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读2：以艺术真实为解剖刀才能切入社会深层病灶

“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生活的时代，对应的是中国的晚清时期。在鲁迅生活的时代，他认为娜拉“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以此来警告中国女学生们，不要随意离开家庭的保护，其观点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正确的。

但如果从现代化的进程来说，易卜生要比著名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晚出生185年。在易卜生仅仅去世8年之后，为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一战就爆发了。当时的欧洲工业其实早已蓬勃发展，女性在社会上找工作的难度其实远比同时代的中国低，所以娜拉梦醒了并非无路可走。

娜拉的觉醒，正是源于工业发展带来的社会的现代化，而与生产力发展配套的法律、道德、荣誉和人权等观念，其改善往往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形成对部分人甚至所有人的权利的侵害，这正是易卜生的戏剧能够引起人的共鸣，从而成为影响力甚远的经典的深层原因。

在鲁迅生活的时代，因为缺乏经济基础支撑，中国女性别其实连自由恋爱的权力都没有争取到，所以具备现代性的易卜生戏剧，在旧中国其实是缺乏共鸣者的。

《玩偶之家》中揭示的诸多社会问题，倒是在工业化、信息化之后的现代中国都出现了。我们在这里逐一作些分析：

其一是职场恶性竞争的问题。

娜拉的丈夫海尔茂，刚刚当上合资股份银行经理，就因为柯洛克斯泰这位老同学随便叫他小名，还爱跟他套近乎，影响自己这个新经理树立权威，就把这位业务能力很强的老同学解雇了，毁掉了老同学走上正道的经济基础。

《玩偶之家》创作于1879年，剧中揭示的随意剥夺工作权的问题，在当前的中国职场可谓比比皆是，而中国异常突出的劳动时间过长和保障条件低劣等问题，我们的社会现实印证了这部剧良好的现代性。

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只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并引起精英层的反思，才能推动社会管理采取改良措施获得进步。对于国内来讲，我们需要文艺工作者真正深入生活，创造出更多类似《玩偶之家》这样经典的作品，切入到社会问题的深层病灶，从而凝聚改革共识推动社会进步。

其二是法律、道德和社会现实的冲突问题。

在《玩偶之家》第三幕中，娜拉曾对海尔茂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父亲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女儿给他省麻烦。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老婆想法子救他的姓名！我不信世界上有这样不讲理的法律。

在社会的发展中，生产力的发展往往是先导，当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时，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就会与社会现实产生矛盾。145年前的挪威，因为女性的经济能力有限，法律没有给她们进行信用授权，不允许她们未经丈夫签字就得到借款，这正是逼得娜拉伪造父亲签名的根本原因。

很明显这种法律既不道德也不人性化，更阻碍了社会发展中经济的正常运行。剧中娜拉从死亡线上救回丈夫后，8年之中一直正常还款，信用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而被海尔茂解雇的柯洛克斯泰，他犯下的错误跟娜拉一样，结果被贴上了撒谎、欺骗、道德败坏的标签，几乎被彻底毁掉了一生。

这部剧提醒我们缺乏深入调研而制定的法律、道德，很有可能会不利于社会良性运转，也提醒我们该怎么正确看待信用问题？

在当代中国，对信用问题的看法也有很多扭曲之处。金融机构为了规避风险，往往凭直觉认为谁钱多谁就有信用，于是总是试图给不差钱的人贷款，这样做的最坏的极端结果，就是造就许家印这种大骗子，千方百计把国民财富骗到手再转移。而一些真正有技术有实力真创业的个体，因为事业刚起步资金不足，结果只能去借高利贷创业，然后被债务压垮人财两空，典型的如刚刚跳楼去世的张先兵博士。

与信用真正关系紧密的，其实是借款和还款的过程，而不是原始资本的多少。金融要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支撑，其实最该做的是立法考察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过程信用，大数据的时代做好这件事其实并不难，可惜这件事没有顶层设计就很难推动。

其三是男女平等和家庭的深层矛盾问题。

娜拉作为一个美丽活泼自主性颇强的女性，她的自主性让她挽救了丈夫的生命，也保住了自己的三个孩子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她省吃俭用地还款而不告诉丈夫，面对阮克医生愿意为自己献出生命的爱情表白，她巧妙而且坚决地进行了拒绝，就是因为她对丈夫的爱是自主、自为而且忠诚的。易卜生塑造的娜拉，从外表到内心可谓秀外慧中，这是一个极品女性的代表。

相比娜拉，作为道德、法律标定的好男人海尔茂，虽然他正直、上进、勤勉，但也有心胸狭隘、虚伪做作、自私冷漠的一面。糟糠之妻娜拉陪着他从政府小职员、底层律师起步，伪造签名借款把他从死亡线上救回来，当他当上合资股份银行经理，立刻就开除老同学柯洛克斯泰，导致柯洛克斯泰绝地反击揭开真相，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娜拉看清了丈夫的真面目，娜拉美满的玩偶爱情之梦彻底破裂。

看清了海尔茂的本真面目，觉得自己只是父亲和丈夫的玩偶的娜拉，在爱情梦醒之后抛下了三个孩子，决然离家出走。在这场男女爱情的变奏中，双方其实都没有大错，错的是前两个世纪挪威法律、道德对男女平权的认定。

这部剧提醒我们，男女之间只有在经济地位、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才有可能基于相互欣赏诞生真正的爱情。易卜生可能没有想到，在他创作《玩偶之家》145年后的中国，男女对爱情的认知和忠诚，会同样因为法律和道德问题，形成和他的创作形成完全相反的局面：

“结婚16年3娃非亲生案”、“5·2大同“订婚强奸案”（女方处女膜完整）、“胖猫正常恋爱跳桥事件”“燕冬萍盛祖宝离婚事件（催生了俗语“燕冬萍的笑，潘金莲的药”）”…

大量的社会案例表明，我们也许在用法律和道德约束，把青年变成婚骗们的“玩偶”和“AYM”机，从而激化男女矛盾和撕裂社会共识！

另外这几天爆出的演员王星被绑架贩运事件，给各种实名制和反诈措施的实施效果揭开了能效不足的本相，当骗子可以精准诈骗，而普通人求助无门，背后的运行机制和黑恶土壤得不到有效揭露、遏制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管理者具备深刻洞察和有效治理的能力。

当下的中国，其实比145年前的挪威更需要易卜生这样的剧作家，更需要反映社会问题的深度创作。毕竟只有“揭出病苦”，才能“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切除掉病灶并推进社会问题解决，才是比讲空话吹牛皮更有力的正能量。