今还鲜有人真正开始进行。这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伴随着数字时代的全面降临，人类世的极限界槛不断迫近，或许会再度激发中国文化内在的此种苦痛之情和否定性之思。

其次，就情感仪式而言，这本也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甚至不妨说，戈夫曼的诸多看似离经叛道的阐释，若放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之下，反倒显得更为顺理成章。然而，伴随着整个世界从实在向虚拟的转化，人类的情感仪式也越来越频繁地开始转入数字空间继续上演，而在这个过程中，注定会发生很多阵痛乃至危机。著名数字人类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所深入剖析的“数字自恋”正是数字化情感交际中注定会面临的一个顽疾。虽然，特克尔对美国几代儿童的情感生活之转变的实地考察不宜被原封不动地照搬进中国的语境，不过，在数字浪潮的席卷之下，东西方人类情感所面临的难题或许确实存在明显的共通。数字自恋是一种恶性循环，它源自内在自我的空洞、主体性的崩塌，因此就需要由外部的虚拟的数据和信息来“填补”内心的无底深渊。越交际反而越迷失，越连接反而越孤独，正是数字自恋的鲜明症状。而日渐全面转入互联网和数字生活的中国的年轻世代，也注定要直面这个根本的难题。如何在数字情感之中探寻自我，如何在数字亲密中保持本真，这些都是数字自恋在主体与面具之间撕裂开的难以愈合的否定性伤口。

再次，尽管在中国传统的情感文化中似乎少见“机器”这样的隐喻，但伴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情感的机器化、智能化、计算化似乎愈发成为当下中国人情感生活的基调。聊天机器人、虚拟偶像、恋爱游戏等，早已成为中国年轻人生活中相当重要的情感体验。由此也就自然会引发此种并非杞人忧天的焦虑：也许无需多少时日，年轻人会更喜欢跟机器人而非真人谈情说爱，吐露衷肠。这其中除了涉及数字自恋等精神政治的话题之外，也同样需要从AI技术自身的角度来进行一番重思。人工智能的目的、使命和未来到底何在？它固然已经不局限于对人类智能进行单纯的附随性的模拟，然而，在新一代的生成式AI的飞速发展过程之中，对人类生命的关切也同样理应是一个根本旨归。这已经不只关涉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生活，而更是对整个人类都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难题。在一个人造生命（artificial life）的时代，在一个生命进入3.0版本的时代，重审AI与人类的死亡与重生的密切关系，这正是情感之思的另一重迫切的否定性意味。

那么，为何情感的隐喻只有、只能有三种呢？也许我们更应该积极介入到情感的仪式和游戏之中，倾情表演，尽情创造，去探寻情感的更多隐喻的面向。这，或许才是未来人类的情感生命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